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元年(1644年)4月,順治帝拜多爾袞為大將軍,令其率軍南下,入關與大順及南明政權爭奪天下。
一個月之后,多爾袞就率軍進入山海關,并與吳三桂一起將李自成趕出北京。
9月,清朝遷都北京,并迅速展開軍事行動,對李自成起義軍和南明同時發起攻擊。
1645年5月,在多爾袞的指揮下,清軍取得了空前勝利,大順失去了所有根據地,李自成還在九宮山被殺,余部群龍無首,不足為慮。
同月,多鐸統帥清軍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政權頃刻間就土崩瓦解,原本擁兵自重的江北四鎮和左夢庚部先后投降清朝。
大順和南明的覆滅,對漢族官紳士民的震撼很大,他們原本還做著偏安南方的美夢,卻被八旗鐵騎無情擊碎。
多爾袞認為,清軍已經基本擊潰了漢族抵抗力量,接下來只需要稍加招撫,就可不戰而勝,奪取全天下了。
然而,多爾袞誤判了形勢,驕狂地以為天下已定,作為征服者的嘴臉便開始暴露,很快就頒布了一系列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這些政策不但遲滯了清朝統一全國的步伐,而且給華夏帶來了難以磨滅的災難,影響至今尚存。
總計而言,多爾袞給華夏帶來的災難,主要有四條,每一條都殘酷而苛刻:
第一,剃發易服
1645年清軍進入江南時,多爾袞正式頒布剃發令:
全國官民,京城內外限十日,直隸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發。
多爾袞勒令全國軍民在10天內剃發,只留一根辮子,叫“金錢鼠尾”式,同時頒布易服令,讓百姓放棄明朝傳統服飾,改著滿族特色的馬蹄箭袖服飾。
為了將剃發令貫徹下去,清軍強迫百姓剃發,還說什么“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不剃發就只能是死路一條。
剃發之事在現在看來沒什么,但古人可不這么認為,因為它是從文化根基上對漢人進行摧殘,將廣大漢人變成滿清統治者的奴隸和附庸。
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非常重視毛發和服飾,比如《孝經》就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如果任意剃掉毛發,會被認為是不孝,明朝更是規定:百姓禁止剃頭,禁穿胡服,禁行胡俗。
多爾袞要求漢人剃發易服,實則是為了從精神上打垮漢族,將漢人都滿族化,從而鞏固滿人的統治根基。
事實上,剃發易服政策不是多爾袞的原創,滿人的祖先金人在統治北方期間,就曾要求漢人剃發易服,以此作為歸順的標志,當時金國皇帝曾下令說:
禁民漢服,及削發不如式者,死!
后金建立后,也將剃發作為歸順的標志,這一政策被延續下來,凡是投降后金或清朝的漢人,都被要求剃發,比如吳三桂在投降多爾袞時,多爾袞就明確提出,只有吳三桂剃發,他才會出兵相助。
可見,剃發令在滿清是有傳統的,但早期僅針對投降的漢族官員將領,像多爾袞這樣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推行,還是頭一遭。
剃發易服令頒布之后,遭到了漢人的集體抵制,漢人認為,自己一旦剃發易服,有違傳統,還會變成可恥的背叛者和投降者,不但在漢人面前抬不起頭,還會被滿人肆意凌辱和奴役。
但是,清軍卻將那些不愿意剃發的漢人殺掉,漢人便組織武裝反抗,結果遭到無情鎮壓,比如著名的江陰八十一日和嘉定三屠,就是清軍為了推行剃發令而實施的大屠殺。
最終,在清軍的屠刀之下,漢人被迫剃發易服,成為了清朝的子民,但漢民族是頑強的,沒有被這一政策打垮,滿人想要同化漢人,卻因為只是少數,結果反被漢人給同化了。
不過,剃發易服依然給漢人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給漢人強行注入了“奴性基因”,直到400多年后的今天都沒有完全消散,在某些人身上還能看得到。
第二,占房圈地
清朝起初住在關外,那里土地貧瘠,物產也不豐富,所以生活很艱辛。
因為這一緣故,滿清統治者對關內的富庶很眼紅,早在皇太極時期,就多次率軍入關到畿輔和山東等地搶奪人口和財物,以彌補自身不足。
清朝入關之后,為了鞏固統治根基,也為了瓜分勝利果實,從而滿足八旗生活所需,對將士們進行激勵,便開始占房圈地。
首先,清軍進入北京后,將北京內城的百姓全部趕走,八旗子弟則住到內城,將百姓的房屋、財產和商鋪霸占。
當時,被趕走的百姓多達幾十萬,八旗進入內城后,按照區域劃分分別入駐,各王公貴族更是大興土木,建造府邸,即便是普通八旗子弟,也能分得房屋。
雖然漢人在搬走時,得了一些搬家費,但與損失的財產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他們的生活因此陷入絕境,只能以乞討為生,甚至有許多人餓死。
隨著進入關內的滿人越來越多,北京內城已經無法容納了,多爾袞便下令在北京周邊占房,又有大量百姓被驅逐,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當時,京城周邊并不太平,時常有土匪,野獸也很多,那些被趕走的百姓將面對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有了房屋居住,八旗也不過是站穩腳跟而已,想要過得更好,還需要土地,以及幫他們種地的農民。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多爾袞以明末戰亂造成大量土地無主為由,派專人在京城附近三五百里內的順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間等府進行圈地,一共占地19萬多頃;另外,駐防外地的八旗還在山東、山西、陜西、江蘇、寧夏等地進行了圈地,又有大量土地被占,據說當時有個親王被北方數省圈走了300萬畝土地,規模大得驚人。
那么,清軍是怎么圈地的呢?
當時,多爾袞下旨戶部,讓戶部給八旗騎兵發放繩索,然后在廣闊的田野上奔跑,馬蹄、繩索所到之處,便成為八旗貴族的領地,被稱之為“跑馬圈地”。
為了盡可能多地圈地,八旗貴族之間還展開了競賽,甚至因為圈地而爆發矛盾,比如鑲黃旗和正白旗之間的“圈換旗地之爭”,就在康熙初期造成了政治動蕩,導致眾多貴族和官員被殺或貶黜。
清軍圈走的土地,對外宣稱是無主之地,實際上絕大多數是百姓的有主之地,可憐百姓們不但失去了土地,其本人還成為了八旗貴族的農奴,種地的產出大多交給八旗貴族,自己則只能分得極少量的糧食糊口。
占房圈地給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他們失去了房屋、土地、財產,更失去了人生自由,受到這一政策波及的百姓達到百萬人之多,這些人陷入絕望之后,有些人選擇自殺,有些人則南下加入反清復明組織,但更多人死在了逃亡路上。
清軍的無恥行為,對華夏農耕文明的穩定性造成了極大破壞,也為清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八旗子弟在得到財富之后,逐漸被富裕生活所腐蝕,沉迷享樂而無法自拔,戰斗力很快就開始走下坡路,多爾袞和順治帝不得不更大力度地實施“以漢制漢”策略,讓漢族地主武裝幫助清朝統一全國、穩固邊防、鎮壓反叛,到嘉慶時期的白蓮教起義時,八旗幾乎沒什么戰斗力了,全靠漢人幫襯才平定起義。
到太平天國運動時,別說八旗了,連綠營都不堪用,只能靠團練武裝平亂,漢人也開始在清朝占據主導地位,直至將清朝推上斷頭臺。
可見,圈房占地一時爽,卻遺患無窮,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
第三,投充逃人
滿族人在關外的時候就不怎么從事社會生產,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習慣于掠奪,而不是自己雙手創造。
在占領遼東之后,滿清統治者實施編莊制度,即分給八旗子弟土地,但并不自己耕種,而是強迫遼東的漢人耕種。
清朝入關之后,隨著圈地政策的陸續推進,土地是有了,但勞動力太少、土地產出不足又成為新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多爾袞主導實施了投充政策,打著“招募貧民”的幌子,強迫失去土地的漢族農民依附于八旗貴族為奴,或者脅迫有土地的漢人主動交出土地,叫做“帶地投充”,這樣的人在成為包衣奴才的同時,可以獲得一定的地位,但本質而言也是被剝削的“打工者”。
也就是說,所謂投充,其實就是強迫漢人給八旗當奴隸,多爾袞為了掩飾這一惡性,竟然說為了讓百姓有口飯吃,他這才允許百姓投充到旗下為奴的,說得跟做了件大好事似的。
僅在圈地令前后,就有數十萬百姓被迫給八旗當奴隸,他們干著最臟最累的活兒,卻連溫飽都無法解決,還任打任罰,甚至無辜被殺也沒人管,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便想著法子逃走。
為了防止旗下奴隸逃走,臭名昭著的“逃人法”便應運而生了。
當然了,我們所說的旗下奴隸,不僅僅包括圈地時投充為奴者,還包括清軍掠奪為奴者,這一歷史要追溯到后金建立之初。
大約從努爾哈赤時開始,為了彌補自身人口不足,滿人時常從各地掠奪漢族、蒙古族、朝鮮族等人口,起初數量不大,不過幾萬人而已,但從皇太極時期開始,清軍多次攻入關內,掠奪了數十上百萬人口,這些人都成為了旗下奴隸。
比如,1638年皇太極率軍再次攻入關內,深入二千里,待了大半年,僅在河南一地就擄走了壯丁及男女幼童46萬至遼東為奴。
后來,明朝在遼東局勢不利時,主動放棄了許多土地和人口,這些人口毫無疑問被清朝所得,他們之中不少人被編入軍隊,但更多人成為奴隸。
清朝入關之后,加上投充所得的奴隸,八旗擁有的奴隸數量之巨,至少有數百萬之多,所以制定法律約束這些奴隸,是很有必要的。
“逃人法”十分嚴格,對于逃走的奴隸和窩藏奴隸之人,都要進行嚴厲處罰,對于奴隸而言,逃走一次兩次,將會受到鞭打一百、臉上刺字等處罰,但逃走三次就要被處死;窩藏奴隸者,輕則抄沒家產或者流放為奴,重則殺頭,就連鄰居也要被處罰。
我舉個例子來說,順治六年靖南王耿仲明在進軍廣東的時候,因為部下陳紹宗私藏三百逃人,觸犯了逃人法,于是上書請罪,他自知死路一條,為了不連累家人,便不等多爾袞作出處罰,就自殺而死了!
要知道,耿仲明可是王爺,就連他觸犯逃人法都要被處罰,可想而知“逃人法”有多嚴格!
投充逃人,很難想象這樣的政策會出現在清朝,因為奴隸制在我國早就被廢黜了,雖然明朝存在部分奴隸制殘留,比如家奴、世仆等,他們被排除在科舉之外,但具有一定的自由度,遠比清朝的旗奴要好。
清朝實施這樣的政策,無疑是開歷史倒車,讓社會進入到更加緊張的狀態。
乾隆時期,投充逃人雖然才有所放松,但直到清朝滅亡才廢黜,它殘害了百姓二百多年,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第四,屠城政策
清朝統治者向來以兇悍殘暴而著稱,早在清朝入關前,努爾哈赤就對遼東軍民進行屠殺,皇太極多次入關屠殺、搶掠百姓,多爾袞執政時期,屠殺更是空前絕后,屠城記錄屢見不鮮。
對于滿清而言,“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根本不適用,因為他們的做法往往是“城門失守,殃及池魚”,但凡遇到抵抗,城破之后,不論軍民,不分老幼,通通殺掉或者掠奪為奴,而且往往伴隨著其他罪行,比如奸淫婦女、掠奪錢財、破壞城池。
清軍入關之初,為了獲取漢族士大夫階層的支持,曾在殺戮上有所收斂,但隨著大順和南明弘光政權的覆滅,多爾袞便開始以勝利者自居,為了殺罰立威,又制造了一次次人間慘劇。
屠城,是清軍入關后鎮壓漢族百姓的一大手段,從畿南之屠到潮州之屠,在長期十年時間里,清軍制造了至少十七次規模較大的屠城事件,被殺者少則數千,多則數十萬。
比如“揚州十日”,由于南明大將史可法頑強抵抗清軍,清軍將領多鐸破城之后,對揚州實施了長達十天的屠殺,被殺者至少80萬人,包括老人、婦女和嬰兒在內,清軍還對揚州富戶進行搶掠,男人被殺掉,婦女則被奸淫,搶完之后還放火燒房。
又比如“嘉定三屠”,清將李成棟下令對嘉定進行了三次大屠殺,屠殺過程中無數百姓懸梁自盡或者投井跳河;清軍還將百姓手足砍下,又將大量百姓趕到河中溺死;他們遇到的每一個漢人,都被要求獻出寶物,給的多就可以活命,給少了或者不給,就直接殺死,死者不計其數。
再比如“嘉興之屠”,五十萬人被殺;“江陰八十一日”,24萬清軍圍攻江陰81日,死傷十萬之后將江陰全城屠殺到只剩下53人,江陰城更是被摧毀;“廣州大屠殺”,平南王尚可喜攻克廣州后,對百姓進行屠殺,死者達70萬人。
最駭人聽聞的當屬四川大屠殺,也就是所謂的“屠蜀”,在長達十幾年時間里,四川人死掉了五百多萬人,這些人被清朝誣陷是張獻忠所殺。
實際上,據學者研究,張獻忠殺掉的最多十幾萬人,其他人都是清軍殺掉了,而且多次屠城。
清軍之所以要屠殺百姓,順順治時期的刑科給事中陳調元曾做過調查,他得出的結論是:
不得已而動大兵剿之,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全城俱殲,或殺男留婦。
大意是,清軍為了平定四川,多次派兵征討,但民賊混合在一起,無法分辨,于是進行屠城,或者殺掉男丁,留下婦女。
實際上,這個理由太過片面,更多的應該是出于報復性或者掠奪性屠殺,畢竟四川長期被張獻忠及南明政權占據,清朝在這里的根基并不穩固。
由于四川人口損失太大,以至于在三藩之亂結束后,康熙帝不得不采取“湖廣填四川”的策略來彌補人口不足。
清軍這種冷酷無情的策略,非但沒有征服漢人,還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抗運動,清朝陷入到更艱難的處境當中。
關于清軍屠城,還有個關于馮玉祥的故事,他在北洋當小兵的時候,曾無意間讀過《嘉定屠城記》和《揚州十日記》這兩本書,對他的觸動很大,當時他對朋友說:
關于滿清種族上的怨仇,以前我雖然知些,但僅僅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滿清入關的時候,虐殺漢人的種種事實,我是絲毫都不知的。等我看完這兩本血淚寫成的書,我出了一身冷汗。閉起眼來,看見靼子們殘酷猙獰的面目,聽見數百萬雞犬不如的漢人的慘號,不由我咬牙切齒,誓志要報仇雪恨,恢復種族的自由。
自此之后,馮玉祥就立下了滅掉滿清滿清的誓言,積極投入到革命當中,1924年他更是主導了北京政變,將末代皇帝溥儀從皇宮趕走,滅亡了遜清小朝廷,讓清朝徹底結束。
四大弊政的影響
多爾袞實施的這四大政策,本意是鞏固清朝的統治根據,削弱反抗力量,但效果卻背道而馳,漢人非但沒有屈服,反而向滿清發起了更有力的進攻,清廷在屢遭失利后,這才被迫在政策上有所調整,但并未停止。
這四大政策持續的時間都很長,影響也非常深淵,比如剃發易服,摧毀了漢人的文化認同和民族尊嚴,自此淪為滿清仆奴,壓抑地生活了二百多年,許多人直到清朝滅亡之后,都不敢輕易剪掉頭上的辮子,可見其奴性之深,已經無可救藥了。
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和屠殺百姓,則極大加深了滿漢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有所減緩,但從未被遺忘,比如積極為滿清效力的紀曉嵐,就曾在自己的筆記中說,他的祖先也是死在滿清手上,他雖然無法報仇,但從未忘記仇恨。
清朝統治中原期間,反清復明運動從未停止,其本質就是反抗清朝的暴行。
試想,如果清朝不實施這四大弊政,而是與各族人民和諧共處,我想族群不同或將不會成為清朝統治全國的障礙。
清朝末期,孫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樣的口號,正是因為滿清四大弊政對華夏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
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后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滿洲政府窮兇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洲漢軍人等,如悔司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亦如之。
這一口號發布之后,漢族響應者如云,清朝最終在革命的浪潮中滅亡。
多爾袞作為這四大弊政的制定者和實施者,他如果想到會是這么個結果,一定會感到后悔,只可惜他殘暴至極,目光短淺,被眼前利益所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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