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俏：破解“低價格-低利潤-低收入”循環，提升居民消費丨北大光華新年論壇

2026年1月17日，第二十七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行，本屆論壇主題為“內需主導，聚力增長，開啟‘十五五’新征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系教授劉俏以《如何提升居民消費》為題發表主旨演講。

劉俏深入解析了“中國居民消費率之謎”：我國居民消費的GDP占比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但人均實物消費量卻遠超全球平均，部分商品甚至超過美日。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低價格與消費結構失衡，強大產能引發的激烈競爭導致產品低價低利潤，進而限制居民收入增長，形成結構性循環。他強調，提振消費的政策應真正作用于居民內生消費決策，將“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緊密結合。他建議，政策應優化GDP核算導向，增加居民收入與消費率考核指標；通過分配制度改革、財產性收入提升、新型城鎮化等舉措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提升消費支持力度；推動企業從“規模擴張”轉向“創新驅動”，結合出海戰略改善盈利與分配。同時，他以電子消費券為例，強調應包容消費領域創新實踐，以系統性改革激活居民消費內生動力，為經濟增長注入持久動能。

一

中國居民消費率之謎

評估中國消費的現狀，一個直觀矛盾在于數據與實物消費存在的“溫差”：按照價值量計算，我國居民消費率占比僅為40%左右，比發達國家平均低近20個百分點；但若觀察實物消費量，情況則大不相同。美銀證券近期的一項研究為此提供了注腳：在人均蛋白質攝取量上，中國已超過美國與日本，達到美國的1.06倍，顯著高于全球均值；人均蔬菜消費量更是達到美國的3倍。從“物”的層面，我國人均實物量的消費遠超全球平均。

這正是“中國居民消費率”之謎：以價值量計算的居民消費明顯低于以實物量計算的居民消費。這一反差，不禁令人思考：中國居民消費率是否被低估了？ 解開此謎題的關鍵，在于理解其背后的低價格以及消費結構特征。

第一，低價格。食品餐飲、服務消費、公共消費乃至電動汽車等消費品價格，僅為美國三分之一。消費實物量可觀，但價格因素導致居民消費率未能完整反映真實消費情況。

第二，消費結構。服務消費占比較低，餐飲、交通、教育、醫療、文化娛樂等開支占比遠低于美日等發達國家，甚至低于全球平均值。

二、

打破低價格、低利潤、低收入的

結構性循環

低價格的形成源于強大的產能基礎：我國生產了全球65%的電動汽車、70%的手機、85%的空調壓縮機、55%的重工業造船噸位數，農產品領域更占據全球60%的魚子醬、80%的松露產量。強大產能將供需關系向需求方傾斜，帶來了低價可能。

但低價格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擴大內需與高質量發展是否有價值？當前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達30%，遠超美國；按現有增速，制造業年增速將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兩個百分點（與近年我國GDP增速的相對優勢相符），到2050年占比將逼近50%。——在逆全球化盛行、我國經濟亟需實現投資與消費再平衡的大背景下，此種場景出現的概率極小。在此背景下，經濟增長的有效需求從何而來？破解這一困局，關鍵在于制造業的結構優化，推動制造業向高端升級，打造品牌大國與制造強國，實現商品的質量與品牌溢價，這是制造業未來的核心發展方向。

近期有文章對比中美制造業等核心領域勞動生產率與工資：以鋼鐵行業為例，中國煉鋼工人人均煉鋼噸位數是美國的3.25倍，人均增加值按貨幣量計算達美國的1.2倍，但人均工資僅為美國的六分之一。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美國，然而人均工資卻處于較低水平。要真正撬動內需、提振居民消費，關鍵在于打破“產品低價格—企業低利潤—勞動者低收入”的結構性循環。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破題關鍵。統籌實物量價值創造與名義量價值實現，將“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深度融合，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與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及內需提升提供框架思路。

三

改變居民內生消費決策的政策措施

政策要對消費產生長期作用，關鍵在于能否真正觸動居民內生的消費意愿與決策邏輯。倘若將居民消費視作一個函數，那么其最核心的變量有兩個：一是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即每增加一元收入，愿意用于消費的比例，這直接體現為消費意愿；二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這構成了消費能力的基礎。當前及未來的政策設計，應緊緊圍繞這兩大變量精準施策、持續發力，才能從根源上直接而有效地推動消費提升。

（一）優化GDP核算方法，增加居民收入與居民消費率指標

當前投資低效、產能過剩、行業內卷等問題，與重復投資建設密切相關，根源是GDP導向的政績錦標賽。未來可在地方政府層面，將GDP核算從生產法改為收入法，以勞動者報酬、企業盈利為核心核算指標并公開數據。這一調整能引導地方政府更關注居民收入與企業效益，而非單純生產規模，作為導向性變革，可正向推動居民收入提升與邊際消費傾向改善，踐行投資于人、以民為本的發展理念。

（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多路徑拓寬增收渠道

2024年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僅為43%，拓寬增收渠道可從多方面著手。一是穩增長（包括名義增長），實施居民增收計劃，增加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強化財政轉移支付的惠民生導向、做好兜底的同時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二是提升財產性收入占比。美國財產性收入占比達16%-17%，我國僅為4%，若提升至美國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將增加12-13個百分點，內需格局將發生根本性轉變。具體舉措包括完善農村“三權”市場化退出機制，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優化資本市場回報機制，提升上市公司質量，為投資者提供穩定收益等。三是促進城鄉融合、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提升居民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城鄉融合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既能提升新市民與農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也能顯著改善其邊際消費傾向。一方面，讓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并享受均等公共服務，可提升其人力資本，夯實長期增收基礎；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城市靈活就業人員獲得戶籍與均等公共服務后，消費意愿可提升28%。我國目前約有2.55億無戶籍城市靈活就業人員，若實現上述目標，新增消費規模將超1萬億元。

（三）以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增加消費支持力度

一方面，通過適度擴大規范、透明的國債發行規模來置換部分政府隱性債務，我國可在不改變公共部門整體償債責任邊界的前提下，實現“以明換暗、以長換短、以低換高”的風險重組，從而有效控制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另一方面，部分已推出的“投資于人”政策仍規模偏小，難以真正起到提振消費的作用。以育兒補貼為例，目前我國向擁有3周歲以下幼兒的家庭發放每月每孩300元補貼，相較于育兒成本仍較低，若能增加到每月1800元，一年大約需要投入5000億元，如果全部轉為消費，居民消費率將提升1個百分點，拉動0.5-0.6個百分點的GDP增長。

（四）以結構性貨幣政策加大對居民消費支持力度

當前商業銀行凈息差處于歷史低位，大規模降準降息空間有限。但結構性貨幣政策可發揮更大作用，如對服務消費領域實施結構性降息，助力修復居民資產負債表；若存量住房貸款利率下降0.5個百分點，每年可減少居民利息支出1872億元，間接提升消費能力。中小微企業吸納了80%的就業且貼近消費終端，通過結構性政策降低其融資成本，既能穩定就業，又能間接修復居民資產負債表，助力經濟良性內循環。

（五）長效破局，更大力度推動反內卷與企業大出海

自反內卷政策實施以來，生產價格指數降幅持續收窄，推動企業從規模擴張、低價競爭，轉向質量提升、效率優先、創新驅動。企業利潤改善后，可將更多資源投入技術研發與勞動者報酬提升，長遠形成“合理價格-適度利潤-穩步增收”的良性格局。

企業出海的底層邏輯與此一致，可有效對沖國內內卷的利潤擠壓，為價格提升與勞動者增收創造空間。當前中國企業海外收入占比已升至16%左右，出海價值主張發生深刻轉變：從簡單產品出口轉向全價值鏈布局，從規模擴張轉向價值創造與管理升級，向綠色、數字化、可持續發展轉型，從“走出去”的交易思維轉向“走進去”的當地投資思維。這一轉變強化了中國企業全球競爭力，為打破低價循環、優化微觀經濟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撐。

（六）采取創新性措施促進房地產行業企穩回升，穩定消費信心

房地產市場與居民消費信心密切相關，推動房地產企穩回升對改善邊際消費傾向至關重要。需出臺堅決的改革舉措與創新實踐，例如成立國家級母基金，加上市場機構的參與和金融機構提供的融資，直接參與租賃住房建設，或者收購存量商品房，或者新建住房，將其更新為租賃住房，培育成熟之后通過公募REITs或機構間REITs退出，形成“開發（購買）→培育→退出→開發”的投融資閉環。這些舉措既能緩解房地產供需結構性錯配、穩定短期房價，長遠也將改變中國房地產格局。

美國房地產對GDP貢獻達16%，其中僅5%來自投資，11%來自消費（住房消費+房租）。我國當前房地產對GDP貢獻約為6.3%，若釋放同等規模住房消費潛力，貢獻度將升至12%-13%。可見，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房地產仍是關鍵節點行業，其關聯的居民財富既影響邊際消費傾向，也關乎居民可支配收入。

總之，我國已邁入建設消費強國的關鍵階段，深入剖析消費不振的底層原因，才能制定精準政策、推動有效商業創新，最終助力中國經濟長遠高質量發展。

來源|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排版| 李珅

編輯 |王小雅

審閱| 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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