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單挑大半個音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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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和音樂行業撕破臉了。

最近，埃隆·馬斯克旗下的X Corp（原Twitter）已對18家音樂版權商和NMPA（美國國家音樂版權商協會）提起反壟斷訴訟，指控其合謀迫使該社交媒體平臺接受“超競爭價格”的行業統一許可協議。

長期以來，音樂行業與平臺之間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默認的合作邏輯，即平臺通過支付授權費用獲得音樂許可，版權方則借助授權機制參與平臺的商業收益分配。目前，YouTube、TikTok、Instagram 等主流社交平臺，幾乎都沿著這一路徑完成了合規與商業化的平衡。

那么，這一次馬斯克為什么選擇掀桌？作為行業慣例，當下的授權機制是否需要被放在競爭與合規的框架下重新審視？

馬斯克單挑大半個音樂圈

沖冠一怒下，馬斯克選擇單挑大半個音樂圈，并將這些音樂公司和NMPA的相關行為，直接定性為一場“反競爭合謀”。

依據《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第一條和第二條，X指控包括NMPA在內的多家音樂版權方，存在非法限制貿易、共謀壟斷、壟斷及企圖壟斷市場等行為。訴狀中特別強調，被告方控制了美國受版權保護音樂作品授權市場90%以上的份額。

X的態度也十分強硬，請求法院發布永久禁令，并判被告支付三倍賠償金、懲罰性賠償金，以及全部訴訟費用和律師費。

翻開長達53頁的起訴書，訴狀點名了NMPA、18家音樂版權商及其關聯公司，名單幾乎囊括了行業核心力量：索尼音樂版權、環球音樂版權、華納查普爾音樂、BMG、Kobalt、Concord、Hipgnosis、Downtown等悉數在列。

起訴書指出，這些版權商通過與NMPA的合謀，拒絕與X單獨談判，目的在于迫使X以“行業整體”的方式購買音樂作品授權，從而剝奪版權商之間本應存在的競爭空間。

如果把時間軸往前拉，會發現，這場沖突顯然不是一夜之間爆發的，而是拖了整整四年，層層累積、一步步走到今天。

2021年10月，NMPA總裁David Israelite就曾代表所有音樂版權商向X發送了一封郵件。根據訴狀描述，郵件中明確警告：NMPA即將啟動一項“史無前例規模”的DMCA下架計劃，將以空前的強度向X提交侵權通知。更耐人尋味的是，郵件中的表述——“這一切都可以消失，只要付出代價。”

X進一步指出，Israelite在郵件中暗示，只要X像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一樣，與NMPA和代理的音樂版權商建立合作關系、獲得音樂授權，就可以避免這場下架攻勢。

隨后發生的事情，幾乎完全沿著這個前提展開。

自2021年底起，NMPA開始代表音樂版權方，對X（當時仍是Twitter）發起高頻、系統性的DMCA下架行動。侵權清單動輒上百頁，第一年就覆蓋超過20萬條帖子；自2023年主要版權商加入后，累計被點名的內容接近50萬條。受影響的并非邊緣賬號，而是大量頭部用戶和高曝光內容，比如林肯公園、BTS的官方賬號，平臺的活躍度和商業轉化不可避免地承壓。

X在訴狀中還引用了Israelite于2022年4月公開向馬斯克發出的一條推文，當時正值馬斯克收購Twitter的消息曝光：“@elonmusk請修復Twitter長期不向詞曲作者付費的政策。所有其他主要社交媒體公司都已經這樣做了。”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三大唱片并未參與這輪下架行動。訴狀援引了一封來自華納查普爾音樂高層、寫于2022年5月的內部郵件：“截至目前，我們選擇不參與NMPA的任何下架行動，因為我們一直希望X能在制定音樂戰略過程中主動與我們接洽，但公司高層近期頻繁詢問X的授權進展。”

轉折發生在2023年。由于始終未能與X達成音樂作品授權協議，多家主要音樂版權商正式起訴X，索賠金額高達2.5億美元，指控其長期存在“系統性音樂侵權”，沖突至此徹底公開化。

2025年，局勢一度看似緩和。6月，法院批準雙方暫停訴訟90天進行“善意談判”，并在9月披露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但最終結果已經擺在眼前——談判破裂，X沒有繼續在版權糾紛中拉扯，而是選擇跳到更高維度，提起反壟斷訴訟。

這也決定了訴狀的核心指向。X在訴狀中反復強調兩點后果，一是大量頭部賬號受到影響，直接沖擊平臺的用戶活躍度與廣告變現；二是這種集體行動，剝奪了平臺與不同版權商分別談判、從市場競爭中獲益的空間。平臺面對的不是多個潛在報價，而是一個要么整體接受、要么持續被打擊的選擇題。

但音樂版權方顯然不接受這一敘事。它們的回應同樣直白：X是唯一一個拒絕為音樂內容付費的主流社交平臺。版權方看來，這并非合謀，而是行業長期運行形成的合作模式——YouTube、TikTok、Instagram、Twitch、Roblox，都曾走過同樣的路徑，規模化使用音樂，就必須一攬子授權，這是成本，而不是勒索。

至此，X與音樂版權方雙方圍繞同一套行為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釋，分歧已全面攤開。

“敲詐劇本”，還是行業慣例？

如果把X的遭遇單獨拎出來看，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這是一場版權商針對“異類平臺”的圍剿。但只要把視角稍微放長遠看，就會發現一個更尷尬的事實——X并不是第一個，也很可能不是最后一個。

NMPA這套操作模式，是歷來如此的行業慣例，已經在多個平臺上完整跑過一遍。

最典型的兩個案例，是亞馬遜旗下直播平臺Twitch和游戲社交平臺Roblox。兩者路徑幾乎高度一致，先是被指存在大規模音樂侵權，隨后迎來密集、集中式的DMCA下架通知，內容生態迅速受影響；最終，平臺選擇妥協，與NMPA及音樂版權商簽署覆蓋全行業的授權協議。

風波結束，秩序恢復。

從侵權爭議、集中執法，到運營承壓、授權落地。X在訴狀里所謂的“合謀勒索”，正是指向這條路徑本身，這種高度同步、規模化的執法行為，或許已經不只是維權，而是在塑造談判結果。

但在音樂版權商看來，平臺上的音樂使用場景高度碎片化、UGC數量呈指數級增長，如果沒有集中授權和統一談判，單靠逐條維權，既難以監控、執行，也無法支撐創作者收益。而NMPA作為集體管理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則是將無數分散權利打包、對接平臺的必要中介。

據業內人士分析，為了強化這一點，音樂行業未來或將會拿出“成功樣本”作為反證，比如Meta/Instagram和YouTube。這些平臺在早期同樣經歷過大量侵權爭議和密集下架，但最終都走向了穩定的授權合作關系，甚至成為音樂產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YouTube方面曾表示，截至2025年6月底的一年內，其向音樂版權方支付的費用超80億美元。其中約30%的收入，預計來自含音樂的用戶原創內容（UGC）廣告分成，相關版權方的匹配則由平臺的Content ID版權識別技術完成。

可以看到，在技術識別和統一授權機制的支撐下，原本高度分散、難以監管的音樂UGC，可以被系統性地轉化為持續、可規模化的版權收入。這一邏輯下，統一授權和集中治理被視為效率最優解，而非對平臺的額外施壓。

但從平臺視角看，問題并不在于統一授權本身，而在于它往往伴隨著一種更強硬的推進方式。一旦行業統一授權成為唯一選項，平臺在價格、產品形態和內容策略上的博弈空間，都會被顯著收窄。

于是真正的底層矛盾，似乎就在于NMPA的模式在商業結果上高度有效，卻在過程層面持續引發合規與邊界爭議。

從結果看，NMPA幾乎從未失敗過，平臺最終都會簽約，音樂產業的收入也持續增長。但從過程看，這種先制造壓力、再提供解決方案的路徑，正在不斷抬高平臺的進入門檻，也在無形中降低行業內部的競爭彈性。

也因此，這場訴訟更像一次對既有行業慣例的“壓力測試”。長期以來，密集下架—談判—統一授權的路徑，已經在多個平臺上反復驗證其商業有效性，但它在執行過程中是否存在邊界外溢、是否會演化為事實上的“單一路徑”，始終缺少足夠清晰的法律討論空間。

在這個意義上，馬斯克更像一個攪局者。

他馬斯克未必能改變結構，但他發起的挑戰，會迫使各方把原本默認的操作流程放到規則層面重新對齊。平臺在內容治理上是否必須讓渡更多自主權，乃至統一授權機制是否需要更透明、可談判的制度化設計？這些值得思考一下。

而無論訴訟結果如何，爭議的核心未必是某一家平臺能否說“不”，而是下一代內容平臺會以怎樣的商業與技術路線，來適配版權產業的集中化治理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