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見《薛懷義傳》序章 ?價值何在

后山學派楊元相、鴻翎[臺]、劉晉元、時勇軍、桂越然[美]、李閩山、章英薈、楊瑾、李意敏等誠摯推薦

任見《薛懷義傳》序章 價值何在『原創』

或許，“為此廝立傳價值何在”，是個繞不開的問題。

那就讓作者預先就此問題討論一番，算作這本書的序章吧。

當我們翻開厚重的唐代史書，目光往往聚焦于武則天這位空前絕后的女皇，或是狄仁杰、姚崇等賢臣的治國智慧，亦或是李隆基、楊玉環那段浪漫又悲情的帝王愛情。然而，在這些光芒萬丈的人物背后，總有一些看似 “邊緣” 卻又深刻影響歷史走向的角色，薛懷義便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位。

提及薛懷義，歷史已經將其標簽化為 “武則天的面首”“市井無賴”“驕橫僧人”，寥寥數語便將其從歷史長河中輕輕拂過。可當我們深入挖掘他的生平軌跡，從洛陽北市街頭耍棒賣假藥的流浪漢馮小寶，到白馬寺住持薛懷義，再到權傾朝野的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最后在瑤光殿外死于宮女之手，這樣跌宕起伏的人生，絕非 “面首” 二字所能概括。

那么，為薛懷義這樣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立傳，究竟價值何在？

這不僅是對一段被忽視歷史的打撈，更是對唐代政治生態、社會風氣、宗教格局乃至性別權力關系的深度解構。

解構權力

描畫出一個 “邊緣人” 的權力攀爬與唐代政治的隱秘邏輯，這是初衷，也是全書的根本著落。

在等級森嚴的唐代社會，“出身” 如同一道無形的枷鎖，將絕大多數人困在既定的階層中。薛懷義的起點，是社會最底層。無顯赫家世，無科舉功名，甚至連穩定的生計都難以維持，只能靠耍棍棒、賣假藥在洛陽北市混口飯吃。

按照正常的社會流動路徑，這樣的人注定與權力中心絕緣。

可是，偏偏在武則天掌權的特殊時代，薛懷義借賴身體資本與偶然機遇，撕開了一道通往權力核心的縫隙。

安定大長公主的 “試用” 與引薦，成為“馮小寶”命運的第一個轉折點；武則天的寵幸，則讓“馮小寶”從市井無賴搖身一變，成為能自由出入后宮的 “阿師”薛懷義。

武周時期飛黃騰達、呈邪作惡的眾多酷吏，或出自西域奸商，或出自深牢死囚，更是武則天毫無規矩意識的官場“產物” 。

離奇的身份躍遷，看似荒誕，實則折射出武則天時期權力結構的深刻變革。

武則天以女性身份顛覆李唐皇權，面臨著傳統禮法的巨大阻力。為鞏固統治，她一方面重用酷吏打擊宗室與舊臣，另一方面則需要打破固有的官僚體系，培養忠于自己的力量。薛懷義的出現，恰好契合了這一需求。

薛懷義絕非傳統意義上的 “官僚” 或 “貴族”，與舊有的利益集團毫無關聯，對武則天而言，這樣的人更易掌控，也更能成為她對抗舊勢力的“特殊武器”。

于是，我們看到武則天為這個男子改名換姓，讓他剃度為僧主持白馬寺，賦予他主持修建明堂、天堂的重任，甚至派他領兵出征突厥。

表面上，這是對寵臣的破格提拔；深層次看，這是武則天利用薛懷義這一 “非常規” 力量，打破既有的權力平衡，重構朝堂格局。

薛懷義的權力擴張，尤其是唐代政治 “隱秘邏輯” 的生動體現。

依仗武則天的寵愛，在洛陽街頭肆意鞭打百姓，毆打御史馮思勖致其死亡，縱容寺中僧徒搶劫作惡，連武承嗣、武三思這樣的武氏宗親都要對他卑躬屈膝，執轡墜鐙。薛懷義這些看似 “驕橫跋扈” 的行為，實則是武則天權力的延伸。

武則天對薛懷義的縱容，本質上是通過他向朝野傳遞一個信號：女皇的權力可以突破傳統禮法的束縛，任何人都不得挑戰。

當薛懷義的行為超出可控范圍，甚至縱火燒毀明堂、天堂時，武則天又能毫不猶豫地授意太平公主將其誅殺，不留后患。

從重用、縱容到鏟除，薛懷義的整個權力生命周期，都被牢牢掌控在武則天手中，成為她平衡朝局、震懾百官的一枚 “棋子”。

為薛懷義立傳，便是要透過這枚 “棋子” 的命運，看清武則天時期權力運作的復雜機制。

在傳統的政治敘事中，我們更多關注的是朝堂上的制度變革、君臣之間的治國方略，卻往往忽視了后宮與權力中心的隱秘關聯。薛懷義的存在，讓我們得以窺見唐代政治中 “非制度化” 的一面：

那些不通過科舉、不靠軍功，僅憑帝王私人關系就能獲取權力的路徑；那些隱藏在禮法外衣下，以私人情感為紐帶的權力聯盟；那些看似荒誕不經的人事任命背后，帝王深沉的政治考量。

這種 “邊緣視角” 下的權力解構，能讓我們更全面地理解唐代政治的多樣性與復雜性，避免陷入對歷史 “非黑即白” 的簡單認知。

映照時代

薛懷義的生平，映照出唐代社會風氣的多維鏡像。

他的從北市“大力丸”到御榻“戰斗機”的一生，如同多棱鏡一般，折射出唐代社會風氣的多個側面。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開放包容的朝代之一，尤其是在武則天時期，社會觀念、性別關系、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呈現出獨特的風貌，這些風貌，都能在薛懷義的生平軌跡中找到具體的映射。

從社會觀念來看，唐代對 “出身” 的看法雖仍有傳統束縛，但相較于其他朝代，已有了一定的彈性。

薛懷義從流浪漢逆襲為朝廷重臣的經歷，在門第觀念根深蒂固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幾乎不可能發生，而在唐代卻成為現實。

表象背后，是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的社會流動加劇，是科舉制度的完善打破了門閥對官場的壟斷，更是武則天為沖擊舊貴族勢力而刻意推動的 “破格用人” 政策。

北市作為洛陽的繁華商業區，匯聚了各色人等，薛懷義在這里憑借 “講故事”“耍棍棒” 的市井技藝吸引關注，甚至贏得貴族婦女的青睞，本身就反襯出唐代市民文化的繁榮與社會階層間的交流融合。

當時的洛陽，不僅有親王勛貴的宅邸，還有西域胡商開設的酒館、波斯人經營的店鋪，不同階層、不同民族的人在此匯聚，形成了開放多元的社會氛圍。

薛懷義在這樣的環境中發跡，正是唐代社會活力的體現。

在性別關系方面，薛懷義的存在更是武則天時期 “女性權力覺醒” 的特殊注腳。

傳統儒家觀念強調 “男尊女卑”“夫為妻綱”，而武則天以女性身份稱帝，本身便是對這一觀念的顛覆。她蓄養薛懷義等面首，打破了男性帝王獨占 “三宮六院” 的傳統，將女性的情感需求與權力欲望公開化。

從安定大長公主主動為武則天引薦薛懷義，到武則天坦然接受并公開寵幸，再到太平公主參與誅殺薛懷義，女性在這段歷史中不再是被動的 “附屬品”，而是主動參與權力博弈、情感選擇的主體。

薛懷義作為武則天的 “面首”，其身份本身就挑戰了傳統的性別權力結構 。以往是男性帝王占有女性，如今卻是女性帝王占有男性；以往女性的 “貞潔” 被看得無比重要，如今女性帝王的私人生活卻能堂而皇之地影響朝堂格局。

這種性別關系的 “倒置”，雖未改變整個社會的男權本質，卻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禮教對女性的束縛，展現出唐代性別觀念相對開放的一面。

宗教信仰方面，薛懷義與佛教的關聯，深刻反映了武則天時期宗教政策的轉變與佛教的政治化。

李唐王朝建立之初，為彰顯皇室正統性，尊奉道教始祖李耳為祖先，道教一度處于優先地位。武則天為鞏固自身統治，亟需尋找新的宗教支撐。佛教中 “女主成佛” 的教義，《大云經》中 “凈光天女轉世為王” 的說法，恰好契合了她稱帝的需求。于是，武則天大力扶持佛教，而薛懷義作為白馬寺住持，成為她推行 “崇佛政策” 的重要棋子。

薛懷義會同發明等人主持翻譯《大云經》，將武則天塑造成 “彌勒轉世”；薛懷義主持修建明堂、天堂，將佛教元素融入國家祭祀建筑；薛懷義以僧人身份出入后宮，為武則天的私人生活披上 “宗教外衣”。佛教在這一過程中，不再僅僅是精神信仰，更成了武則天攫取政權、鞏固統治的政治工具。

薛懷義利用佛教身份謀取權力、驕奢淫逸的行為，也暴露了宗教與政治結合過程中的異化。當宗教成為權力的附庸，其神圣性便會被世俗欲望侵蝕，這一現象在歷史上多次上演，薛懷義的經歷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

薛懷義的生平還與唐代的城市生活、軍事制度、司法狀況等息息相關。

他在北市的賣藥生涯，反映了唐代民間醫藥行業的發展與市井生活的細節；他領兵出征突厥的經歷，雖以 “無功而返” 告終，折射出唐代軍事制度中 “外戚”“寵臣” 參與軍事決策的現象；他毆打御史、縱容僧徒作惡卻能免于責罰，后期又因武則天的授意被秘密誅殺，體現了唐代司法制度在帝王權力面前的脆弱性。法律的執行往往取決于帝王的個人意志，而非制度本身的公正。

可以說，薛懷義的一生，就是一部微縮的唐代社會史，透過他的經歷，我們能更生動、更具體地觸摸到唐代社會的脈搏，理解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與運行邏輯。

反思人性

從薛懷義的欲望與毀滅觀察權力對人性的異化，是本書的又一個重要的著力之處。

若僅將薛懷義視為 “權力的棋子” 或 “時代的鏡像”，仍不足以窮盡他的歷史價值。深入其內心世界，我們會發現，他的一生更是一部關于 “欲望與毀滅” 的人性悲劇，這場悲劇的核心，便是權力對人性的異化。

薛懷義最初的欲望，或許只是簡單的生存需求。

在北市賣假藥、耍棍棒，無非是為了填飽肚子，擺脫貧困。那時的他，雖身處社會底層，卻仍保留著一絲市井小人物的真實：他會為了多賺幾個錢，編造 “仙人傳秘方” 的故事；會為了吸引顧客，脫下上衣展示結實的肌肉；會在得到安定大長公主的青睞時，因緊張而僵硬，又因欲望而主動。

可是，當權力的大門向他敞開，當他從 “馮小寶” 變成 “薛懷義”，從流浪漢變成白馬寺住持、大將軍、梁國公時，他的欲望便急劇膨脹，人性也在權力的腐蝕下逐漸扭曲。

權力帶來的第一個變化，是虛榮與傲慢的滋生。

薛懷義不再滿足于簡單的物質享受，他開始追求奢華的生活。穿著錦繡袈裟，騎著高頭大馬，身后跟著二十名太監隨從，在洛陽街頭耀武揚威；他不再將自己視為 “市井之人”，而是以 “皇親國戚”“朝廷重臣” 自居，對百姓肆意鞭打，對官員傲慢無禮，甚至連宰相蘇良嗣打招呼都不予理睬。

薛懷義沉醉于武承嗣、武三思的阿諛奉承，享受著 “薛師” 的尊稱，逐漸忘記了自己的出身，也忘記了權力的來源。

虛榮與傲慢，讓薛懷義失去了對現實的認知，誤以為自己的權力是與生俱來的，而非武則天賦予的。

權力帶來的第二個變化，是殘忍與暴虐的顯現。

在底層生活時，薛懷義或許只是一個善于投機的小人物，并無明顯的殘忍本性。可當他掌握權力后，卻開始肆意踐踏他人的生命與尊嚴。

因有人認出他曾是賣假藥的，便揮鞭將人打得頭破血流；因厭惡道士，便命人將道士抓住暴打，剃光頭發；因御史馮思勖依法逮捕他的僧徒，便指使黨羽將馮思勖毆打至死。

權力讓他誤以為自己可以凌駕于法律與道德之上，讓他將他人的痛苦視為自己權力的證明。

這種殘忍與暴虐，并非薛懷義天生所有，而是權力賦予他的 “特權” 所催生的。當權力失去監督，當施暴無需付出代價，人性中的惡便會被無限放大。

權力帶來的第三個變化，是對 “安全感” 的病態追求與對失去權力的恐懼。

薛懷義深知自己的權力源于武則天的寵幸，這種 “依附性權力” 讓他始終處于不安之中。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一方面極力討好武則天，主動承擔修建明堂、天堂的重任，甚至不惜耗費巨額民力；另一方面則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收羅無賴少年剃度為僧，組成專屬侍衛隊，試圖以暴力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力。

這種對 “安全感” 的追求，最終卻讓薛懷義走向了毀滅 。

因嫉妒沈南璆而縱火燒毀明堂、天堂，試圖以此引起武則天的注意，卻沒想到這一行為徹底激怒了武則天；在失去武則天的寵幸后，仍不愿放棄權力，最終死于太平公主的算計之下。

從最初的渴望權力，到后來的依賴權力，再到最后的被權力毀滅，薛懷義的一生，完美詮釋了 “權力異化人性” 的過程。

薛懷義的悲劇，并非個例。在歷史長河中，無數人因權力而迷失自我，因欲望而走向毀滅。

李斯助秦始皇統一六國，卻因貪戀相位而參與沙丘之謀，最終被腰斬于咸陽；楊國忠憑借楊貴妃的寵愛權傾朝野，卻因專權誤國而死于馬嵬坡之變。這些人的經歷與薛懷義有著相似之處，他們都曾憑借某種機遇獲得權力，卻在權力的腐蝕下忘記了初心，最終被權力反噬。

為薛懷義立傳，便是要通過他的悲劇，反思權力與人性的關系：權力本身并非洪水猛獸，可當權力失去約束，當個人將權力視為私有財產，當欲望凌駕于道德與法律之上時，權力便會成為異化人性的毒藥。

這種反思，在任何時代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提醒我們，無論身處何種位置，都要保持對權力的敬畏，堅守人性的底線，避免重蹈薛懷義式的覆轍。

填補空白

作者還有為酷吏來俊臣立傳的《來俊臣傳》（上下），這類還原歷史細節，豐富唐代歷史敘事的題材，是對千百年來歷史敘事空白的填補。

在傳統的唐代歷史敘事中，薛懷義往往只是作為武則天生平的 “附屬品” 被一筆帶過，鮮有對其生平細節的系統梳理。

正史中關于薛懷義的記載，多散見于《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中武則天的本紀、酷吏的列傳或佛教相關的記載中，內容簡略且多帶有偏見，集中于他的 “驕橫”“無賴”“作亂”，卻忽略了他如何從底層崛起、如何參與武則天時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何影響當時的社會與宗教格局等關鍵細節。

這種 “碎片化” 的記載，使得薛懷義的形象模糊而片面，也讓我們對武則天時期的歷史認知存在諸多空白。

《薛懷義傳》的創作，正是要填補這些歷史空白，還原一個更立體、更真實的薛懷義形象。

書中詳細梳理了薛懷義的生平軌跡。從洛陽北市的流浪漢馮小寶，到被安定大長公主引薦給武則天；從改名換姓成為薛懷義，到主持白馬寺、修建明堂與天堂；從領兵出征突厥，到因驕橫失寵、縱火燒宮，最終被秘密誅殺。

每一個階段的關鍵事件，如他在北市賣藥時的廣告語 “大力丸，真給力，吃了大力丸，女友真歡喜”，他與安定大長公主在波斯小酒館的相遇，他在懷深殿與武則天的互動，他主持修建明堂時的具體過程，都有細致的描寫與考證。

這些細節不僅讓薛懷義的形象更加鮮活，更讓我們得以深入了解武則天時期的社會生活，北市的商業繁華、貴族婦女的生活狀態、后宮的權力運作、大型工程的修建流程等。

本書還通過薛懷義的經歷，串聯起武則天時期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

李敬業叛亂、酷吏政治的興起、《大云經》的傳播、明堂與天堂的修建、李氏宗室的衰落等，讓薛懷義成為連接這些事件的 “線索人物”。

薛懷義與酷吏索元禮的交往，反映了酷吏政治與武則天寵臣之間的關聯；他主持翻譯《大云經》，揭示了佛教與武則天稱帝的政治勾結；他修建明堂與天堂，體現了武則天通過大型建筑彰顯權威的政治意圖。

通過薛懷義這一 “微觀視角”，我們能更清晰地看到這些重大歷史事件背后的具體運作過程，以及不同人物之間的利益糾葛，從而豐富對唐代歷史的整體認知。

重要的是，本書打破了傳統歷史敘事對薛懷義的 “標簽化” 解讀，既不刻意美化他的 “無賴” 行徑，也不簡單否定他在歷史中的作用。

書中客觀呈現了薛懷義的復雜性 —— 他既有市井小人物的投機與狡黠，也有在權力面前的虛榮與殘忍；他既是武則天手中的 “棋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武則天的決策；他既推動了佛教在唐代的發展，也因濫用權力而損害了佛教的聲譽。

這種 “不偏不倚” 的歷史敘事態度，讓我們得以擺脫對歷史人物 “非善即惡” 的簡單判斷，學會從多個角度看待歷史人物的行為與命運。

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之中；歷史的魅力，也在于其多樣性與復雜性。為薛懷義這樣一位 “邊緣人物” 立傳，看似是對歷史的 “小題大做”，實則是對歷史敘事的豐富與完善。

歷史不僅是帝王將相的宏大敘事，也是普通人的命運沉浮；不僅是制度變革的波瀾壯闊，也是日常生活的細微瑣碎。

通過還原薛懷義的生平，我們能更全面地理解唐代的政治、社會、文化與人性，也能更深刻地體會歷史的厚重與鮮活。

跨越時空

優秀的歷史傳記，不僅要還原歷史，更要能跨越時空，為當代讀者提供啟示。

薛懷義的生平雖發生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但其經歷中蘊含的關于權力、人性、社會的思考，對當今社會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從權力監督的角度來看，薛懷義的驕橫與暴虐，根源在于他的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

薛懷義仗恃武則天的寵幸，可以肆意踐踏法律，毆打官員，縱容惡徒，卻無需承擔任何后果。這種 “絕對權力” 帶來的 “絕對腐敗”，在當今社會依然值得警惕。

無論是政府官員的權力，還是企業管理者的權力，若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都可能被濫用，損害公共利益。

薛懷義的悲劇提醒我們，權力必須被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通過完善的法律制度、監督體系，確保權力的運行公開、透明、公正，避免因個人意志而凌駕于制度之上。

從個人成長的角度來看，薛懷義從底層崛起卻最終毀滅的經歷，警示我們要正確看待 “機遇” 與 “自身能力” 的關系。

薛懷義無疑抓住了武則天時期的特殊機遇，實現了身份的躍遷，但他卻錯誤地將機遇帶來的權力視為自己的能力，忽視了對自身修養、道德品質的提升。最終，他因缺乏駕馭權力的能力與品德，被權力反噬。

在當今社會，機遇同樣重要，但僅有機遇是不夠的。無論是職場中的晉升，還是創業中的成功，都需要個人具備相應的能力、品德與責任感。若像薛懷義那樣，僅憑機遇獲得成功，卻不注重自身修養的提升，最終必然會走向失敗。

從性別平等的角度來看，薛懷義與武則天的關系，雖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的性別觀念，但本質上仍是 “權力主導下的性別依附”。

薛懷義依附武則天的權力，武則天則將薛懷義視為滿足個人需求、鞏固統治的工具。這種關系并未真正實現性別平等，反而可能強化 “權力即真理” 的錯誤觀念。

當今社會，我們追求性別平等，并非是要復制 “女性占有男性” 的模式，而是要實現男女在人格、權利、機會上的真正平等，避免將性別關系異化為權力的附庸。薛懷義的經歷提醒我們，性別平等的核心在于尊重與平等，而非權力的支配與依附。

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薛懷義與佛教的關聯，反映了宗教與政治、世俗權力結合的風險。

佛教本是倡導 “慈悲”“向善” 的宗教，卻在薛懷義與武則天的利用下，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失去了其原本的精神內核。

當今社會，我們在傳承與發展宗教、文化時，同樣要警惕 “工具化” 的傾向，無論是將傳統文化商業化，還是將宗教政治化，都可能損害文化與宗教的本質價值。我們應尊重文化與宗教的獨立性與神圣性，讓其在正確的軌道上傳承與發展，為社會提供精神支撐，而非成為權力或利益的附庸。

總之，為薛懷義立傳，絕非偶然的 “獵奇”，而是對歷史的尊重，對社會的深察，對人性的反思。

通過這部傳記，我們不僅能看到一個充滿爭議的歷史人物的一生，更能看到唐代社會的繁華與復雜，看到權力對人性的腐蝕與警示，看到歷史與現實的深刻關聯。

薛懷義的故事，或許并不光彩，但卻足夠深刻。它讓我們明白，歷史從未遠去，那些關于權力、人性、社會的思考，始終在跨越時空，指引我們更好地理解過去，把握現在，走向未來。

任見《薛懷義傳》

本書簡介

這是人家先生創作的大唐第一面首薛懷義（馮小寶）的傳記。

《薛懷義傳》目錄

本書簡介

本書內容簡介……………………

序章 價值何在…………………

第一章 北市發跡………………

第二章 西苑恣意………………

第三章 神州惡風………………

第四章 寢宮重任………………

第五章 勢傾朝野………………

第六章 圣神皇帝………………

第七章 繼嗣困境………………

第八章 云苫霧罩………………

第九章 孽火映空………………

第十章 天朝夢美………………

跋章 史海異彩…………………

著者任見簡介……………………

“武周中心論”之三：任見：從“神都”再出發，重構軸心文旅的升維戰略

“武周中心論”之二：

“武周中心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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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位北大博士推薦：任見先生的《大唐上陽》（15卷），與眾不同的認識價值。

2.后山學派楊元相、鴻翎[臺]、劉晉元、時勇軍、李閩山、楊瑾、李意敏等誠摯推薦。

3.后山學派楊鄱陽：任見先生當年有許多思想深邃、辭采優美的散文在海外雜志和報紙發表，有待尋找和整理。

《帝都傳奇》

任見《來俊臣傳》（上下）簡介+目錄

任見：《薛懷義傳》（馮小寶）簡介+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