1月27日,阿富汗塔利班教育部正式發布公告,宣布在全國范圍內無限期禁止女性接受正規教育,這一決定將此前針對女性教育的臨時限制徹底轉為官方永久禁令,這意味著所有超過六年級的女孩及成年女性無法進入中學與大學就讀,徹底失去了繼續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
這一禁令自2022年塔利班重新掌控全國后不久開始實施,最初禁止女性進入大學,隨后進一步限制其參與職業工作,如今臨時措施正式成為永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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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塔利班第一次執政倒臺前的阿富汗,幾乎沒有女孩能上學,女性識字率僅為13%;而到2021年,隨著美軍推翻塔利班,已有250萬女孩進入小學,全國約950萬學生中,女性占比達40%,高等教育中女性占比更是達到30%,喀布爾大學的女性學生占比甚至高達50%。學校數量從2001年的約300所,激增到2021年的約16000所,教師人數從不足1萬增至20萬,其中女性教師占比約35%。
現在,歷史走了一個輪回,又回去了。
不是美軍不努力,選擇塔利班確實是“阿富汗人民的選擇”。美軍在阿富汗耗了20多年,損失大量士兵,耗費了超過20萬億美元,在阿富汗建現代教育,想把阿富汗帶入現代文明時代,但阿富汗人民拒絕了美國人帶給他們的“改變”。對美國人來講,繼續在阿富汗耗下去確實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花錢死人,還遭人恨。美國人最后選擇“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志”,離開阿富汗,一拍兩散也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所以,對阿富汗人來講,真正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阿富汗人如此冥頑不化,根子就在他們的伊斯蘭信仰。事實上,不光阿富汗,所有的伊斯蘭信仰國家都有發生“在阿富汗發生的事”的趨勢。只是由于外部世界變了,大環境在制約著穆斯林世界,他們才沒有迅速發生這種改變。
伊斯蘭是不是一個宗教?很多人認為是。但從本質上說,伊斯蘭或許不能說是一個宗教,或者說,“伊斯蘭不僅僅是宗教”。特朗普總統就說過,伊斯蘭更是一個“organization”(組織)而不是“religion”(宗教)。
基督教的創始人是耶穌。耶穌沒有建立自己的國家,耶穌沒有擔任過世俗上的國王,耶穌是生活在羅馬帝國的一介草民。這就注定了基督教的教義只能用“道德感化、道理說服”的辦法發展信眾,傳播福音。基督教教義無法對信徒進行“合法的暴力干涉”,教會只能以“自愿的、非暴力的”方式感召信徒皈依。對于信徒的脫教離教甚至叛教,教會也沒有“合法暴力”懲戒的依據,只能尊重對方的選擇,或者教會讓自己用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更有說服力的道理將退教的信徒重新感召回來。基督教會建立于羅馬帝國中,要守羅馬帝國的法律,當教會的律法與世俗的羅馬帝國法律相抵觸,教法要服從于國法,教會無法強迫異教徒,天然就是“政教分離”,就只能選擇“寬容異教信仰”。
佛教信仰在這方面跟基督教也是一樣。佛陀出家的時候早就脫離了王子的身份,手上沒有任何世俗權力。這就決定了佛教也只能用“道德感化、道理說服”的辦法發展信眾,無法對信徒進行“合法的暴力干涉”。佛教的教法也要服從于國法,教會無法強迫異教徒,天然就是“政教分離”,就只能選擇“寬容異教信仰”。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的張角以及割據漢中的張魯都曾試圖建立過“政教合一”的道教政權,但最終都沒有成功。在我國漫長的秦制帝國時期,一切宗教都必須匍匐在世俗政權下,道教也不例外。所以誕生于中華帝國的道教,也只能是“政教分離”,不能強迫世俗子民信仰道教,在皇權的約束下也不敢歧視異教徒,無法做到“用暴力懲罰脫離道教信仰的人”。
伊斯蘭跟以上宗教有著根本的區別。
伊斯蘭的建立者穆罕默德跟耶穌基督、佛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創教又建國”。在穆罕穆德所創建的這個“政教合一”體制里,教法就是國法。
基督教和佛教的創教者沒有建立國家,沒有治國經驗,只能在道德教化上“加強建設”,更強調道德感化;而在伊斯蘭國家,伊斯蘭教可以用暴力強迫人民信仰伊斯蘭,用暴力懲戒異教徒、叛教者。可以對內部的信眾和外部的異教徒使用“合法暴力”是伊斯蘭的特色。這就是伊斯蘭的教義看起來非常具有暴力性、侵略性的根本原因。
同樣是由于 基督教和佛教的創教者沒有建立國家,沒有治國經驗,只能在道德教化上“加強建設”,更強調道德感化,佛教和基督教對信徒的世俗生活干涉不多,且干涉到世俗生活的戒律并無“強制懲戒措施”作為保障,對社會的管制不會那么“死板”,社會寬容度較高,充滿活力;而伊斯蘭教是“政教合一”體制,執政者日常生活中除了要負責宗教事務,還要對治國層面的民事、刑事法律進行“必需的規范”,這就導致《古蘭經》及“圣訓”對社會的管制擴散到方方面面,事無巨細,穆斯林的一舉一動都處于教義的“約束和指導”之下,這樣的社會必然會走向僵化,裹足不前,一潭死水。
事實上,哪怕在伊斯蘭最強盛、最開明的時期,伊斯蘭世界對人類的貢獻也幾乎沒有“原創性發明”。阿拉伯數字其實是印度人發明的,不過是被阿拉伯人傳揚光大罷了;對啟發文藝復興、開啟現代文明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的“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僅僅看名字就知道,這是阿拉伯人在翻譯古希臘、古羅馬、古印度的經典,而不是阿拉伯人原創了什么貢獻。
伊斯蘭世界跟秦制帝國有相似之處,伊斯蘭政體的強大也不是因為能“促進創新”,而是用嚴密的無孔不入的社會管控在犧牲社會創造力的同時大大加強了社會的組織能力。在增強國家戰斗力方面,技術革新和加強社會組織能力都可以實現,但由于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漫長人類歷史時期中,人類社會的創新幾乎是停滯的,所以通過“加強社會組織能力”來實現讓國家強大比“促進技術革新”更立竿見影,伊斯蘭因此憑借強大的社會管控能力而獲得了強大的高效調動社會人力物力資源的組織能力,進而獲得強大的戰斗力,在相當長時間內實現了“伊斯蘭擴張”。
伊斯蘭的落后和對社會的禁錮遠強于秦制。秦制帝國中的女人可以接受教育,21世紀的阿富汗伊斯蘭社會剝奪了女人受教育的權利;秦制帝國能剪掉辮子放開裹腳,21世紀的伊斯蘭世界連女人的頭巾都掀不掉。
伊斯蘭擴張帶著鮮明的“中世紀烙印”,而且是一個社會在方方面面被“鎖死”的烙印。可以這樣說:任何社會,只要有了伊斯蘭元素,伊斯蘭元素就一定會擴張;伊斯蘭社會一定會自動尋求歸回“政教合一體制”,在所控制區域內“凈化”伊斯蘭信仰,對異教徒“排他”,不允許教徒“退教”,實行“沙利亞法”;隨著伊斯蘭社群越來越強大,一定會撕掉本來由于“強大的外部世界”的影響而不得不戴上的“溫和伊斯蘭”面紗,自動演變成“激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當伊斯蘭居于支配地位,現代科技、現代文明的發展一定會停滯、之后一定會倒退,直到社會的文明和科技水平退回到“讓伊斯蘭顯得最先進”的中世紀水平。最終就是人類的滅亡。因為如果科技不進步,大自然一顆小行星撞地球都能毀滅人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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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信仰是邪惡的。所謂文明社會的寬容和多元化,其實有一個底線,就是“那些被寬容的多元文化不應該是危害于人的”,否則,那種文化沒資格被寬容。
“我弱我有理”是不對的。事實上,優勝劣汰是自然規律。各群體表現出強弱,恰恰是大自然已經天然替人類做出了選擇:強大的群體肯定是因為做對了什么,混成弱勢群體的往往是因為他們做錯了什么。像伊斯蘭世界普遍落后,如果你了解伊斯蘭的前世今生,你會發現他們落后、變成弱勢群體,恰恰是“老天開眼”,那都是他們該得的;如果他們這樣都能強大,那才是蒼天無眼。
你用慈悲看天下,天下皆是可憐人;你用因果看天下,天下無一可憐人。
對包括穆斯林群體在內的弱勢群體的關懷,應該從根子上改變“造成其成為弱勢群體的原因”,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因果”,讓對方真正強大起來、文明起來;如果僅僅是改善其生活條件,而不從根本上“斬斷因果”,這種做法其實是“企圖逆天改命干涉別人的因果”,是會遭到報應的。
人類對伊斯蘭的本質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人類文明要發展就必須得拿出“正確對待伊斯蘭”的針對性的行動,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事實上,以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為首的伊斯蘭開明主義者早就意識到“伊斯蘭的落后根子”,掀起改革,本來這種改革能夠席卷伊斯蘭世界,為伊斯蘭帶來新生,但伊斯蘭改革被后來泛濫的“白左圣母”思潮硬生生打斷,當“我弱我有理”、“再爛也能活”,而改革又往往是痛苦的,誰還愿意改革?所以,從這個角度講,看似對伊斯蘭友好、關懷、包容的“白左圣母”們才是真正把伊斯蘭坑慘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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