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都說時間是把鈍刀子，殺人不留痕。
可對我李勁松來說，時間更像一塊磨刀石。
1974年大興安嶺的那個冬天，磨出了一把鋒利無比的怨氣，在我心里擱了半輩子。
那天，蘇婉的肚子已經藏不住了，一輛綠色的吉普車從天而降，把她從我們這群知青的唾沫星子里撈走了。
我扭頭就進了林子，砍了那棵刻著我們名字的白樺樹。
我以為那就是結局，是她用肚子換來的結局，也是我親手給的結局。
可幾十年后，當我以為自己早就贏了這場無聲的戰爭時，才發現，我連故事的開頭都沒看懂...
一九七二年的綠皮火車，像一條貪吃的鐵皮長蟲，吞下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半大孩子，哐當哐當地往北爬。
車廂里一股子汗味、方便面味和廉價煙草味混合的怪氣味。
窗外的景致從灰撲撲的樓房，變成了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再往后，就只剩下樹，無窮無盡的樹。
我叫李勁松，北京來的。旁邊坐著王大嘴，也是北京的，一個胡同里長大的。
他正唾沫橫飛地跟人吹牛，說他爸認識哪個哪個干部，下鄉就是來體驗生活。
我懶得聽，把頭扭向窗外。
火車停在一個地圖上都得用放大鏡找的小站。我們被趕下來，一股冷得能鉆進骨頭縫的風猛地灌進我脖子里。
接我們的是一輛解放牌大卡車，車斗里鋪著一層稻草。一個穿著舊軍大衣的男人，臉膛黑紅，眼角耷拉著，是林場的場長老黃。
他點了點人頭，嗓門跟破鑼一樣，“都上來，抓穩了。掉下去，喂了熊瞎子可沒人管。”
車開起來，土路顛得人五臟六腑都錯了位。王大嘴還在那兒嚷嚷：“這什么破地方！”
我沒說話，只是看著路兩邊飛速后退的白樺樹。
樹干筆直，白得像粉筆，上面布滿了黑色的、像眼睛一樣的疤痕。一排一排，看得人眼暈。
那時候，我還沒認識蘇婉。
林場的生活，就是三個字：冷，餓，累。
天不亮就得起，喝一碗能照見人影的玉米糊糊，扛著斧子和鋸就得上山。
大興安嶺的冬天，雪能沒過膝蓋，哈口氣都能在眉毛上結一層白霜。
伐木是個力氣活，也是個技術活。
油鋸手是老師傅，我們這些知青，就負責用大鋸把放倒的樹木截成段，再往下拖。
一天干下來，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又結成繭。晚上回到大通鋪，脫了鞋，那股酸臭味能把人熏個跟頭。
知青點里，男男女女隔著一道薄薄的木板墻。晚上熄了燈，墻那邊女知青的嬉笑聲，還有偶爾傳來的哭聲，都聽得真真切切。
精力過剩的半大小子們，就湊在一起抽煙，說葷話，要不就抱著吉他吼幾嗓子流行不起來的歌。
蘇婉就是這時候出現的，像一滴清水，滴進了我們這鍋渾濁的油湯里。
她是從上海來的，比我們晚了半年。來的時候，就提著一個藍色的布包袱，安安靜靜地站在那兒。
人長得清秀，皮膚白，不像我們，一個個都被山風吹得跟土豆似的。她不怎么說話，別人跟她打招呼，她就點點頭，或者輕輕“嗯”一聲。
王大嘴說：“瞧這上海妞，勁兒勁兒的，跟咱就不是一路人。”
一開始，我也這么覺得。她總是一個人，吃飯的時候，她會找個最角落的位置。
別人聚在一起吹牛打屁，她就捧著一本封面都磨爛了的書看。那本書沒有皮，看不出名字。
我跟她熟起來，是因為一件小事。
那天收工，我的手套不知道丟哪兒了。
林場的冬天，沒手套，手不出五分鐘就得凍成胡蘿卜。我正發愁，蘇婉從我身邊走過去，停了一下，又退回來。
她從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副線手套，遞給我。那手套洗得很干凈，帶著一股淡淡的肥皂味。
“我的備用。”她說，聲音很輕。
我愣了一下，接過來，“謝了，李勁松。”
“蘇婉。”
就這么簡單。第二天我把手套還給她，還的時候，里面塞了兩個煮雞蛋。那是我們一個月的定量，我攢下來的。
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沒說，收下了。
后來，她宿舍的窗戶被風吹壞了，漏風，晚上凍得人睡不著。我趁著休息天，找了些木條和碎玻璃，給她修好了。
她站在一邊，給我遞釘子，遞錘子。陽光從修好的窗戶照進來，落在她長長的睫毛上，一閃一閃的。
那天，她第一次對我笑了。
從那以后，我們的話就多了點。上山的時候，我會下意識地走在她旁邊。
她體力不行，拖木頭的時候，我就在后面幫她推一把。她會把自己分的干糧，偷偷掰一半塞給我。
我們之間的事，沒挑明，但知青點的人都看在眼里。王大嘴見了我就擠眉弄眼，“行啊你小子，把那上海的冷美人給捂熱了。”
我懶得理他。
轉眼就到了一九七三年夏天。林子里的草長得瘋，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那段時間，林場在搞什么“大會戰”，天天加班加點地伐木。
出事那天，天陰得厲害，悶得人喘不過氣。
我們正在一個山坡上作業，油鋸手剛放倒一棵幾十米高的落葉松。按規矩，樹倒的方向要清場，人得躲得遠遠的。
可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那棵大樹倒下來的時候，發出“咔嚓”一聲怪響，樹梢彈了一下，整個樹干猛地朝旁邊偏了過去。
蘇婉正好在那邊清理枝丫。
我當時腦子里“嗡”的一聲，什么都來不及想，吼了一嗓子“快跑”，就一個箭步沖過去，把她死死地撲倒在地。
巨大的樹冠擦著我的后背砸下來，帶著一股橫掃一切的勁風。周圍的人都在尖叫。我感覺胳膊上一陣滾燙，像是被燒紅的鐵烙了一下。
等我回過神來，蘇婉趴在我身下，嚇得臉都白了，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
我的胳膊被一根斷了的樹枝劃開了一道大口子，血把半邊袖子都染紅了。
老黃黑著臉跑過來，罵罵咧咧地組織人把我抬下山。
那次，我胳膊縫了十幾針。在宿舍里躺了一個月。
那一個月，都是蘇婉在照顧我。她每天給我打飯、喂藥、換紗布。她的手很巧，換藥的時候一點都不疼。
她不說話，就那么低著頭，一圈一圈地給我纏繃帶。
有時候，我能聞到她頭發上洗發膏的香味，那味道，跟林子里那些野花不一樣。
有一天晚上，宿舍里就我一個人。她端著一盆熱水進來，給我擦身子。擦到胳膊上的傷疤時，她的手停住了。
我看見一滴眼淚掉下來，砸在我的胳膊上，有點燙。
我伸手，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涼。
“別怕，都過去了。”我說。
她沒抽回手，點了點頭。
傷好了以后，我跟蘇婉的事，就算定了下來。
我們有了自己的秘密。林場西邊，有一片白樺林。
那里的樹長得特別好，又白又直。我們找了最深處的一棵，在一塊光滑的樹皮上，我用隨身帶的小刀，笨拙地刻下了我們倆名字的縮寫。
“LJS”和“SW”。
我刻得很深，生怕風吹雨打給磨沒了。蘇婉就站在旁邊看，眼睛亮晶晶的。
她說：“勁松，等以后我們回城了，還回來看它嗎？”
我說：“回，肯定回。到時候，我們帶孩子一塊兒來。”
她臉紅了，低下頭，踢著腳下的落葉。
那棵白樺樹，成了我們的精神寄托。
每次心里煩了，或者想家了，我們就跑到那兒去，靠著樹干坐一會兒，什么話都不說，心里就踏實了。
我以為，日子就會這么過下去。熬到返城的那一天，我就帶她回北京，見我爸媽。
變故，是從場長老黃開始的。
老黃這個人，平時不茍言笑，對我們這些知青，更是橫眉冷對，張口就罵。我們背地里都叫他“黃閻王”。
可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大家發現，老黃對蘇婉有點“不一樣”。
下大雪，別的女知青都得上山抬木頭，老黃卻把蘇婉叫去倉庫，整理工具，那是林場最輕省的活。
上面來了文件，幾十頁的，老黃不識幾個字，以前都是叫場部的會計念。現在，他都把蘇婉叫到他那個小辦公室去，門一關，就是一兩個小時。
風言風語，就像春天里的蒲公英，一夜之間就飄滿了整個知青點。
最起勁的，就是王大嘴。他一天到晚在男宿舍里神神叨叨，“看見沒？蘇婉的路子野著呢！攀上老黃這高枝了！”
“老黃老婆在縣城，一年到頭不回來幾趟。這孤男寡女的，干柴烈火……”
“人家上海姑娘就是腦子活，知道怎么走捷徑。咱們啊，傻乎乎地在這兒砍樹，人家說不定明年就第一個返城了。”
這些話像蒼蠅一樣，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鉆。
我找到王大嘴，把他從通鋪上拽下來，一拳就打在他臉上。“你他媽的嘴再不干凈，我給你撕了！”
我們倆滾在地上打了一架，被人拉開的時候，兩個人臉上都掛了彩。
晚上，我去找蘇婉。我問她，是不是真有這事。
她看著我，眼睛里有點紅，但什么都沒解釋，只是說：“李勁松，你別聽他們胡說八道。”
“那你告訴我，老黃為什么老找你？”我追問。
她嘴唇動了動，最后還是搖了搖頭，“沒什么。就是……看些文件。”
她的沉默，像一根刺，扎進了我心里。我們倆站在宿舍外面，風吹得白樺樹葉子嘩嘩響。那晚，我們不歡而散。
從那以后，我和蘇婉之間，好像隔了一層看不見的膜。我們還是一起上山，一起吃飯，但話越來越少。我心里憋著一股火，她好像也揣著什么天大的心事。
那層膜，在開春后，被徹底捅破了。
蘇婉懷孕了。
一開始，只是干嘔。她總說是吃壞了東西。但后來，她的飯量越來越小，人也肉眼可見地憔悴下去，可腰身卻一天比一天粗。她開始穿那種最寬大的棉襖，想遮住，但在女知青的集體宿舍里，這怎么可能藏得住。
消息像炸彈一樣，在知青點引爆了。
所有人都認定，孩子是老黃的。
“我就說吧！這下肚子都搞大了！”
“看她以后還怎么裝清高！”
“真不要臉，為了返城，什么都干得出來。”
蘇婉成了過街老鼠。吃飯的時候，沒人愿意跟她坐一桌。走在路上，背后全是戳戳點點的脊梁骨。以前跟她關系還不錯的幾個女知青，現在見了她，都像躲瘟疫一樣繞著走。
我成了最大的笑話。那個為了她跟人打架的傻子。
我去找她，把她堵在倉庫后面。我盯著她的肚子，感覺渾身的血都往頭上涌。
“是不是他的？”我的聲音都在抖。
她臉色慘白，嘴唇被自己咬出了血印。她看著我，眼淚大顆大顆地往下掉。
“不是你想的那樣……”她翻來覆去，只會說這一句。
“那是哪樣？你告訴我啊！”我幾乎是在吼。
她只是哭，一個勁兒地搖頭，就是不肯說出一個字。
那一刻，我心里的什么東西，徹底碎了。我看著她，這個我曾經想用命去保護的姑娘，突然覺得無比陌生。她的眼淚，她的沉默，在我看來，都成了默認。
我轉身就走，再也沒回頭。
日子變得像一潭死水。我把自己埋在繁重的勞動里，每天累得像條死狗，回到宿舍倒頭就睡，這樣就沒力氣去想那些亂七八糟的事了。
我再也沒和蘇婉說過一句話。在林場里碰見了，我就當沒看見，扭頭走開。我能感覺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但我一次都沒回頭。
整個林場，都在等著看這場好戲怎么收場。
有人說，老黃會跟縣城的老婆離婚，娶了蘇婉。有人說，老黃會找個由頭，把蘇婉送到哪個山溝里的分場去，讓她自生自滅。
大家都在猜。
就在這年冬天，一九七四年的冬天。一個誰也沒想到的東西，開進了我們林場。
那是一輛綠色的北京吉普車，212。車頭上還掛著牌子，不是我們這地方的號。在當時，這種車，比大熊貓還稀罕。
車子卷著雪末，一路開到知青點門口，停下了。
場長老黃從他那間小辦公室里一路小跑出來，臉上堆著我從沒見過的謙卑笑容。他跑到車門邊，拉開車門。
車上下來一個穿著四個兜干部服的中年男人，戴著眼鏡，氣質跟我們這林海雪原格格不入。
老黃陪著那個男人，徑直走向女知青宿舍。
所有人都從屋里探出頭來看。我也站在人群里。
老黃在蘇婉的宿舍門口停下，敲了敲門。
門開了。
蘇婉走了出來。她穿著那件寬大的舊棉襖，圍著一條灰色的圍巾，手里提著她來時的那個藍色布包袱。
她的肚子已經很明顯了，就算有棉襖遮著，也能看出隆起的弧度。
在所有人的注視下，在冬日慘白的陽光下，她那隆起的肚子，像一個公開的罪證，無所遁形。
她臉色蒼白，但眼神卻異常平靜。她沒有看那些對她指指點點的人，也沒有跟任何人告別。
她只是在準備上車的時候，抬起頭，越過人群，準確無誤地找到了我。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復雜。我看不懂。里面好像有不舍，有委屈，有決絕。甚至，我還看到了一絲……憐憫？像是在可憐我。
然后，她轉過頭，彎腰鉆進了吉普車里。
吉普車發動了，掉了個頭，在雪地上壓出兩道深深的車轍，揚長而去。
車子消失在林海的盡頭，留下我們這群目瞪口呆的知青，和漫天飛揚的塵土。
王大嘴第一個打破了沉默，他一拍大腿，聲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讓所有人都聽見：“我操！牛逼啊！這他媽是讓大官給接走了啊！老黃這關系可以啊，搞大了肚子，還能找這種車來擦屁股！”
旁邊立刻有人附和：“可不是嘛！京字頭的牌子，這得是多大的干部？”
“這女的也算熬出頭了，就是不知道被拉到哪兒去，是好事還是壞事。”
這些議論像無數只手，把我心里那根名叫“理智”的弦，一根一根地全部扯斷了。我所珍視的一切，那個白樺林里的誓言，那個奮不顧身的擁抱，全都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
她最后的那個眼神，那輛神秘的吉普車，那個隆起的肚子，像一把燒紅的刀子，在我心臟上反復切割。
我覺得這是一種公開的羞辱，她在用這種方式告訴我，她選擇了一條我永遠也夠不著的通天路，我們之間的一切，都被她干凈利落地抹掉了。
我感覺一股血直沖腦門，耳朵里什么都聽不見了，只有嗡嗡的轟鳴。我瘋了一樣推開身邊的人，沖出宿舍。我沒穿大衣，寒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我只有一個念頭，去那個地方。
我跑進林場西邊的那片白樺林，深一腳淺一腳地踩在雪里。我找到了那棵樹。
樹干上，“LJS”和“SW”的刻痕，在白色的樹皮上顯得那么刺眼。
我不知道從哪兒摸出了平日里用來砍柴枝的短柄斧，用盡全身的力氣，一斧頭，一斧頭，狠狠地砍向那塊刻著字的樹皮。
“鐺！”“鐺！”“鐺！”
冰冷的空氣里，只有斧頭砍進樹木的悶響，和我自己牛一樣粗重的喘息聲。木屑和雪沫四處飛濺。
我不知道砍了多久，直到那棵不算太粗的白樺樹發出一聲不甘的呻吟，轟然倒下，在雪地上砸出一個大坑。
我也跟著跪倒在雪地里。我看著被我親手毀掉的刻痕，看著那倒下的、光禿禿的樹干，眼淚終于流了下來，瞬間就在臉上結成了冰。
我以為，這就是結局了。
從今往后，我要用我的余生，來忘記這個叫蘇婉的女人，和這個恥辱的冬天。
但我沒想到的是事情到后面完全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