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侄子說出周總理真實死因，死后骨灰卻用花瓶裝，讓人心痛！

　　1972年5月12日，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體檢日。保健醫生張佐良像往常一樣，給周恩來做例行尿檢。

　　顯微鏡下，4個紅細胞靜靜躺在那里。就是這4個紅細胞，拉開了一場長達3年多的抗癌之戰。

　　而這場戰爭的結局，直到周恩來的侄子周爾鎏出書披露，外界才知道——原來總理的死，本可以避免。

　　6天后，死刑判決書下來了。

　　1972年5月18日，京滬津三地的泌尿科專家齊聚北京。吳階平、虞頌庭、熊汝成，這些國內頂尖的專家，會診結果出奇一致：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74歲的周恩來，得了癌癥。

　　但這個消息，沒人敢告訴他。

　　醫療組的報告送上去了，請求立即手術。

　　理由很簡單：腫瘤只有0.5公分，還是表淺的絨毛狀，現在切除，生存率極高。可等來的批示卻讓人意外——不開刀，用中醫保守治療。理由也很直接：之前陳毅、謝富治都是開刀后去世的，開刀容易擴散，太危險。

　　就這樣，最佳治療時機，一天天溜走了。

　　1973年3月10日，拖了十個月后，周恩來終于等到了第一次手術。

　　玉泉山的手術室里，吳階平從電鏡中看清了：腫瘤還是綠豆大，燒掉它，沒問題。電灼術很成功，幾天后尿液就完全清澈了。醫生們松了口氣，以為劫后余生。

　　可誰都沒想到，十個月前的那次延誤，已經埋下了禍根。

　　1974年，一切開始失控。

　　3月上旬，周恩來開始大量便血。每天100多毫升，后來飆升到200多毫升。癌癥復發了，而且來勢洶洶。

　　報告上白紙黑字：發現脫落的膀胱乳頭狀癌組織塊。這意味著什么？腫瘤長大了，壞死脫落了，很可能已經開始轉移了。

　　必須馬上住院，必須立刻手術。

　　張春橋的回應是幾句空話：總理工作太忙，我有機會勸勸。然后補了一句：先別把化驗結果告訴總理，免得他分心。甚至建議，要是總理非要看，可以先改改結論。

　　工作人員沒辦法，只能叫醒總理，拔掉針頭，趕去人民大會堂。事后才知道，那次會議根本不需要周恩來參加。就這樣，又拖了兩個月。

　　6月1日，中央政治局終于批準了手術。周恩來住進305醫院，這座醫院建院以來第一次住進黨中央高級領導人。當天做了第一次大手術，膀胱癌切除。手術還算成功，血尿消失了，刀口愈合良好。

　　但已經晚了。

　　從4月開始，周恩來生平第一次接受輸血。這一輸，就是89次，一直輸到去世。

　　1974年的周恩來，每天都在打一場看不見的仗。

　　膀胱里的血液凝結成血塊，堵在尿道里，排不出來。周恩來只能靠晃動身體、扭腰，甚至不由自主地跳動，才能把血塊擠出來。工作人員看著他這樣折騰自己，每次排完，總理都精疲力竭，額頭全是汗，只能躺在沙發上歇半天。

　　這樣的痛苦，一天要重復好幾次。

　　1975年，死神加快了腳步。

　　8月，吳階平在例行檢查時，摸到了周恩來下腹部的腫塊。雞蛋大小，很硬。幾天后化驗報告出來：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和鱗狀細胞癌。"鱗癌"，惡性程度極高的那種，已經擴散到盆腔，轉移到全身。

　　9月20日，第四次大手術。手術前，吳階平向中央匯報：總理的癌癥已經到了晚期，不可能再手術切除了，只能保守治療。

　　周恩來很清楚這次手術意味著什么。進手術室前，他讓人找來1972年批林整風會議上的那份報告錄音稿，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注明時間："于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走進手術室那一刻，他大聲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術臺上，醫生剖開腹腔，看到的是滿目瘡痍——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無法醫治了。

　　鄧小平當場下指示：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10月24日，又做了一次手術。這次手術后，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

　　1976年1月7日晚上11點。

　　病房里很安靜。周恩來微睜雙眼，看清了身邊的吳階平。他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我這里沒有什么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們……"

　　這是他說的最后一句話。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心電圖變成了一條直線。

　　從1972年5月18日確診，到1976年1月8日去世，3年7個月零21天。13次大小手術，平均40天挨一刀。體重從130斤掉到61斤。

　　死后的事，更讓人心酸。

　　按照周恩來生前的遺囑，骨灰不保留，要撒到祖國的江河大地上。工作人員去八寶山買骨灰盒，選了個普通的，鄧穎超說裝一下骨灰，沒必要講究。

　　可火化后發現，骨灰盒裝不下。

　　怎么辦？只能臨時從八寶山找了一只空花瓶，把剩下的骨灰和總理的褲扣、金屬鈕扣這些遺物，全裝進去。

　　沒人知道這只花瓶之前是做什么用的，有沒有破損，但堂堂一國總理，死后部分骨灰要裝在這樣一個臨時找來的容器里。

　　1月15日晚，追悼會結束。鄧穎超領著西花廳的工作人員走進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周恩來的骨灰盒放在那里，上面蓋著鮮紅的黨旗。她在骨灰盒前默哀三分鐘，打開盒子，手在發抖，眼里含著淚，卻堅定地說："恩來，你的心愿要完成了，你安息吧！"

　　晚上7點半，張樹迎捧著骨灰盒，高振普捧著那只花瓶，坐上斯大林送給周恩來的那輛蘇制吉姆車，駛向通縣機場。一架撒農藥用的安-2小飛機停在那里。

　　鄧穎超站在寒冷的黑夜里，目送飛機起飛，漸漸消失在夜空中，直至無影無蹤。

　　飛機三次起飛，三次俯沖。周恩來的骨灰撒向北京密云水庫，撒向天津海河入海口，撒向山東濱州黃河入海口。他真的回到了祖國的江河大地，沒有占用國家一寸土地。

　　延遲的治療，難忍的病痛，臨時的花瓶，每一個細節都在訴說著這位老人的不易。他用一生踐行了"為人民服務"的誓言，就算身處困境，就算遭受刁難，心里裝著的永遠是國家和百姓。病重時還在為賀龍平反奔走，還在為國家安危周旋，忍受著常人無法想象的痛苦，到最后連骨灰都不愿留下。

　　1976年1月15日，"十里長街送總理"。百萬群眾自發站在長安街兩旁，看著靈車緩緩駛過。全國各地的人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擺滿花圈。聯合國為這位中國總理降半旗致哀，連續七天，這是聯合國歷史上降半旗時間最長的一次。

　　這樣的總理，怎么能不讓人銘記？當我們今天享受著安穩的生活，是不是也該常常想起，曾經有這樣一位老人，為了這份安穩，耗盡了自己最后的力氣，連一個像樣的骨灰盒都沒來得及準備，就匆匆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