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演過50多次周總理，卻被人說長得不像

1975年秋天，在大連話劇團的一間排練廳里，一個名叫孫維民的演員，正對著鏡子一遍又一遍地練習走路、轉身和微笑。有人從門口路過，扔下一句半玩笑的話：“你呀，長得一點也不像周總理。”他愣了幾秒，笑了笑，沒有回嘴，又低頭繼續推敲動作。誰也沒想到，此后幾十年，他會在熒屏上演了50多次周恩來，卻始終繞不開那句評價——“不像”。

那一年，距離周恩來逝世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全國還沉浸在悲痛之中。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在北京逝世，這位為新中國建設操勞一生的政壇巨人離開后，哀慟之聲從北到南，從機關到鄉村，幾乎無處不在。很多人都說，從那一天起，再也看不到那張溫和又堅定的面孔了。

有意思的是，沒過多久，“再也看不到”的感慨，很快在銀幕上找到了另一種寄托。鏡頭里的那個人不是周恩來，卻要努力讓觀眾相信——他“就是”周恩來。難度可想而知。

有觀眾說：這哪里是在演戲，這是在替千千萬萬普通人，重新看一眼他們心里的總理。

一、從王鐵成到劉勁：周總理走進銀幕

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領袖形象在熒幕上極為嚴肅，能出現在故事片里的，更是屈指可數。真正意義上在大銀幕上塑造周恩來形象，要從1978年說起。

這一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大河奔流》上映，故事背景放在抗日戰爭時期，講的是共產黨人領導黃泛區人民對抗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歷。片中出現了周恩來，這在當時的觀眾眼里，并不是一個普通人物，而是一種特殊的情感寄托。

扮演周恩來的，是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王鐵成。他本身氣質沉穩，舉止溫文爾雅，戴上眼鏡，換上中山裝，配合化妝之后，很多觀眾在電影院里忍不住握緊座椅扶手——那種熟悉感一下就涌了上來。有人邊看邊抹眼淚，心里只剩一句話：“太像了。”

后來王鐵成又在《李四光》《西安事變》《金陵之夜》等影片中多次出演周恩來。他出場時的神態、說話時的分寸，甚至抬手、點頭的小動作，都刻意克制張揚，追求的是“像”，更是“準”。在那個錄像資料還不算豐富的年代，要想抓住人物神韻，靠的是一點一點揣摩，一點一點琢磨。

在拍攝電影《周恩來》時，有一場戲是病重的周總理走進人民大會堂。鏡頭里的王鐵成，身形微微佝僂，步伐緩慢卻仍舊穩健，臉色明顯蒼白，卻仍維持著周到禮貌的微笑。現場參與拍攝的群眾演員，看著他一步一步走進大廳，忍不住自發鼓掌，有人悄悄抹淚，那一刻已經分不清是在看一場戲，還是在送一個人。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電視機走進更多家庭，熒屏上的周恩來形象也逐漸多起來。1996年，電視劇《遵義會議》播出，一個新面孔出現在觀眾視野中——劉勁。他在劇中演長征時期的周恩來，不少觀眾注意到，他的眉眼和嘴角，隱約有幾分相似，尤其是低頭沉思的鏡頭，甚至讓人心頭一震。

劉勁很快成為“特型演員”隊伍中的重要一員。從青年周恩來，到中年周恩來，他在多部作品中接連出演。1999年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中，他已經36歲，卻挑戰出演中年時期的總理形象，這對一個演員來說，是責任，也是壓力。

為了更貼近周恩來，他做過一些外人聽起來有些“較真”的事。比如注意到周總理耳垂偏長，他就每天用手輕輕拉扯自己的耳垂，希望能夠在外形上再靠近一點。時間久了，效果很難量化，但那種認真勁兒，卻讓同劇組的人都看在眼里。有時候大家打趣他，他也只是笑笑，不做辯解。

值得一提的是，那幾年在熒屏上成名的“領袖特型演員”，幾乎都是成雙成對地被記住。扮演毛澤東的唐國強，和演周恩來的劉勁，經常搭檔出現在同一部作品里面，漸漸在觀眾心中形成某種固定組合，觀眾一看見兩人同框，就知道劇情來到了關鍵時刻。

在觀眾印象中，王鐵成、劉勁這樣外形接近、神態逼真的演員，似乎更“夠格”演周恩來。正因為如此，后來有一個演員站上舞臺時，從一開始就被打了一個不小的問號——這人既不特別像，又不特別年輕，到底行不行？

二、1955年的孩子，怎么走到“周恩來”身邊

這個被質疑的人，就是孫維民。

1955年，新中國成立六周年前夕，他出生在東北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兄妹五人，他排在老三。家中規矩很多，吃飯時要等長輩動筷子，孩子才可以動；在外面鬧了矛盾，哪怕吃了虧，回家父親也不會簡單偏袒兒子，而是先問一句：“是不是你哪做得不對？”來客人時，孩子必須起身招呼，話不多，卻要禮貌得體。

這種從小形成的家風，看起來普通，往深里想，卻和“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準則有幾分相近。成年以后，很多熟悉他的人回憶，說他身上那種安靜、克制、講規矩的勁兒，很像人們印象里的周總理。

1968年，鐵道兵文工團在全國范圍內招收文藝兵。那時他還十幾歲，正是精力充沛的年紀，因為小時候學過舞蹈，有一定基礎，他順利通過考試，成為文工團的一員。訓練生活談不上輕松，每天排練、上課、演出，幾乎沒什么閑暇，但他倒是適應得很好，不急不躁，一步一步打底子。

1975年，他從部隊轉業，進入大連話劇團，開始接觸專業話劇演出。舞臺上的角色種類繁多，他也演過革命烈士、基層干部等人物，其中就包括彭雪楓這樣的將領形象。不過那時候，他還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頻繁與“周恩來”這個名字聯系在一起。

轉折出現在1989年。那一年，大連話劇團準備排演一部名為《使命》的話劇，其中有周總理的角色。團里安排了三個候選人：A角是外請的專業演員，經驗豐富；B角是團里的老前輩，舞臺功底扎實；孫維民，只能排在C角的位置。

他自己也明白這個排序意味著什么，心里沒抱多大指望。但說不在乎，那是假的。聽到有機會接觸周恩來這個角色，他私下對同事說了一句：“能有機會排練都覺得值。”眼里明顯亮了幾分。

從那之后，他開始翻看能找到的資料，聽錄音，看影像，對著鏡子揣摩說話的語氣和停頓。他知道王鐵成、黃凱等前輩已經把人物塑造得很出色，所以不敢照搬，只能先從基本動作一點點練起。排練廳里燈光暗下來，他還常常一個人站在那兒走位，反復練習。

他心里也明白一個現實：A角、B角都在，輪到自己登臺的可能性很小。可他沒有停下。晚上別人散場回家，他還會自己再對一遍臺詞。那種狀態，有點像是在為一個“很可能輪不到自己”的機會做準備，難免帶著幾分忐忑，也帶著一股悶勁。

真正的機會來得很突然。一次合成排練前，劇團接到通知，原定的A角專業演員臨時有事來不了；緊接著，B角那位老前輩因為身體不適住院。團長愣了一下，轉頭沖孫維民說：“你走一遍試試。”

那一刻，他只“嗯”了一聲，心跳卻明顯加快。好在這些日子沒白練，站上排練場，他很快進入狀態，將臺詞、身段全部串起來。團長看完之后，沉默了一會兒，緩緩點頭：“沒想到，行啊，那明天就你。”

第二天晚上，他第一次以“周恩來”的形象出現在話劇舞臺上。燈光打下來，他能感覺到自己的肩膀有些僵硬，手勢也不夠自然，可整場演出下來，觀眾的反應還不錯，謝幕時掌聲很熱烈。那是他與“周總理”的第一次正面“相遇”。

當時誰也沒想到，這一“相遇”，會延續幾十年。

三、“不像”的質疑，是怎么一點點扛下來的

舞臺上的第一次嘗試之后，影視圈很快注意到這個能穩住場子的演員。1995年，電視劇《七戰七捷》開拍，講的是解放戰爭時期七次戰役的過程，孫維民在片中第一次以周恩來形象出現在電視畫面里。那一年，他已經四十歲，算不上年輕。

接下來的幾年，他陸續在《少奇同志》《大進軍：席卷大西南》《陳云在1949》等劇中飾演周恩來，戲份多起來，關注度也跟著上來。正是在這個階段，各種評價也伴隨而至。

有觀眾直截了當地說：“和王鐵成、劉勁比，樣子差得遠。”還有人評價：“五官并不像啊。”這樣的聲音不算少，傳到他耳朵里，肯定不好受。畢竟演員的臉，是躲不開的話題。

悄悄對照一下，他和周恩來在外形上確實存在差距。臉型、眼睛、鼻梁，都算不上“神似”。相比之下，他身上最接近周總理的反倒是兩個淺淺的酒窩。周恩來笑起來時，面部線條柔和，酒窩略微顯露，給人一種親和又不好輕易冒犯的感覺。孫維民在鏡頭中笑起來，也有相似的痕跡，只是整體輪廓還是他自己。

面對這些爭議，他沒有公開辯解。有人在片場半開玩笑地問他：“老孫，你自己覺得像嗎？”他反問了一句：“你覺得像不像？”對方愣了一下，說：“氣質有點像。”他笑了笑：“那就往這方面多努力吧。”

從那時起，他更加注重“氣質”的重塑。拍攝以建國初期為背景的作品時，他會仔細觀察周總理在公開場合的舉止——握手的力度，轉頭的速度，坐下時雙手放置的位置；拍到新中國建設關鍵階段時，他又重點琢磨周總理在會議上如何聽匯報，如何插話，如何示意對方繼續說。這些看上去都是小細節，卻正是人物“神韻”的來源。

他接觸的劇本越來越多，從建國前的統戰工作，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外交活動，再到晚年身體每況愈下仍堅持工作的情景，每一段都需要他調整狀態。他自己說：“同一個人，不同階段，心態完全不一樣。”這話聽上去很平實，做起來卻挺難。

在電視劇《海棠依舊》中，他從建國初期的周總理，一直演到總理重病臥床。時間跨度近三十年，人物年齡、身體狀態、心境變化都要表現出來。為此，他特意看了大量歷史文獻和紀錄片，順著時間線梳理周總理在各個階段所面對的任務和壓力。很多場戲拍完，他自己在一旁沉默很久，一時走不出情緒。

這一角色讓他收獲了更多關注，也為后續的創作打下基礎。在《外交風云》中，他演的是在復雜國際局勢中運籌帷幄的周恩來，最終憑借這個角色，獲得“第29屆華鼎獎中國當代題材電視劇最佳男演員”；在《五星紅旗迎風飄揚2》中，他又以新中國建設時期的周總理形象，拿下“第29屆電視劇飛天獎優秀男演員獎”。這些榮譽，掛在他名字下面的同時，其實也映照著觀眾對周恩來那份不變的敬意。

即便如此，關于“像不像”的爭論從未完全消失。有人堅持外貌第一，有人看重神態和氣質，也有人干脆說：“只要能演出那種為國家操勞的勁兒，長得像不像倒是其次。”

有意思的是，他和周恩來之間，還有一個頗為巧合的“緣分”。眾所周知，周恩來和鄧穎超一生沒有親生子女，他們的養女是孫炳文與任銳的女兒，名叫孫維世。很多年里，周總理對這個女兒疼愛有加。恰巧，“孫維民”和“孫維世”這兩個名字，看上去就像一個時代里相互呼應的兩個剪影。有人提起這個巧合，他只是笑笑：“名字只是巧合，關鍵是在工作上不能丟人。”

從1995年到今天，他已經在大小屏幕上出演了50多次周恩來。數字背后，是一次次走上片場前的小心翼翼。他曾說過一句話：“自己只是個演員，夠不上周總理那樣的高度，只能在生活和工作里，盡量把差距縮小一點。”

說到“縮小差距”，他不是泛泛而談，而是落在每天的細節上。《海棠依舊》里有一段，周總理因工作繁忙，總是走路很快，身邊工作人員小跑著才能跟上。為了演好這個狀態，他刻意調整自己的步伐和節奏。戲拍完后，這個習慣竟然延續到生活中，走在路上，他總是不自覺加快腳步。

久而久之，他開始意識到，一旦在觀眾心中與“周恩來”這個名字捆綁在一起，自己的一言一行就會被放大。有一次，他在公交車上讓座給一位老人，老人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低聲說了一句：“演周總理的演員，就該這樣。”他聽完后，只是點頭笑笑。事后他對身邊的人說：“越是這樣，越不能出差錯。”

拍戲時，他也常為一些細節較真。比如在片場吃盒飯，他看到有年輕演員吃兩口就扔掉，心里就不舒服，腦海里浮現的是那些補丁累累的舊衣服，和節約糧食的要求。有一次，他忍不住走過去說：“孩子，你要是不餓，不吃也行，但別這么浪費。”語氣不重，卻帶著認真。幾次下來，大家也懂了他的“脾氣”，慢慢開始自覺，浪費的情況明顯少了。

在很多人的記憶里，他最鮮明的標簽不是“孫維民”三個字，而是“周總理”。有人在街頭認出他，直接叫：“總理好！”他往往先愣一下，然后趕緊擺手：“我只是演員。”這種錯位感，說輕松，也不輕松。可他明白，這種認錯背后，是觀眾對那位歷史人物的深情。

四、他不只是“周恩來”：偉人角色背后的選擇

雖然在觀眾心中，他和“周恩來”幾乎畫上等號，但翻開他的作品表，會發現他塑造的偉人形象遠不止一個。

在影視作品《魯迅與許廣平》中，他出演的是魯迅。胡子、眼鏡、棉布長衫，形象和周總理完全不同。有人問他：“演魯迅和演周總理，感覺一樣嗎？”他想了想，說：“不一樣也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很直觀。演周恩來，他有前輩演員的表演可以參考，還有大量的影像資料，講話語速、語調高低，都有清晰的記錄；到了魯迅這里，能利用的主要是照片和文字描述，影像資料極少，很多細節需要根據資料進行合理想象。甚至連走路的姿態、說話時的眼神，他都只能從照片中的神情里推斷，再結合魯迅的性格來決定。

一樣的地方在于，這些人都有強烈的愛國情懷，都在動蕩年代里做出了艱難選擇，內心有一團極其堅硬的火。演他們，不能只靠外形，需要把那種“硬度”表現出來，又不能演成一個“板著臉的符號”，分寸很重要。

除了周恩來和魯迅，他還演過孫中山、廖仲愷、張學良、張治中等人物。每一個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復雜的歷史，也都帶著不同的爭議和評價。他在塑造這些人物的時候，并沒有刻意擺出“偉人”的架子，而是更多關注他們在具體事件中的選擇，比如如何處理親情與大義的矛盾，怎樣在大局與個人之間取舍。

有媒體問他：“演了這么多偉人，會不會走到哪都不自覺端著？”他笑著回答：“端不住，生活里還是得做普通人。”這種回答看似輕松，實際上透露出一種刻意保持的距離感——演繹歷史人物，是工作；如何做人，則是另一回事。他多次提到，自己只是“有幸在鏡頭前和他們相遇”，不能把這種“相遇”當成居高臨下的資本。

幾年下來，他對觀眾的期待也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他曾說過一句頗為直接的話：“人民群眾需要高質量的精神食糧，好作品不夠的時候，那些只靠臉吃飯的東西就會占地方。”這句話說得不客氣，但多少戳中了現實。他希望演員不僅會演戲，更得有文化底子、有責任感，這樣塑造出來的角色和作品，才不會在時間面前輕易褪色。

從1989年在話劇舞臺上以C角的身份悄然登場，到1995年第一次在電視劇中演周恩來，再到此后幾十年間在不同作品里反復塑造這一形象，孫維民始終在一個看似狹窄的領域里深挖。他繞不過“長得不像”的質疑，也沒法改變觀眾對外形的直觀判斷，但他能做的，是在一次次表演中，讓越來越多的人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周恩來的形象，既可以是外貌的相似，也可以是氣質和精神的傳遞。

屏幕上的他，只是把那種精神盡力呈現出來。至于像不像，最終還是要交給觀眾去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