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直播產業深度探訪：當“情緒價值”成為一門精密工業

在廣州番禺一處遠離地鐵的寫字樓里，晚上7點整，五間直播間同時亮起。燈光師早已完成編程，VJ（視覺工程師）在后臺調試著舞臺背景動畫，運鏡師手持云臺，緊盯鏡頭里8位女主播的一舉一動——她們正以近乎軍事化整齊的隊形跳完一支韓團舞，汗水浸濕了打底衣，但笑容始終掛在臉上。

這不是電視臺的錄播現場，也不是某檔選秀綜藝的彩排，而是一場正在社交平臺進行的“團播”直播。屏幕下方，禮物特效如瀑布般刷過，“榜一大哥”剛剛送出一枚價值3000元的“嘉年華”，觸發全屏煙花。與此同時，運營人員迅速在后臺記錄數據，并通過耳返提醒主持人：“注意引導PK，對方團剛拉了一個神豪。”

“一個畫面切錯，就是直播事故。”廣州某大型MCN人力負責人“大江”說這話時語氣平靜，卻帶著一絲疲憊。他所在的公司，只是中國幾千家團播公司中的一員。但在這間看似尋常的直播間里，一場關于“情緒價值”的工業化生產正悄然上演——它不再依賴個體魅力，而是被拆解為崗位、流程、KPI與算法反饋的精密系統。

“劇組式”團播：從一個人到一支軍隊

五年前，直播還是“一部手機、一張臉”的個體戶生意。主播坐在臥室或出租屋，靠聊天、唱歌、跳舞吸引觀眾，打賞是唯一的收入來源。那時的直播生態粗糙、原始，甚至帶有某種“草根”的浪漫主義色彩。

如今，精品團播已演變為“小型綜藝劇組”。記者調研發現，一個高規格的“流量團”，需要以下角色：

·總策（總策劃）：統籌內容方向、場地布置、服裝道具，類似節目制片人；

·運鏡師（2名）：一人固定機位拍全景，一人游機拍攝特寫與互動鏡頭；

·燈光師：需掌握DMX512協議和編程技能，預設多套舞臺光效方案；

·VJ（視覺工程師）：負責動態背景、粒子特效、虛擬舞臺搭建；

·主持/中控：既要控場互動、調動氣氛，又要操作音效、切換BGM；

·編舞、化妝師、服裝搭配師：保障舞臺呈現的專業度；

·運營（1-2名）：對接主播、策劃內容、盯數據、協調平臺資源；

·場務/后勤：管理設備、送水、處理突發狀況。

“這不僅是直播，更像是在拍綜藝。”一位前省級衛視編導轉行做總策后對記者坦言。在巨大的音樂聲中，中控“白給”一邊操作燈光一邊切換音頻，平靜地說道：“這是一個新人團，目前給她們設計的是四分屏，誰禮物多誰就上來跳。”與此同時直播間里持續回蕩著主持人熱情高昂的聲音，幾乎找不到任何話隙。一個流量團的籌備期長達三個月，彩排、走位、舞美設計缺一不可。而在直播過程中，突發狀況也是難以預料——主播臨時改動作、粉絲突然刷出“神豪禮物”、PK對手臨時加碼……每一個環節都極其考驗團隊的臨場反應。

但另一方面的好處是，團播的興起帶動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如前文提及的轉行“衛視編導”，亦有眾多編導專業、藝術專業的學生在畢業后會優先選擇進入直播行業。剛從倫敦某大學傳媒專業畢業的圓圓就是其中一員，她坦誠進入直播行業是因為“好玩”，“這個行業崗位多呀，我剛畢業沒進電視臺，直播現在配置和做節目沒什么差別，這里機會更多。”而在直播間旁邊的房間里，一群人在工位上正火熱地打字，他們是“直播經紀人”。經紀人“牙牙”告訴記者，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在網絡上尋找新人，“團播必須隨時要有新人才能持續發展”，時近年底，找工作的人明顯變少了，她雖有些犯愁，但還是表示非常喜歡這份工作，因為“能經常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除了人員配置，一個MCN公司想要入局團播，在設備投入上，硬支出也非常驚人。普通直播間裝修+設備需15-20萬元；而一個綜藝級流量團直播間，投入可達50-100萬元。“單盞專業LED帕燈就五六千元，索尼FX6相機配大疆穩定器，電腦全是RTX4090起步，聲卡用的是RME。”元圓傳媒運營負責人“百歲山”掰著指頭算賬，“還不算每月電費——空調、燈光、服務器全開，一天電費都要上千。”

更關鍵的是，這套系統高度依賴“協同效率”。一旦某個環節掉鏈子——比如VJ沒及時切背景、運鏡師漏拍關鍵互動、主持人沒接住“神豪”話茬——整場直播的轉化率就會斷崖下跌。“我們有復盤會，每場直播后看錄像，逐幀分析。”百歲山說，“不是為了藝術，是為了ROI（投資回報率）。”

不露臉的生意：語音直播的“競標上麥”邏輯

當視頻直播在視覺賽道內卷至極，語音直播卻開辟了另一條路徑，悄悄打開了300億規模的市場。在這里，主播無需露臉，只靠聲音、虛擬形象和劇本化互動提供“情緒陪伴”，多人競爭上“語音廳”的運作邏輯也可以說是另一種類型的“團播”。

“用戶喜歡的不是真人，而是想象中的你。”語音主播“阿冷”解釋道。阿冷出生于1992年，但已入局直播行業十余年，早在高中時期，喜歡唱歌的她就開始了語音直播——在直播間用歌聲吸引粉絲。她對記者表示，“最開始我就是拿著一部手機對著唱歌，慢慢地積累粉絲”，如今她已是廣州某MCN公司語音直播負責人，手上運營著多個語音直播團隊，“語音直播現在已經不再是只會唱歌就行了，有一套完整的運作邏輯。”

每個語音廳設有8個麥位，卻有上百位語音主播競爭。他們需自行設定“任務值”——比如“今晚目標1000元上麥”，任務值越高，越優先獲得麥位。“這是主播必須要給自己設定的，一是為了提升競爭力，二是為了保證公平性。”阿冷說。若未完成任務，將被暫停上麥數小時。“這是一種默認的消費契約，用戶支持你完成任務，是為了能繼續聽到你——或者說，繼續‘擁有’你。”

這套機制又催生了新的崗位鏈：

·編導：為主播打造人設、策劃短視頻引流內容；

·原畫師：設計虛擬形象（業內稱“皮套”），成本從幾千到十萬元不等；

·廳管：管理麥位排檔、協調主播、處理糾紛；

·混音師：優化人聲、添加環境音效；

·AE動畫師：制作虛擬短劇、表情包、互動特效；

·運營：將高凈值用戶導入微信，進行線下活動邀約。

“語音廳的一個月流水2000萬元左右。”大江透露。而頭部語音廳如杭州“聽潮閣”，早已登上《天賜的聲音》等綜藝舞臺，甚至開始孵化自己的偶像團體。不久前，“趙太陽”還以聽潮閣傳媒總裁的身份參與錄制了抖音、湖北衛視聯合呈現的綜藝《我被有趣的工作包圍了》。

與此同時，語音直播的商業模式也更加隱蔽。表面是“唱歌聊天”，實則構建了一套“情感訂閱制”：用戶通過持續付費獲得主播的專屬回應、生日祝福、語音留言，甚至“虛擬戀愛”體驗。“有些大哥一年花幾十萬，就為了聽一句‘今天想你了’。”剛做三個月語音主播的小林苦笑，“我都覺得不是消費，是在贖買孤獨。”

高收入與高消耗：主播的“5年花期”與心理代價

團播主播“柔柔”入行半年，已深諳行業本質。她每天早9點到崗，練舞3-4小時，直播2-4小時，下播后還要復盤、剪短視頻、回復粉絲私信。她告訴記者，做團播最痛苦的不是累，而是“努力半天，回頭一看，背后空無一人”。

行業數據顯示，成熟團播主播月營收可達十幾萬至二十萬，除去平臺的50%抽成與公司的抽成，到手約三四萬元；頭部主播月入四五十萬甚至更高。百歲山對記者表示，他們公司通常提供8000至10000元的保底工資，同時計算提成，取兩方最高值發放工資，因此人員流失率相對較低。

但這份錢，也并非誰都可以掙到，因為娛樂直播隨時都伴隨著高消耗。“主播像有血條的銷售，能量耗盡就要休息。”百歲山說。行業普遍認為，主播生命周期約5-6年，“之后幾乎很難適應普通工作，除非轉型運營或帶新團。”因此，娛樂直播行業的年輕化趨勢很強，但這并不意味著年輕就一定是資本，年輕越大越意味著閱歷豐富，也越會提供情緒價值，“我帶過一個三十多歲的主播，她情商非常高，業績也相當好。”但在直播的高壓力環境下，身體卻容易吃不消，這位主播還是選擇轉型成為了幕后。事實上，比起主播的生存率，更殘酷的是新人的淘汰率：80%的新人播不滿7天便放棄。“剛開始時直播間沒人，還是要重復輸出情緒價值，太考驗人性了。”大江直言。

在很多人看來，直播是主播提供“情緒價值”來掙錢，但柔柔卻對記者說出了另一種觀點，“大家來看我，也是對我的一個情緒價值，我們也有明星夢的，雖然現在還是小主播，但也希望被關注到”，柔柔笑得非常青澀。誠然，在這個行業里，也有大量懷揣明星夢的年輕人入局，這對她們而言，是接近夢想的一條捷徑。已做一年團播、在社媒平臺上積累了十余萬粉絲的阿方直言“我們普通人做不了明星啊，除了在小直播間里被更多人認識，也沒有更多辦法了吧。”

雖然團播確實是圓夢的途徑，但無一例外的是，每一位與記者聊天的主播都提到了“刻板印象”這個詞。“我沒對家人朋友說我在做團播，很多人還是會歧視這個職業”柔柔表示，另一位男團成員“阿梓”也坦言，在沒做成大主播之前并不想對身邊人透露，“因為大家對團播有刻板印象，覺得團播就是不正經。”

一方面，外界的刻板印象會給團播主播帶來隱形的壓力，另一方面，做主播的心理代價也常常會被忽視。多位主播坦言，長期處于“表演型人格”狀態，也有可能導致現實社交能力退化。“下播后不想說話，連吃飯都麻木。”一位曾月入15萬的主播小月說，“你知道所有互動都是交易，但又必須裝作真心。”更危險的是“情感透支”。當主播與粉絲建立深度連接，一旦關系破裂（如被質疑“私聯”或“雙面人設”），極易引發網絡暴力甚至線下騷擾。“我們有心理顧問，但杯水車薪。”小月說。

紅海搏殺：從“擦邊球”到出海降維打擊

早期團播曾以“刷禮物指定動作”“穿制服跳舞”等低俗玩法吸引流量。2023年后，抖音推出《團播內容管理規范》，將團播正式歸類為“舞蹈類”，要求必須跳舞，否則不予流量扶持。這一政策倒逼行業升級，也讓大量的舞蹈專業人才涌入。

“現在不跳韓舞、不練齊舞，根本活不下去。”舞蹈老師“俊熙”說。她所在的公司為每個團儲備30多支原創或改編舞蹈，隨流行趨勢動態更新。每周有“舞種輪換制”，確保內容新鮮度。

然而，團播的國內市場已成紅海。“不建議盲目入局。”百歲山表示。于是，出海成為新方向。國內團播模式在東南亞、拉美等地形成了“降維打擊”——技術更成熟、內容更規范、變現更高效，國內的娛樂直播模式一去到有類似市場的國家，幾乎能“大殺四方”。“國外還在玩低俗游戲直播，我們已經做到一鏡到底運鏡齊舞了。”大江說。TikTok Live上的中國團播賬號，單場打賞超萬美元已不罕見。更有MCN在印尼、越南設立本地化團隊，招募本土主播，復制國內模式。

但出海也非坦途。文化差異、宗教禁忌、支付壁壘、稅務合規等問題層出不窮。“在中東，女主播不能露手臂；在巴西，用戶偏好即興桑巴而非韓舞。”一位出海運營表示，“復制容易，本地化難。”

灰色地帶與上市困境：資本為何不敢賭？

盡管平臺與國家雙重監管趨嚴，灰色地帶依然存在。代聊（由他人代替主播聊天）、私收轉賬（繞過平臺抽成）、線下私聯（主播與粉絲私下見面）等行為被明令禁止，但仍有主播私下進行。“大哥的10萬塊轉賬，很多年輕主播根本扛不住誘惑。”百歲山坦言。

更大的困境在于資本化。頭部MCN如無憂傳媒、遙望科技等屢次沖擊上市失敗或資本市場表現不佳，更大的原因或許在于：公會業務稅務復雜，藝人合約法律風險高，且核心資產（主播）極不穩定。“MCN的價值在合約，但合約隨時可能撕毀。今天你是頂流，明天就可能停播跑路。”

此外，行業人才結構也更為特殊。主播最高學歷多為普通一本，985/211畢業生極少。“高學歷者要求高，難適應某些內容要求，而且這一行業情商比智商更吃香。”大江透露。而另一方面，管理層多來自傳統媒體、電商或游戲行業，對“情緒經濟”理解深刻，卻缺乏長期戰略視野。同時，平臺抽成高達50%，也進一步壓縮了利潤空間。事實是，主播到手約30%-40%，公會或者MCN機構僅剩10%-20%。“我們賺的是辛苦錢，不是暴利。”百歲山強調，“平臺和支付通道賺去了大頭。”

每個人都是情感經濟的注腳

直播行業的本質，是情緒價值的工業化生產。無論是視頻直播的視覺沖擊，還是語音直播的聲音陪伴，最終兜售的都是“連接感”與“被需要感”——一種在碎片化社會中日益稀缺的情感資源。

不同的是，這種情感連接如今被拆解為崗位、流程、KPI與算法反饋的精密系統。從一個人面對鏡頭的熱血嘗試，到團隊精細化運作的系統工程；從真實面孔的情感投射，到虛擬形象的想象寄托——直播在爭議中進化，在紅海中尋找藍海。

當打賞成為新型文化消費，當“榜一大哥”成為稀缺資源，這個行業的故事已不僅是財富神話或道德爭議，而是關于技術、內容、人性與商業如何在一個急速變化的時代，共同編織的新型連接網絡。

在這個網絡中，每個人既是觀眾，也是參與者；既是消費者，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這個時代情感經濟的一枚注腳。而那些深夜仍在跳舞的女孩、對著麥克風輕聲細語的男孩、在后臺緊盯數據的運營、在代碼中調試光影的VJ——他們或許不會出現在財報里，卻是這個龐大情緒工廠中最真實的齒輪。

正如柔柔在采訪結束所說：“我不是在賣藝，我是在賣‘你在乎我’的感覺。”而消費者買的，到底是不是‘我值得被在乎’的幻覺？這個答案不在直播間，而在整個時代的孤獨深處。

（文中提及人名均為化名）

文、圖｜記者 廖夢君 實習生 王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