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像中國這樣，義務教育就教學生歷史和經濟的底層邏輯？

“斬殺線”一詞的爆火，讓我們看到了美國這套制度運行的底層邏輯，但很遺憾，這樣的邏輯并不掌握在民眾手中，而是成為資本運作的特權。特別是在技術時代，對新科技的掌握和壟斷，讓這套邏輯變得更加鋒利。

那么，“斬殺線”是不是一個回旋鏢，中國有沒有類似的問題？

在觀察者網“2026答案秀·思想者春晚”，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在題為《技術進步是否催生“政治終結”？》的演講中提到，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不必急于辯駁或者否定，而是應該在審視我們的制度之后，給出客觀的回答。中國在應對技術變革時，展現出了獨特的適應能力，并且將最廣泛群體納入其中，人民是一個積極參與的角色。因此，與其擔憂“斬殺線”是否會成為回旋鏢，不如關注如何利用技術紅利，推動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范勇鵬：

最近“斬殺線”這個詞帶來了一場網絡地震，中國網民一開始是調侃，后來慢慢變成了同情，因為那些被“斬殺”的人很多跟我們一樣都是普通人，平凡，循規蹈矩，努力生活，沒有犯下什么罪過。跟我們不一樣的是，他們一腳踩空就萬劫不復。同為人類，我們難免物傷其類。

也有很多人洗地說，美國社會擁有充分的保障體系，只是同時要求民眾保持一種“自我運轉的能力”，還要懂得運用這個規則。如果你被“斬殺”了，是因為你不會用這個制度。

且不說這是對美國福利制度的無知，其實更可怕的地方就在這里，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才能讓人們需要去靠“自主運轉”的能力全力奔跑，才不會掉下懸崖？

我想起一本小說，卡夫卡的《審判》。小說中，主人公“K先生”莫名其妙地陷入一場審判，徒勞地摸索掙扎，卻走不出腐敗官僚構成的毫無理性的規則迷宮。最后，他像條狗一樣被處死，到死也不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

今天看，大家是否覺得這個“K先生”像極了“斬殺線”上的美國人？

《審判》這本小說，德文名叫“Der Proce?”，恰恰就是程序的意思（process）。

西方人特別喜歡講“法治”（rule of law），這個法治就是一種“程序至上”。普通美國人確實生活在一個法治程序之中，他們守法、交稅、投票，但是他不懂這個程序的底層代碼，一旦掉下去就不知道怎么回到程序里，除非你有足夠的錢來買“程序員”（律師、會計師等）的服務。

卡夫卡的《審判》封面

最可怕的就是這種所謂的“程序正義”，就像卡夫卡描寫的規則迷宮，讓人陷在其中。

網上有很多人拿中國的情況與“斬殺線”做對比，如中國政府的精準扶貧、精準幫扶等，這些大家早已“習以為常”、“基操勿6”了。

這種“習以為常”里卻藏著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在中國生活更簡單，不需要人人都具備“自我運轉”的能力。很多網友也感慨，不知道自己被社會主義保護得有多好。

從政治學的角度，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美國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則似乎很容易講明白，自由、選舉、法治等幾個大詞就差不多了，其宏觀制度的運轉也給人一種高度制度化的感覺，似乎一切都不需要人的過多干預。所以過去公知們經常講：美國選頭豬當總統都可以。

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傳統相比起來卻難懂很多。除了正式的制度，還要了解更多人的因素、政治原則、文化規范等。所以，公知們經常還說，“中國不夠制度化”，甚至說西方是“法治”，中國更多是“人治”。

結果，這兩種制度下的生活現實也很不一樣。在美國，生活是極其復雜的，法令滋彰，程序繁瑣，也就是說“自我運轉”的門檻相當的高。相反，在中國生活比較容易，就像是一個用戶友好型的交互界面，很多事情只需要輕輕地點一下，程序在后臺就完成了。

那么究竟哪種制度更好？或者哪種制度更適合我們絕大多數的普通人？

這里涉及一個非常核心的政治學問題：什么是理想制度？

政治生活極其復雜，以目前晚期智人的智力和技術水平，還很難去充分把握，所以古今中外的哲人都希望找到某種理想的政治“自動機”，任其“自動運轉”就可以。

西方古代哲人就探索了各種各樣的理想政體：近代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等，都在追求某種社會“自動機”。

二戰后，系統科學的新發展創造了一種新的可能性。蘇聯在1960年代提出了一個國家計算自動化系統，要用控制論把蘇聯改造成一個賽博國家。

智利的阿連德在70年代也提出了一個大數據社會主義的烏托邦，但是后來阿連德被美國支持的政變殺害了，他的同志們就銷毀了這套程序，因為他們知道程序是一把利刃，社會主義用它能夠實現自由，資本主義用它能夠通向奴役，所以不能落入資產階級的手中。

冷戰結束之后，美國的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宣告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實現了終結政治的“自動機”理想。

但是，今天“斬殺線”的出現，又一次打破了這種虛幻的樂觀。

其實，早在福山之前，科技資本的發展就已經開始挑戰自由民主制度了。早在70年代，美國加州的科技企業圈子就興起了一些新的思潮，例如“加州意識形態”，它反對大政府、國家干預、官僚機器，同時也反對大企業。

他們想象一種碼農版本的小國寡民和電子民主，認為技術和媒體就可以創造出一個完美的市場、完美的世界。當初看起來是一小撮技術精英的社會“自動機”幻想，隨著技術和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在近幾年化生出了兩種新的傾向。

一種就是平臺割據，科技和平臺資本正在推動一種“新封建”或者“技術封建主義”。他們想要的是，架空國家權力，逃避市場競爭，把平臺變成他們自己的莊園，然后向平臺上的“云農奴”來收取地租。

另一種就是“加速主義”，就包括以馬斯克為代表的一些科技平臺資本，他們希望全面地接管和改造國家，反對西方啟蒙思想，反對自由民主、官僚機器，希望由計算機工程師和科技企業的CEO，像治理公司一樣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來管理國家。

無論是向往平臺割據的“新封建主義”，還是希望“科技獨裁”的“加速主義”，都解決不了美國社會的危機。

正像求是網關于“斬殺線”的文章所說，“斬殺線”所揭示的是一種冷酷的“資本優先”的邏輯。在這個邏輯下，無論這個制度、機器或者法治程序有多么精密，都不可能使美國人民免于荒唐而絕望的審判。

我們中國古人也曾經探求某種“自動化”的政治秩序。上古以來，中國人好不容易探索出一個大規模的政治秩序，所以先民認為這是實現天下之治的寶貴經驗，須臾不可離。因而《周易》說：要“文明以止”。文明，要安頓于此，要知其所止，要止于至善。老子說：“無為而治”，孔子說：“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那么，中國就沒有“斬殺線”嗎？不擔心“回旋鏢”嗎？

對這些質問，沒有必要去急于反駁，因為這真是個好問題。

任何社會、任何制度都不是天然“免疫”的，所以我們也從來不相信某種靜態的制度就可以一蹴而就、長治久安。

在生產力、新技術和社會矛盾不斷發展的背景下，黨的十八大提出了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這個治理的現代化，絕不是意味著某一套程序就可以包打一切。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因而，正像網友們圍繞“斬殺線”的對比中所看到的，廣大的基層組織在時刻關注和服務著人民群眾的需要。

無數的扶貧干部無私奉獻，完成了全面脫貧攻堅，國企不計成本地把基礎設施和服務送到社會的末梢，“菜籃子工程”默默地撐起無數家庭的餐桌，醫療和救災體系守護著社會的安全底線……

但是這些還不夠，因為以人民為中心，并不只是要服務人民，人民在中國政治中不是一個消極的對象，而是一個積極的主體。

中國的制度不應該是簡單地提供一套程序，還要堅持讓人民了解和掌握程序的“底層代碼”。

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從義務教育階段就引導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把國家和法律的階級本質，把歷史和經濟的底層邏輯教給學生？

有人說，美國有“向下的自由”。“向下的自由”其實很容易。中國要做的是，讓人擁有“免于向下的自由”，而且，還要讓人有“向上的自由”。不僅有“向上的自由”，當遇到制度問題、系統性不公以及各種程序性“bug”時，還要有能夠改變世界的認知能力和行動能力。

比如，對于今天中國的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我就非常樂觀。這里正在催生新的大眾文藝、大眾批評、大眾監督，甚至大眾學術，讓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擁有了一種新的形式和新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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