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只剩一塊六”，這是我青春期追過的偶像

最近的熱搜，有一條是關于音樂人李霄云的。

這個2009年的快女亞軍、人氣選手，在離開老東家天娛傳媒后，自費做獨立專輯《正常人》，最困難的時候，發現自己甚至交不出五塊錢的停車費，因為卡里余額只剩下一塊六，被提煉成“李霄云余額一塊六付不起停車費”的熱搜話題后，素來嚴格的網友們卻鮮有“又有明星來賣慘哭窮了”的抗拒感，大概是那個窘迫的瞬間太過令人共情。

現實是做完獨立專輯，就解散了團隊，付不起錢了。（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李霄云的這段講述截取自最近播出的《因為是想寫成歌》的紀錄片，由哇唧唧哇創始人之一的馬昊發起，背后是騰訊視頻《十三邀》《解釋鴻溝》等節目的制作團隊。馬昊曾經是2009年、2011年《快樂女聲》和2013年《快樂男聲》的總導演，如今則在鏡頭里再次與當年的選手們對話。

遙想二十年前那個選秀比賽火熱的年代，大家蹲守在電視前看湖南衛視，你一票我一票投出來的年輕選手們，出道即巔峰，但除了少數幾位成為如今依舊閃耀的大明星，大部分人都在如今成了“過氣偶像”和“走下坡路的普通中年”。

馬昊和快男們在一起。（圖/馬昊小紅書）

用網友的話來說，《因為是想寫成歌》拍的是那些“糊咖”——做獨立專輯付不出制作費的人，困在成名曲里在短視頻里反復唱的人，被網絡暴力和抑郁情緒折磨的人……他們的個體敘事背后，還藏著內娛剪不斷、理還亂的雪藏糾紛和勾心斗角。

翻開彈幕，大家一邊表示自己的青春又回來了 “什么叫唱功？現在的偶像看看？” “我曾經為她在貼吧和人對罵”；一邊也在感慨 “和他們一樣，曾幾何時，80、90后心中都裝著改變世界的宏圖，卻在現實里負重前行” 。

“一塊六”上熱搜的背后，是大家圍觀那些去過頂峰的人們在下山路上看到的風景，也透過他們看到了屏幕外自己的生活。

馬昊曾經警告選手們：累可能就這幾個月。（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人在最紅的時候，不珍惜那個紅

20年前，內娛還沒有流量藝人這個說法，但2004年橫空出道的《超級女聲》就是當仁不讓的流量之王。

2005年的第二屆“超女”捧出過像李宇春這樣現象級的平民偶像，一路火到今天都沒有低谷。但那畢竟是少數，后來的《快樂女聲》和《快樂男聲》則帶來了一大批如今看來都不溫不火，甚至已經完全轉路人的選手。

在《因為是想寫成歌》里，你可以看到2011年的快女冠軍段林希，在成都菜市場用現金買菜做飯，導演問她為什么這個年代了還在用現金，她的回答竟然是因為用現金買菜可以“抹零”，節省開支。

在北京闖蕩那幾年，段林希自己寫的歌很少被公司看上，反倒是聽了一整天汪峰，寫出來的“很燃”的作品，被大家一致稱贊。后來她解約，回成都做自己的工作室。

段林希模仿汪峰寫出來的歌詞。（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當年和段林希在4進3的舞臺上PK的蘇妙玲，如今輾轉在各大商演現場拼盤演出。18歲時，她以淡定表情用粵語唱出《一生何求》的哀怨；如今的她，獨自回長沙參加節目錄制，遠遠看著被無數粉絲包圍的藝人，也是淡淡走過。

李霄云的故事是和同一屆的黃英一起講的，在名為“抉擇”的標題下，兩位走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李霄云在北京沒有窗戶的地下室做獨立音樂，感慨“這個行業讓我想死”；黃英在杭州家里帶兩個孩子拍短視頻，一遍遍唱起她當年的代表曲《映山紅》。

黃英和孩子們在一起。（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還有2013年的快男白舉綱和寧桓宇：一個是綜藝里假裝快樂的大男孩，在音樂劇舞臺上曾被全場觀眾不看好；一個是當年的鋼琴天才、如今的落魄文藝片演員。他們都經歷了親人的離世，不同程度地被抑郁情緒折磨。

以及2010年的快男李行亮和2013年參賽的左立：前者憑《愿得一人心》走紅，又在《再見愛人4》之后和妻子麥琳一起陷入漫天爭議；后者在參賽時以一曲《董小姐》出圈，隨即被曝情感丑聞。

左立唱紅《董小姐》后，全國的酒吧店鋪都在播放這首歌。（圖/《快樂男聲》）

馬昊說：“人在最紅的時候，是不珍惜那個紅的。” 在20歲就成名的偶像身上，你會看到那種很鋒芒的東西，比如白舉綱在面對選手互投淘汰時拒絕投給別人時的那種執拗，李霄云在明明有很好的資源能成為下一個“李宇春”或“張杰”時主動放棄，只因為她覺得那時候的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但更多時候，你會看見他們半推半就地走到了今天，品嘗盡人間百態。從貧困山區走出的黃英，坦言“自己是跨越了階層”。她一直在短視頻平臺上活躍著，丈夫放棄過去的歌手道路，全職輔佐她和家庭。面試“浪姐”節目連續失敗后，黃英和孩子們感慨：“媽媽可能在家里厲害吧。”

20年后，曾經的偶像們都明白了，世界改變不了。

蘇妙玲回憶，自己曾是被嫌棄的超生“二胎”女兒，因為唱歌“覺得自己有用了”。（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你對我們的感情，也是工作”

《因為是想寫成歌》播出之后，一個大家討論比較多的爭議是，當導演馬昊變成紀錄片提問者時，她依然是作為“上位者”在審視這群曾經由她帶火的年輕偶像們。

比賽那會，走到后面的選手，都會涉及到要不要與湖南廣電投資的天娛傳媒簽約。蘇妙玲的哥哥來找過馬昊，大概的意思是，無論以后火不火，她要照顧好這個妹妹。但成年人的世界沒這么簡單，后來即使在最難的時候，蘇妙玲也沒有主動找過馬昊，問就說過得還不錯。

蘇妙玲聊困難的時候。（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背后的原因，就是蘇妙玲在節目里最出圈的那句話：“我到現在都分不清昊姐對我的關心是真是假。” 段林希也直接和馬昊說：“也許你對我們的感情，也是工作。”

但馬昊也會說，自己把青春都奉獻給了節目，說她很熱愛這件事，“我能不真么？”

馬昊和“內娛選秀教母”龍丹妮一樣，都是一畢業就到電視行業摸爬滾打的內容人。26歲時，馬昊就已經做到了金鷹節的總導演。后來，她加入龍丹妮團隊，她們都對發現偶像、打造偶像、創造新的價值有興趣，在《人物》的采訪里，馬昊也提到覺得這套體系給她帶來了幸福感。2016年，龍丹妮離開湖南廣電，創立公司哇唧唧哇，馬昊也是聯合創始人。

黃英光著腳上臺唱歌的畫面，始終在馬昊腦子里，或者說，她很擅長挖掘素人身上的閃光點。（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但不得不承認，真人秀不是真實本身。作為節目組而言，大家都心知肚明，要激發鏡頭前的選手們去講出觀眾想聽的話，去和不同的人明里暗里地較勁，去面對鏡頭內外的各種評價，這樣節目才好看。馬昊也承認，2011屆快女是在一個極度drama的環境里被黑，被火烤。

段林希和蘇妙玲在比賽里。（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段林希會懷疑，如果馬昊對她們是真心的，那為什么沒有給更多的舞臺和機會。而在紀錄片拍攝時，當段林希提到自己沒錢發歌，馬昊聽著她唱了一段，就決定幫她找人發歌，她出錢。馬昊說：“她可是我的冠軍啊。”

蘇妙玲知道馬昊幫段林希發歌時，她的表情很微妙，彈幕里有人覺得她還是有傲氣的，也有人能看出那種唏噓感。如果馬昊沒有出來拍這個紀錄片，無數個段林希可能還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默默無聞著。

（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與此同時，紀錄片勾出了一些讓粉絲們都很意難平的往事，即這一撥選秀偶像出道后和天娛傳媒之間的各種糾紛。

在長達八年的合約期里，或因音樂追求不一樣，或是事業安排有偏差，或陷于丑聞而被雪藏，多位快女快男都和天娛單方面解約過。沒有鬧翻的人，背后也多少有粉絲和公司之間的掐架，常見的爭議是：你把我的偶像當賺錢機器，但ta還有自己的夢想要實現。

如今，當某位曾經紅過臉的選手回長沙參加節目，上演某種“和解”，依然會引發網友們一輪憶往昔的討論。這背后，都透露著偶像、造星體系和粉絲群體之間極其復雜的權力關系。

馬昊和陳楚生合影，陳楚生曾和天娛打過很長時間的官司。（圖/馬昊小紅書）

偶像過氣，夢想退潮，生活繼續

談及拍紀錄片的原因，馬昊說：“你和現在的年輕人談夢想，沒人相信了，但那個時候，這群人是實現了的。” 騰訊視頻副總編輯李倫曾想給這個紀錄片取名《超我》，他關注這些所謂實現了夢想的人，在時代變遷里如何找到自我。

（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追星的人都會知道，大家追的都是偶像身上“美好”的部分，既有著養眼的外形上的美，又有著執著追逐夢想的好。時至今日，哪怕是已經過氣了的這群快女快男，他們一開口，大家也知道業務能力是在那里的。他們“全開麥”地接受過大眾考驗，把個人故事放到公共舞臺上講述，他們也是草根一步步努力最后大放光芒的代名詞。

從千萬人之中脫穎而出，選秀偶像們就有了其作為名人的“克里斯馬（charisma）”的魅力。如今，當流量和名氣褪去之后，他們會面臨生活里和大家一樣非常具體的焦慮和考驗，我們都在期待他們可以觸底反彈或者再度翻紅。

但這種爽劇一般的敘事并沒有發生。即使黃英第三次面試上了《乘風2025》節目，并在其中有亮眼的舞臺表現，但是節目本身影響力也在年復一年的復刻中稀釋了，不再是第一季那個全民關注的文化現象。

黃英在《乘風2025》節目里。（圖/黃英微博）

在音綜《時光音樂會》里，和黃英一起翻唱名為《不要慌太陽下山有月光》的網絡流行歌曲后，李霄云的人氣有了點起色，她抗拒再次演唱這首歌，感覺在獨立音樂里摸爬滾打了十幾年，最后“付諸一炬”。可紀錄片最后，她還是唱了。

《不要慌太陽下山有月光》在社交媒體上傳唱度極廣。（圖/《時光音樂會》）

段林希在馬昊的幫助下能發歌了，但她還是拿著從老家云南保山寄來的豐厚特產，一邊小心翼翼地問編導，“現在送禮合不合適”，一邊投入一首歌的時間，唱出這幾年的心酸和不易。

而一直寫不出來作品的寧桓宇，在經歷了不可抗的家庭變故和抑郁之后，在鋼琴前彈出了久違的曲子，吟唱的貴州方言，把人一下子拉到了那種陰翳的氛圍里。他也逐漸明白，好像這些低谷經歷，都可以成為藝術創作的靈感。

剛聊完走心的事，寧桓宇開玩笑“我要寫流行歌了”。（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沉寂很久后，李行亮跟著同屆的劉心去新疆塔城演出，但由于節目帶來的爭議，他依然被“舉報”，不能站在臺前。回到工作室的他，對著陶淵明的詩寫了一首“輕巧”的作品，聽9歲的女兒唱出來，看著她每晚入睡的樣子，他找到某種平靜。

李行亮的女兒送他出門。（圖/《因為是想寫成歌》）

坦白講，和真正的素人比，這些過氣了的偶像，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生活過不下去了”，吸引我們去看的，是他們在認清娛樂圈人情冷暖或者做出各種妥協之后，依然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去做一些關乎于個人追求的事情。

在越來越無聊的內娛，這些停在半山腰的人更像“活人”——他們出身草根、短暫成功，大多數時候失意，摸爬滾打。在一個越來越難以容納普通人的娛樂工業里，這樣的敘事顯得格外稀缺。

2009年快女曾軼可寫給馬昊的信。（圖/馬昊小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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