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石：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魏晉文風

作為一部開山式的小說史著作，《中國小說史略》（以下簡稱《史略》）在小說研究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相關的研究[1]已極為豐富。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當然是了不起的學者，但是他更是偉大的文學家，《史略》本身就有很強的文學性。曹聚仁很早就指出，魯迅的散文能得“魏晉的神理”[2]。后世亦多有關于魯迅雜文、小說創作與魏晉文章、魏晉情結之關系的探究[3]，但魯迅雜文、小說多用白話文寫就，須知魏晉文章是文言文，與現代文之間到底隔著一層。李長之曾經敏銳地指出，“魯迅本人寫的文言文，清峻雍容，疏宕齊整，也是很有魏晉析理文字風度的。”[4]

如果我們把眼光轉向文言寫作的《中國小說史略》，魯迅文章與魏晉文章之間的關系也會變得更加清晰、更加生動。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將魏晉文風總結為“清峻，通脫，華麗，壯大”這四個方面，筆者即采用魯迅自己的提法來探討《史略》的寫作風格與魏晉文風的關系。

一、清峻：簡約嚴明

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講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5]魯迅沿用了劉氏“清峻”的提法：

董卓之后，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6]

所謂“簡約嚴明”，簡約是用詞簡省、嚴明是意思表達明確、觀點論述有力。而《史略》中的清峻風格正在于“簡約”和“嚴明”兩個方面。

《中國中古文學史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魯迅在《史略》的多次修訂中，始終追求文字的簡練，體現出鮮明的“簡約”風格。從最初的油印本《小說史大略》到鉛印本《中國小說史略》，再到新潮社、北新書局諸版本的修訂，直至最終的北新書局再訂本，該書在材料不斷擴充、論述日趨嚴密的同時，語言卻愈發精練。

茲以油印本《小說史大略》第十三篇“明之人情小說”的開篇段落[7]與1935年北新書局修訂本《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說（上）”的對應文字[8]作一對比：

表1 油印本《小說史大略》與北新書局修訂本《中國小說史略》相關段落之比較

油印本《小說史大略》

北新書局修訂本《中國小說史略》

明人小說之涉及歷史者，若非神怪，即為英賢，而又多偏于武勇，故一方復有述才士之書，以補其闕。其所敘述，雖亦英賢，然大率假立姓名，不必實有其人，蓋文士之在史策，常無與顯赫之功，而貴人達官之有文名者，又每與風流跌宕不相稱，不足為書中主人，故無寧虛造姓名，較便抒寫，按其根柢，實亦英賢小說之支流也。

唐人記傳中，亦頗有言文人異跡如《游仙窟》,《章臺柳傳》者，然除《鶯鶯傳》而外，殆與后來之此類小說不相關，倘或相同，亦緣人同此心，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惟文翰之士，既無驚人勛業，比擬武人，則所述自不得不以文雅風流功名遇合為主體，以是描寫亦漸入于人情。此在唐亦屬傳奇，宋則隸于小說，又以事跡多始乖而終合，故明人稱為佳話，今名之曰“人情小說”。

當神魔小說盛行時，記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大率為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態之事，間雜因果報應，而不甚言靈怪,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

平心而論，油印本中關于學術溯源與概念界定的內容并非完全無意義的羨文，但因其偏離“明之人情小說”的主題范圍，魯迅仍果斷刪削。

魯迅《中國小說史大略》

事實上，“簡約”是魯迅一貫的作文主張，他曾在答北斗雜志社問時說道：“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決不將Sketch材料拉成小說。”[9]

此語本論小說創作，但是這一“寧縮勿拉”的做法無疑在魯迅的學術寫作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延伸與實踐。反觀當今學界愈來愈冗長繁復的論述風氣，《史略》所呈現得簡約風格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而在《史略》再版發行的過程中，魯迅不斷精簡文辭，斟酌表達，這種對文字的反復打磨則是“嚴明”的體現。

比如他將油印本《小說史大略》中的“傳奇體傳記”改為鉛印本《中國小說史大略》中的“傳奇文”[10]，把傳奇小說與歷史敘事嚴格區分開來，強化了《史略》中關于唐人“始有意為小說”[11]的學術論斷；又把油印本《小說史大略》中的“歷史的神異小說”改為鉛印本《中國小說史大略》的“神魔小說”[12]，使這一概念能夠涵蓋《后西游記》《續西游記》等完全寓言化的作品，顯著提升了術語的準確性和適用性。

這些改動當然體現了魯迅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亦來自于他對清峻文風的自覺追求。而經過反復修改的《史略》，本身也符合“嚴明”的要求：論述上切中肯綮，一針見血，用很少的字，準確地表達觀點。

《魯迅全集》

如魯迅評《世說新語》“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13]；評《聊齋志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14]；評《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擿時弊”[15]等等。

這些精煉的論斷，因其精準性而成為學界定評，至今仍被廣泛征引，正得益于《史略》清峻的文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獨特的學術風格，與《史略》作為北京大學課堂講義的文體屬性高度契合。

在魯迅所處的民國時期，“講義體”并非簡單的課堂材料匯編，而是具有明確的學術規范。《史略》卷首《序言》就明確說：“三年前，偶當講述此史，自慮不善言談，聽者或多不憭，則疏其大要，寫印以賦同人。”[16]

這與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中所強調的講義編寫原則頗為一致：“以后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細微未節，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17]即“講義體”要清峻實用、簡約嚴明，避免借題發揮；語言上簡省，意思上明確。

這其實與“講”本身這種有講解有解釋的特殊的對話式的讀者接受方式有關。在講授過程中，作者（講授者）具有完整的文本解釋權，借題發揮的內容可以體現在口頭講授中，而無需出現在文本里。

有趣的是，這種“講—聽”的傳授方式在魏晉時期也是十分盛行。“講義”一詞最早見于西晉陸云“賓友嘉客，講義于前”[18]的說法。這里的講義是講授經義的意思，與當時的玄談風氣直接相關。

熊禮匯在《略論魏晉文風擅變的文化動因》中總結過魏晉清談對論體文的影響：“清談講究‘辭約旨達’，重‘簡至’之美，帶來說理文的章法嚴密、語詞峻潔，而無辭句繳繞、義不可通之弊。”[19]

因此，從文體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無論是魏晉說理文還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其不枝蔓、不游離、清峻扼要的特點，都遵循了“講義體”的核心規范，共同構成了清峻文風的典型特征。

魯迅《古小說鉤沉》手稿

二、通脫：廢除固執

劉師培認為“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侻。”[20]曹丕記載當時的情境為：“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定檢，事無定價”[21]，魏晉時期，世人打破了兩漢經學思想體系，進而在思想上呈現出多元化特征。

魯迅則進一步發展了了“通脫”的內涵：

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么便說甚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脫之后,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人。[22]

也就是說，“通脫”就是打破固執，是固執的反面，表現在文學上就是“想說甚么便說甚么”的創作風氣。

《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日文譯本

民國時期有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小說批評領域同時存在著兩種相互對立的固執傾向。一方面，儒家教化傳統將小說創變成一種固執的功利主義。

所謂“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23]，由于經典的高文大冊往往曲高和寡，需要通俗小說以淺俗化的方式向大眾傳播歷史知識，對百姓施行倫理教化。其目標是“令人為忠臣，為孝子，為賢牧，為良友，為義夫，為節婦，為樹德之士，為積善之家。”[24]

另一方面，梁啟超發起的“小說界革命”在批判傳統小說觀念時，又陷入了另一種同樣固執的思維模式：梁氏表面上認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25]，但是一味推崇西方小說，而給中國傳統小說加上“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風氣，魚爛于此間而莫或知”[26]的惡謚。

與之對應，魯迅《史略》則廢除了以上兩種功利化固執傾向，表現出一種更加開放的態度。

比如《紅樓夢》歷來就有“刺和珅”“藏讖緯”“明易象”等解讀，《史略》認為以上說法皆“悠謬不足辯”[27]，而采取了胡適“自敘傳”的觀點。

再《西游記》就被清人張書紳依據《大學》演繹而成《新說西游記》，雖不無道理，但是求之過深。

《史略》則堅決反對這一類觀點，認為《西游記》“實出于游戲”[28]。而在當時受梁啟超影響的一眾啟蒙思想家看來，《金瓶梅》則是“誨淫”的典型。

胡適即在給錢玄同的書信中這樣說：“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類之書，一面積極譯著高尚的言情之作，……此種書即以文學的眼光觀之，亦殊無價值。”[29]

胡適題贈魯迅《西游記考證》

《史略》對《金瓶梅》的評價無疑超越了當時胡適等啟蒙思想家的偏激態度：“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30]

足見魯迅對這部偉大小說的重視與激賞。考慮到《史略》是從大學課堂中來，這種通脫之風無疑更加可貴。

《史略》所體現的通脫氣質，與民國初期的時代精神密不可分。這一時期的時代特征恰與魏晉形成歷史呼應：帝制崩塌、孔教式微所造成的思想真空，為多元思想的萌發提供了契機。

陳平原對此有過精辟論述：“古代中國散文中，‘富于個性的文字’，只能出現在個性比較活潑的‘王綱解紐’的時代，比如兩晉、宋末與明末。”[31]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曾這樣說：“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32]。

清末與民國相接，漢末亦與魏晉相鄰，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漢末孔教末流之可鄙，魏晉思想通脫之可貴，魯迅也看得最清楚：“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33]

而《史略》之所以能夠廢除固執，建立以文學本體為核心的評價標準，則又與魯迅所論述的魏晉文風之“華麗”有著內在的關聯。

三、華麗：文學的自覺

劉師培在考察漢魏文學流變時指出兩個重要現象：

其一，“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聘詞之風，肇端于此。”

其二，“漢之靈帝，頗好俳詞（見楊賜《蔡邕傳》），下習其風，益尚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34]

魯迅整合了這兩種文學現象，以“華麗”二字概括之：

……不過到那個時候，于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里面說：“詩賦欲麗”……曹丕說詩賦不必寓于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35]

魯迅像

具體而言，魯迅對“華麗”的闡釋包含兩個層面：在表現形式上，文學更加注重語言本身的美；在本質特征上，就是文學不再依附于“經”“史”，發現了自己本身的價值。

《史略》的文言表達呈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其語言風格最顯著的特征在于駢散句式的有機融合。正如魯迅的老師章太炎先生指出的那樣，“頭緒紛繁者當用駢，敘事者止宜用散。議論者，駢散各有所宜。”[36]

魯迅在《史略》中展現出即采用了類似的策略：散句鋪陳敘事，駢句點睛議論，二者相得益彰，形成張弛有度的語言韻律。

不暇廣舉，僅以《史略》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上）”論《三國志演義》的一段文字為例：“至于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37]

《魯迅小說史論文集》

在平和的散句中插入“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表達，使行文精粹整飭，既保持了史傳的莊重，又賦予文本以詩性的美感。

可以說，《史略》不僅僅是一部學術著作，還是一部有著極高藝術魅力的文學作品，這也與魏晉六朝時期的經典文論《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一脈相承。

從更深一層來說，魯迅選擇小說作為研究對象，本身就是一種“文學的自覺”。須知“小說”與“大達”“大道”對應，其命名本身就有輕視的意味。

小說作為一種文體也一直徘徊在“子”“史”之間：依附于“史”則為“史余”，常因包含虛構內容而被指責說“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38]；依附于“子”則為“小道”，又因體裁瑣碎而被輕視說“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39]。

除了金圣嘆、張竹坡等少數批評家外，古代很少有人看到小說作為文學之一種的獨特價值；即使金圣嘆、張竹坡等人，對小說的表彰也大多是零章片語，缺少系統性和條理性。

但是，魯迅卻為不被傳統文人所看重的中國古代小說立史，其態度與清代學者治經治史并無區別，但是又有著現代學者的廣博視野與思辨精神。

筆者注意到魯迅在《阿Q正傳》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僭稱，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閑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里，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40]

這里所說的“文體卑下”“不入三教九流”當然是自嘲，但是何嘗不隱含著魯迅對傳統文學等級秩序的不滿？

《魯迅講魏晉風度》

作為小說家，魯迅寫作了《中國小說史略》，既是對被壓抑的文學價值的重估，更是通過自我確證來實現的“文學的自覺”——這一過程，不僅為傳統小說文體正名，更清晰地勾勒出現代小說家身份認知與文學觀念的轉型軌跡。

四、壯大：以“氣”為主

相比于清峻、通脫、華麗等脫胎于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壯大”來自于魯迅自己的學術體會：

……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于華麗以外，加上壯大。[41]

魯迅把“壯大”與曹丕所論的“氣”相關聯。那么什么是“氣”呢？考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42]可見“氣”就是就是作者的思想性格反映到文章上形成與之相對應的文學風格。

《曹丕集校注》

事實上，《史略》之所以出現親近魏晉的清峻、通脫、華麗之風，正是因為魯迅的思想性格與魏晉士人的性情氣質之間有相通之處的緣故。

根據壽洙鄰的回憶，塾師壽鏡吾“常手抄漢魏六朝古典文學，但魯迅亦喜閱之，故往往置正課不理，其抽屜中小說雜書古典文學，無所不有。”[43]

1908年，尚在日本留學的魯迅與許壽裳、周作人等人參加“國學講習會”，成為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弟子，章太炎對魏晉之文評價極高，認為其“大體皆埤于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44]

雖然魯迅對乃師“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等觀點并不贊同[45]，但是章氏對魏晉文章的推崇無疑促使魯迅更加親近魏晉文風。

前邊已經說過，魏晉時代與民國具有類似的“王綱解紐”“思想自由”的特征，不過這些特征未免都是表象。

從根本來說，魏晉與民國都是亂世，三國紛爭、五胡亂華所造成的大動亂給敏感的士人以極大刺激，使他們對生命、時代的思考更加深入，讓魏晉文學染上一種悲劇的色彩，魏晉士人的生命從根本上是受到壓抑的。

一方面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七賢”通過佯狂避世、放浪形骸來對抗禮教束縛；另一方面，他們的詩文創作卻又隱含著最嚴肅的生命思考。表面的放達其實不過是“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46]。

而在民國時期，列強爭斗、軍閥混戰的局面與魏晉時期本質上是相似的，這使魯迅在心態和氣質上與魏晉士人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同樣的思考導致同樣的苦悶，而這種苦悶成為他文學創作的重要基點，即魯迅翻譯《苦悶的象征》所說的“生命力受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47]。

也正因如此，劉半農以“托尼學說，魏晉文章”一聯品評魯迅時，魯迅本人亦深以為然[48]。

《劉半農偵探小說集》

而在魏晉士人當中，魯迅最為欣賞的無疑是正始時期的嵇康。從1913年至1935年的二十三年間，他反復校勘《嵇康集》達十余次之多[49]，可謂傾力至深、用功至勤。

魯迅曾評價：“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50]這看似批評，實則暗含著對嵇康的無限激賞。

魯迅自陳：“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51]，這與他評價嵇康多么相似！于是，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所主張的“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52]的思想立場，與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53]的行為方式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奇妙呼應。而在“氣”的指導下，《史略》自然形成了與嵇康“師心獨見，鋒穎精密”[54]類似的壯大之風。

要之，魯迅與魏晉文風的精神聯結，實為多重維度共同作用的結果：少年時期在壽鏡吾私塾接觸的漢魏六朝文學埋下了最初的種子；師從章太炎時對魏晉古文的系統認知奠定了理論基礎；更為關鍵的是，在民國亂世中形成的氣質與心態與嵇康等人產生了跨越時空的精神共振。

《明暗之間：魯迅傳》

也就是說，《史略》所展現的清峻、通脫、華麗的魏晉文風，正是魯迅親近魏晉士人所形成的“壯大”之氣的自然流露。

注釋：

[1] 參見王瑜錦：《〈中國小說史略〉研究百年述論》，《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22年第1期；溫慶新：《對近三十年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研究的反思》，《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2] 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99頁。

[3] 參見張仲浦：《魯迅雜文與魏晉文章》，《學習與探索》，1980年第2期；陳方競：《魯迅小說的“魏晉情結”：從“魏晉參照”到“魏晉感受”》，《文藝研究》，2004年第5期等。

[4] 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91頁。

[5]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0頁。

[6]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頁。

[7]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34頁。

[8]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23頁。

[9] 魯迅：《答北斗雜志社問》，《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頁。

[10]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87頁。

[11]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75頁。

[12]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80頁。

[13]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57頁。

[14]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79頁。

[15]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97頁。

[16]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51頁。

[17]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卷，第7頁。

[18] （晉）陸云撰，黃葵點校：《陸云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56頁。

[19] 熊禮匯：《略論魏晉文風嬗變的文化動因》，《人文論叢》，1998年卷。

[20]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0頁。

[21] 夏傳才、唐紹忠校注：《曹丕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頁。

[22]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頁。

[23] （明）無礙居士：《警世通言敘》，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修訂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頁。

[24] （明）無礙居士：《警世通言敘》，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修訂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頁。

[25]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頁。

[26] 梁啟超：《變法通議》，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頁。

[27]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525頁。

[28]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95頁。

[29] 胡適：《答錢玄同書》，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頁。

[30]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25頁。

[31]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版年，第392頁。

[32] 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頁。

[33]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頁。

[34]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0頁。

[35]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頁。

[36] 章太炎講演：《文學略說》，諸祖耿、王謇、王乘六等記錄：《章太炎國學講演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90頁。

[37] 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21頁。

[38] （清）章學誠著，馮惠民點校：《乙卯札記·丙辰札記·知非日札》，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0頁。

[3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三〇《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45頁。

[40] 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13頁。

[41]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頁。

[42] 夏傳才、唐紹忠校注：《曹丕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頁。

[43] 壽洙鄰：《我也談談魯迅的故事》，魯迅資料室編：《魯迅研究資料》第3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25頁。

[44] 章太炎：《國學概論·國故論衡》，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41頁。

[45]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25頁。

[46]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2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頁。

[47] 魯迅：《譯〈苦悶的象征〉后三日序》，《魯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頁。

[48] 孫伏園：《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雜感二則》，《魯迅先生二三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頁。

[49] 趙英：《魯迅校錄〈嵇康集〉》，《魯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7期。

[50]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頁。

[51] 魯迅：《我還不能“帶住”》，《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頁。

[52] 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頁。

[53] （三國魏）嵇康著，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卷六《釋私論》，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02頁。

[54] （清）黃淑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卷四《論說第十八》，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