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志剛：以適度寬松貨幣支撐改革與高水平開放

編者按：當前我國處在“低通脹—中高速增長”的組合區間，貨幣政策擁有更大的獨立性和操作空間，關鍵在于如何在內外平衡中做好“自己的事”。近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敦志剛在《中國銀行保險報》發表文章表示，隨著“寬財政+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組合在2026年繼續發力，中國宏觀政策將呈現出更強的前瞻性、協調性和精準性。而通過“寬貨幣”更好支撐“寬信用”，將為企業擴產增投、居民改善預期創造條件。現將全文發布如下：（全文約3500字，預計閱讀時間9分鐘）

▲原文發表于《中國銀行保險報》2025年12月30日7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靈活高效運用降準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隨著“寬財政+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組合在2026年繼續發力，中國宏觀政策將呈現出更強的前瞻性、協調性和精準性。

對貨幣政策而言，“適度寬松”不是一次性的沖刺，而是圍繞高質量發展主線進行的戰略性、系統性布局；“靈活高效”也不是簡化為降準降息的頻次多少，而是體現在工具組合更合理、傳導鏈條更順暢、服務實體更有力、風險底線更牢固。通過“寬貨幣”更好支撐“寬信用”，為企業擴產增投、居民改善預期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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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貨幣”支撐“寬信用”

從國內看，當前我國經濟仍處在爬坡過坎階段，既有周期性壓力，又有結構性轉型陣痛。一方面，經濟“頂壓前行、向新向優發展”的基本態勢沒有改變，但有效需求仍顯不足，企業和居民中長期預期有待進一步鞏固；另一方面，物價水平整體偏低，最新數據顯示，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漲幅溫和，1-11月平均與上年同期大體持平，反映出需求恢復仍然偏弱。在這樣的背景下，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穩定宏觀大盤、托底內需恢復的必然選擇。

與一些發達經濟體仍在與高通脹“拉鋸”不同，我國當前面臨的突出矛盾在于“通脹偏弱”和“預期偏謹慎”。在外需承壓、出口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的情況下，要鞏固經濟回升向好態勢，要更多依靠擴大內需，特別是釋放消費和民間投資潛力。這就要求貨幣政策在總量上保持合理充裕，在價格上適度下調融資成本，通過“寬貨幣”更好支撐“寬信用”，為企業擴產增投、居民改善預期創造條件。

“適度寬松”不是簡單的“量大為好”，而是強調在穩增長、防風險之間精準拿捏火候。一是要在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中找準節奏，以合理的降準降息配合財政政策發力，形成政策合力，而不是單兵突進；二是要在“穩增長”與“防通縮”之間保持平衡，通過貨幣政策促使物價溫和回升；三是要在支持實體經濟與防范金融風險之間把好“度”，堅持不搞“大水漫灌”，避免資金在金融體系空轉、加杠桿。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宏觀政策要為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貨幣金融環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這意味著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是短期穩增長的“應急之舉”，還是圍繞中長期發展目標進行的系統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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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結構”雙重發力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貨幣政策表述上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新提法：從此前的“適時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調整為“靈活高效運用降準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充裕”。字里行間折射出三重深意：從“把握時點”到“優化組合”、從“單一工具”到“工具協同”、從“合理充裕”到“流動性更有彈性”。

首先，“靈活高效”強調的是操作方式的多樣化和針對性。降準、降息是最常用、最具信號效應的總量工具，但并非唯一選擇。要配合長期流動性工具，維持資金面寬松，同時要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加力支持擴大內需、科技創新、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這意味著，未來一個時期將形成以降準、降息為“基礎框架”，以中期借貸便利（MLF）、再貸款再貼現、支農支小工具等為“配套支撐”的多層次流動性供給體系，既管“水量”，又調“水結構”。

其次，“總量+結構”的雙輪驅動將更加突出。相關權威分析指出，2026年，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總體上呈現“加量降價”的特點，工具額度有望增加，操作利率也將隨政策利率下調而適度下行，更加聚焦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等重點領域。這與金融“五篇大文章”高度契合，有利于引導更多金融資源投向新質生產力、先進制造業和民營小微企業，在鞏固傳統動能的同時加快培育新動能。

最后，真正的高效體現在政策傳導鏈條的暢通上。現實中，有時“寬貨幣”未必等于“寬信用”，關鍵環節在于銀行風險偏好不足、資本約束較強、實體融資需求不振。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本質上是要通過完善利率傳導、加強考核導向、創新擔保增信等舉措，把金融機構的激勵約束機制調整到服務實體經濟的軌道上來，讓降低政策利率、釋放長期流動性的效果，真正體現在企業貸款利率的回落和信用投放的增長上。

從國際看，近年許多經濟體在貨幣政策上更多依賴單一的利率調節政策，而我國在堅持價格型調控的同時，形成了數量型工具、結構性工具、宏觀審慎工具協同配合的“組合拳”。在全球產業鏈重塑、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這種工具箱的“多層次、可定制”特色，使得我國貨幣政策能夠在保持宏觀平衡的同時，把更多金融活水精準引導到國家戰略所需、結構調整所向的領域，實現“以結構帶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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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貨幣政策的全球視野與底線思維

放在全球坐標中審視中國貨幣政策，更能體會“適度寬松、靈活高效”的戰略考量。過去兩年，美聯儲、歐洲央行等主要央行在高通脹約束下持續維持偏緊貨幣立場，即便進入降息通道，也十分謹慎，防止通脹反彈。而我國處在“低通脹—中高速增長”的組合區間，貨幣政策擁有更大的獨立性和操作空間，關鍵在于如何在內外平衡中做好“自己的事”。

一方面，國內要穩預期、穩增長。要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同時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將存量政策與增量政策統籌納入評估，健全預期管理機制，提振社會信心。這意味著未來貨幣政策不僅要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同向發力、形成合力，還要在住房、就業、產業、區域發展等政策之間加強協調，以更高的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測性穩定市場主體預期。

另一方面，外部要守住金融安全和匯率穩定的底線。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在全球利差變化、資本跨境流動更趨敏感的條件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必須統籌考慮內外均衡：既要以適度的利率水平支持國內需求回升，又要通過完善匯率形成機制、豐富外匯政策工具、加強宏觀審慎管理，保持跨境資金流動的有序和金融市場的穩定，防止內部寬松在外部引發新的波動風險。

更為關鍵的是，要用好貨幣政策這個“總量工具”，為結構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創造時間和空間。隨著“十五五”規劃的實施，我國將進一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化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前行。貨幣政策在其中既要托底國內經濟基本盤，又要兼顧國際投資者信心和全球金融市場的聯動效應。這要求在操作層面更加注重規則透明、溝通有效、預期可控，主動講好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的故事，讓外界看清“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政策邏輯和長期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