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首都機場T3航站樓，VIP通道入口。
“先生，您的登機牌。”
我接過乘務人員遞來的金色卡片，一抬頭，腳步頓住了。
十米外的普通安檢口，一個穿著米色風衣的女人正彎腰對孩子說話。
那側臉的弧度，我閉著眼都能畫出來。
“媽媽，我想喝水。”
“乖，過了安檢再買。”
聲音穿過嘈雜的人潮，像一根針扎進我的耳朵。
她直起身，捋了捋頭發，目光無意識地掃過這邊。
時間靜止了。
她臉上的笑容瞬間凝固，瞳孔放大，嘴唇微張。
手里拿著的護照“啪”一聲掉在地上。
“林……江遠？”
她喊出我的名字，聲音發顫。
2008年7月，高考成績公布那天，縣城一中的公告欄前擠滿了人。
陽光毒辣，水泥地面蒸騰起熱浪。
我的T恤后背已經濕透，手心卻一片冰涼。
“江遠！你在這兒啊！”
蘇曉從人群里鉆出來，馬尾辮因為奔跑一甩一甩的，
臉上紅撲撲的，眼睛里全是光。
“我看到了！我過了！全省第三！北大的分數線夠了！”
她抓住我的胳膊，手指因為激動而用力。
“你呢？查分了嗎？多少？”
我張了張嘴，喉嚨發干。
“320。”
“什么？”
“320分。”我又重復了一遍，聲音低得像蚊子叫。
蘇曉臉上的笑容僵住了。她松開手，后退了半步。
“怎么會……你是不是看錯了？準考證號輸錯了？”
我搖搖頭，把手機屏幕轉向她。
短信頁面上，那串數字刺得眼睛疼。
蘇曉盯著屏幕，嘴唇開始發抖。她抬頭看我，眼圈紅了。
“那……那怎么辦？我們說好要一起去北京的……”
我沒說話。我知道她說的“一起”是什么意思。她考北大，我考個北京的普通本科，我們還在一個城市。
可現在，320分，連三本線都沒過。
唯一的出路，是本地那所名字都沒幾個人知道的職業技術學院。
“沒事。”我擠出兩個字，“專科就專科，三年就出來工作了。”
“可是。”
“蘇曉！”
一聲嚴厲的喝止打斷了她的話。
公告欄另一側，蘇曉的父母走了過來。
她父親是縣教育局的科長，母親是中學老師，在我們這個小地方，算是體面人家。
蘇父掃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在看路邊的雜草。
“成績出來了？”
“爸，我過了！能上北大！”蘇曉的聲音里帶著哭腔。
“好！好！”蘇父臉上露出笑容，拍了拍女兒的肩膀，“沒白費功夫。”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江遠同學，你考得怎么樣？”
我垂下眼睛。
“320。”
空氣安靜了幾秒。
蘇母輕輕嘆了口氣，那聲音里的憐憫比嘲諷更傷人。
“哦，那也不錯，至少有個學上。”
蘇父的語氣平淡，“曉曉，回家了，你爺爺奶奶還等著聽好消息呢。”
“爸，我。”
“回家。”蘇父的聲音沉了下來。
蘇曉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哀求，有慌亂，還有我讀不懂的絕望。
她咬了咬嘴唇，被父母一左一右帶著，轉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手里那張寫著320分的成績單，被我捏成了一團。
三天后的傍晚，蘇曉的父母找到了我家。
我家在縣城老街區，一棟兩層自建房，墻面斑駁。
父親早年工傷去世，母親在菜市場擺攤賣菜。客廳狹小，家具陳舊。
蘇父蘇母站在門口，沒有進屋的意思。
“江遠同學，我們長話短說。”
蘇父開門見山，語氣平靜得像在宣布一項通知。
“你和曉曉的事，我們一直都知道。
高中時期，我們不反對你們交往，是因為相信你們能把重心放在學習上。”
“但現在情況不同了。”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我家簡陋的客廳。
“曉曉考上了北大，未來會在北京發展，會有更廣闊的平臺和更優秀的人際圈。而你。”
他看著我。
“你讀的是專科，三年后畢業，最好的出路也就是在本地找個工廠當技術員，或者去南方打工。你們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我母親端著茶出來，聽到這話，手抖了一下，茶水灑在了桌上。
“蘇科長，話不能這么說，孩子還小，以后的路長著呢……”
“正因為他們還小，才不能走錯路。”
蘇母打斷了母親的話，語氣溫和，卻字字鋒利，
“江遠媽媽，我們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好。
曉曉和江遠現在或許感情好，但現實問題擺在這里。
學歷、圈子、未來發展，這些都不是感情能解決的。”
“等他們到了社會上，才會明白什么叫‘門當戶對’。”
“我們已經和曉曉談過了，她也同意我們的看法。”
蘇父從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這是曉曉寫給你的，你看看吧。”
他把信遞給我。
信封是淡粉色的，帶著蘇曉常用的茉莉香味。
我接過，手指發顫。
“我們不會強迫你們立刻斷絕聯系，但希望你能為曉曉的未來著想。”
蘇父的聲音放緩了一些，“如果你真的喜歡她，就應該放手，讓她去飛。”
“而不是用一段沒有結果的感情，拖累她的前程。”
他們走了。
我站在門口，看著那輛黑色轎車消失在巷口。
手里的信封燙得嚇人。
母親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遠，算了，咱家配不上人家。”
我沒說話，走回房間，關上了門。
拆開信封，信紙上是蘇曉娟秀的字跡。
“江遠：
對不起。
爸媽說得對，我們的路不一樣了。
忘了我吧。
好好照顧自己。
蘇曉”
短短五行字，我看了整整一個小時。
每一個筆畫都在告訴我：結束了。
我把信紙揉成一團，扔進垃圾桶。
又撿回來，攤平，再揉，再扔。
最后，我把信紙撕成了碎片。
窗外的天黑了。
九月初，蘇曉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我沒有去送。
同一天，我拖著行李箱，走進了本市的職業技術學院。
學校在郊區，校門破舊，教學樓灰撲撲的。
報到的新生大多垂頭喪氣，像一群打了敗仗的俘虜。
我的專業是“電子商務”，一個當時沒人看得懂的名詞。
班里四十個人，一半是調劑來的，一半是分數實在沒地方去才選的。
第一堂課，班主任說：“咱們這個專業，將來就是做淘寶店，幫人在網上賣東西。”
底下哄堂大笑。
我沒笑。
我看著黑板上的“電子商務”四個字，腦子里閃過一個念頭：
網上賣東西，是不是意味著，不需要面對面，不需要看人臉色？
宿舍是八人間，鐵架床吱呀作響。
室友們很快打成一片，約著去網吧通宵、去校外喝酒、去追隔壁衛校的女生。
我拒絕了所有邀請。
“裝什么清高啊，專科而已，混個文憑得了。”
我沒反駁。每天早晨六點起床，去操場跑五公里，然后去圖書館。
學校圖書館小得可憐，關于電子商務的書只有三排，我一個月全看完了。
周末，我去市里的新華書店，站在書架前抄書。
筆記本寫了一本又一本。
錢不夠用。
母親擺攤的收入勉強夠生活費，我不想再伸手要錢。
我開始打工。
第一份工是在學校食堂洗碗，一小時五塊錢。
第二份工是在校外網吧當夜班網管，一晚三十塊，能免費上網。
網管的活兒清閑，后半夜沒人，我就打開電腦，研究各種網站。
2008年底，淘寶剛剛興起。
我注冊了一個賬號，從義烏小商品市場進了幾十條圍巾，
拍照上傳，定價九塊九包郵。
第一個月，賣出去三條，虧了運費。
第二個月，賣出去十件，勉強保本。
室友看到我在宿舍打包包裹，湊過來看熱鬧。
“喲，江老板做起生意了？賣得出去嗎？”
“玩玩。”我說。
“我說也是，正經人誰在網上買東西啊，看不見摸不著的。”
我沒接話，繼續打包。
手指被膠帶劃破，滲出血，我用紙巾擦了擦，接著干。
2009年春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詞：跨境電商。
“把中國的東西賣給外國人？”
我盯著屏幕，心跳加快了。
網吧的電腦屏幕泛著藍光，凌晨三點，整個城市都在沉睡。
我打開谷歌，一個詞一個詞地搜索……
英文網頁看不懂，我就開著翻譯軟件，一個字一個字地啃。
眼睛熬紅了，就滴幾滴眼藥水。
肚子餓了，泡一碗食堂順來的方便面。
室友半夜起床上廁所，看見我還坐在電腦前。
“江遠，你瘋了吧？明天還有課呢。”
“馬上睡。”
我沒動。
屏幕上，一份關于跨境電商市場分析的報告，我才看到一半。
我知道我瘋了。
但我必須瘋。
因為每當夜深人靜，我閉上眼，腦子里就會浮現出那個場景：
蘇父站在我家門口，用平靜的語氣說：“你們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還有蘇曉那封信。
“忘了我吧。”
我忘不了。
我要讓他們都記住我。
不是記住那個高考320分的失敗者。
是記住一個他們再也看不起的人。
2011年6月，我從職業技術學院畢業。
沒有畢業典禮，沒有撥穗儀式，班主任在教室發了畢業證，說了句“前程似錦”，就散會了。
我拖著行李箱走出校門，回頭看了一眼。
三年，我沒逃過一節課，成績全系第一。
圖書館的管理員認識我，食堂打菜的阿姨認識我，網吧老板認識我。
但我的同學，大多已經叫不出我的名字。
因為這三年來，我和他們活在兩個世界。
我的行李箱里，沒有幾件衣服。
塞得滿滿的是二十幾個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記著跨境電商的操作流程、供應鏈數據、國際物流渠道。
還有一張銀行卡，里面有五萬八千塊錢。
這是我三年來打工、做淘寶店攢下的全部家當。
我在市區租了一間地下室，十平米，月租三百。
沒有窗戶，白天也要開燈。
潮濕的霉味揮之不去。
買了一張二手電腦桌，一臺組裝的臺式電腦，拉了一根最便宜的寬帶。
我的公司開張了。
沒有注冊，沒有員工，只有我一個人。
我在亞馬遜上注冊了店鋪，店名“ChinaDirect”，主營中國風的飾品和小工藝品。
第一單來自美國，一個女孩買了一條刺繡手帕，十五美元。
我騎著二手自行車，去批發市場進貨，回來打包，跑到市國際郵局寄平郵。
一單利潤不到五塊錢。
但我興奮得一整晚沒睡。
第一個月，營業額八百美元。
第三個月，兩千美元。
第六個月，五千美元。
地下室里堆滿了貨，走路要側著身子。
我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白天進貨、打包、發貨，晚上處理訂單、回復客戶郵件、研究平臺規則。
累了就在紙箱上躺一會兒，餓了就煮一包方便面。
我沒有朋友，沒有社交，沒有娛樂。
唯一的消遣，是偶爾點開蘇曉的QQ空間。
她的空間更新得很克制。
幾張大學校園的照片，未名湖、博雅塔。
幾條分享的歌鏈接。沒有自拍，沒有心情語錄。
她好像過得很好。
而我，像一只生活在下水道的老鼠。
2012年春天，我的月營業額突破了一萬美元。
我搬出了地下室，在郊區租了一間倉庫，樓上隔出一個小房間當臥室。
我雇了第一個員工，一個中專畢業的小姑娘，幫我打包發貨。
生意似乎走上了正軌。
但危機來得毫無征兆。
2012年秋天，我的eBay店鋪突然被封。
理由是“涉嫌出售侵權商品”。
我懵了。我賣的都是義烏小商品市場的通貨，哪里來的侵權？
申訴被駁回。
客服回復模板化：經查實，您的店鋪存在違規行為，平臺決定永久關閉。
賬戶里的八千多美元余額，被凍結了。
緊接著，亞馬遜店鋪也收到了警告信，幾個熱銷鏈接被下架。
倉庫里壓著十幾萬的貨，大部分貨款還沒收回來。
雇的員工要發工資，倉庫要付租金，物流公司催著結賬。
我四處借錢，求爺爺告奶奶，湊了五萬塊，勉強撐了一個月。
但訂單量斷崖式下跌。
曾經一天上百單，現在一天兩三單。
那個幫我打包的小姑娘，領了最后一個月的工資，小聲說：“老板，對不起，我找到新工作了。”
我點點頭：“去吧。”
她走了，倉庫里只剩下我一個人。
我坐在紙箱堆中間，看著電腦屏幕上幾乎為零的訂單數據，突然笑了。
笑出聲來，越笑越大聲，笑得眼淚都出來了。
蘇曉的QQ空間更新了一張照片。
未名湖的秋色，楓葉紅得像火。配文：“保研成功了，繼續留在燕園。”
我把電腦合上。
走到倉庫角落，那里堆著幾十個還沒拆封的紙箱，是我最新一批進的貨。
我拆開一個，里面是仿古的陶瓷杯，每一個都精心包裝。
我拿起一個杯子，舉起來，想摔。
手停在半空。
最后，我把杯子輕輕放回紙箱。
打開電腦，登錄一個跨境電商論壇，發了一個帖子：
“店鋪被封，貨壓十幾萬，求出路。”
半小時后，有人回帖：“同行舉報的吧？你是不是動了誰的蛋糕？”
我盯著那句話，看了很久。
舉報我的人，很快浮出水面。
是同城另一個做跨境電商的賣家，姓趙，四十多歲，早我兩年入行。
他的店鋪主營品類和我高度重疊。
論壇里有人私下告訴我：“老趙在圈子里放話了，說你是愣頭青，不懂規矩，亂壓價，搶了他的客戶。”
我約老趙見面。
地點在他公司，市區寫字樓里，一百多平的辦公室，十幾個員工。
老趙坐在老板椅上，端著紫砂壺喝茶。
“小江啊，坐。”
我沒坐，站在他辦公桌前。
“趙總，我的店鋪是你舉報的嗎？”
老趙笑了笑，放下茶壺。
“年輕人，說話要講證據。平臺封你店，那是平臺的事，跟我有什么關系？”
“論壇里都傳開了。”
“傳開了又怎樣？”老趙站起來，走到窗邊，背對著我，
“這個圈子就這么大，蛋糕就這么多。
你一個新來的，不懂規矩，亂搞價格戰，搞得大家都沒飯吃。
你覺得，大家容得下你嗎？”
“我賣我的貨，價格是我的自由。”
“自由？”老趙轉過身，臉上沒了笑容，
“小伙子，做生意不是考試，不是你自己埋頭苦干就能出頭的。這是江湖，有江湖的規矩。”
“什么規矩？”
“要么，你跟著我的價格走，我分你口湯喝。要么，你就別想在這個圈子里混。”
我看著他那張油膩的臉，突然明白了。
這不是競爭。
這是剿殺。
“如果我不答應呢？”
老趙聳聳肩：“那就繼續封店唄。eBay、亞馬遜、速賣通……我在這行混了這么多年，這點人脈還是有的。”
我沒說話，轉身離開了他的辦公室。
電梯下行時，我看著鏡子里自己蒼白的臉，眼睛里布滿血絲。
回到倉庫，我清點了所有庫存。
還有價值十二萬的貨。
賬戶里剩下不到一萬塊錢。欠供貨商的尾款，還有八萬沒結。
我坐在電腦前，打開郵箱，里面有幾十封未讀郵件，大部分是供貨商的催款信。
還有一封，來自蘇曉。
是的，我有她的郵箱。
三年前從她QQ資料里看到的，一直記在腦子里，但從沒聯系過。
郵件是一個月前發的，很短：
“江遠，聽說你在做生意？還好嗎？我今年研究生畢業，準備留在北京工作了。祝你順利。”
我盯著那幾行字，看了十分鐘。
然后關掉郵箱。
打開一個新的網頁，開始搜索：
東南亞電商平臺、中東電商市場、南美跨境電商政策……
老趙以為，封了我在歐美平臺的店，我就死定了。
但他不知道，這三年來，我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
剩下的時間，除了干活，就是在研究全世界的電商市場。
歐美市場成熟，競爭激烈。
但這個世界，不只有歐美。
我把最后的錢，全部投進了當時幾乎沒人看好的東南亞市場。
注冊了店鋪，重新拍照、上架、寫描述。
沒有錢做推廣，我就一個論壇一個論壇地發帖，一個群一個群地加，
用蹩腳的英語和翻譯軟件，和當地人聊天，了解他們的需求。
第一個月，訂單寥寥。
第二個月，開始有回頭客。
第三個月，趕上東南亞的購物節，單日訂單突破了一百。
我重新活過來了。
但老趙沒有放過我。他發現我在東南亞市場有了起色，
開始用同樣的手段，舉報我的店鋪，挖我的貨源，
甚至直接聯系我的供貨商，抬高采購價。
那段時間，我像在走鋼絲。
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檢查店鋪有沒有被封。
每一次發貨，都要反復核對地址，生怕被惡意下單。
我瘦了二十斤，頭發大把大把地掉。
倉庫的閣樓上，堆滿了空的紅牛罐子和泡面盒。
母親來看我，哭了。
“小遠，回家吧，媽養你。別折騰了。”
我搖搖頭：“媽，快成了。”
“什么快成了？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樣了！”
我沒法解釋。我也說不清自己在堅持什么。
為了錢？好像不全是。為了證明自己？也許是。
但更深層的原因，我不敢細想。
每當我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會點開蘇曉的社交賬號。
她的更新越來越少，最近一條是半年前，分享了一篇文章，
標題是《北上廣深，哪里是歸宿？》。
底下有共同好友的評論：“曉曉，你還在北京嗎？”
她回復：“在，漂著呢。”
漂著。
這個詞，讓我心里某個地方疼了一下。
2014年底，我的東南亞店鋪月銷售額突破十萬美元。
我注冊了公司，租了更大的倉庫，雇了五個員工。
老趙又找過我一次，這次是在電話里。
“小江，可以啊，東南亞那塊居然被你做起來了。
怎么樣，合作吧？你供貨，我幫你銷，三七分，你三我七。”
“不合作。”
“年輕人，別太傲。東南亞市場小，天花板低，你做不大的。”
“做不做大，是我的事。”
我掛了電話。
2015年，跨境電商風口來了。
國家政策扶持，資本涌入，一夜之間，所有人都知道了“跨境電商”這個詞。
我踩在了風口上。
之前積累的供應鏈資源、物流渠道、本地化運營經驗，全部成了優勢。
資本找上門來，要投我的公司。
我選了其中一家，出讓了30%的股份，換來了五百萬的資金。
公司規模迅速擴張。
員工從五個變成五十個，倉庫從五百平變成五千平。
業務從東南亞擴展到中東、南美、東歐。
我搬進了市里最高檔的寫字樓，坐在寬敞的辦公室里，看著窗外的城市夜景。
有時我會恍惚，想起那個在地下室啃方便面的自己，
想起那個在網吧熬夜查資料的自己，想起那個被老趙逼到絕境的自己。
那些日子，好像已經很遠了。
偶爾從老朋友那里聽到蘇曉的消息：
她研究生畢業后進了一家國企，工作穩定但收入一般；
談過兩次戀愛，都無疾而終；現在還單身，在北京租房住。
朋友感嘆：“蘇曉眼光高啊，一般人看不上。不過也三十了，再不結婚就難了。”
我笑笑，沒接話。
2018年，我的公司年銷售額突破一億。
我在上海買了房，買了車，出席各種行業峰會，臺上演講，臺下被人圍著叫“江總”。
老趙的公司，在三年前的那輪洗牌中倒閉了。
聽說他回老家開了個小超市，勉強糊口。
我沒去打聽細節。
沒意義了。
2023年，公司成立十周年。
我在宴會上喝了很多酒，助理送我回酒店時，
我坐在后座，看著窗外流光溢彩的上海。
突然想起十五年前，那個站在縣城一中公告欄前的少年。
那個因為320分而抬不起頭的少年。
那個被心愛女孩的父母說“差距會越來越大”的少年。
如果他能看到現在的我，會說什么？
我不知道。
車子經過外灘，黃浦江對岸的霓虹燈映在車窗上，一片迷離的光影。
我閉上眼睛。
蘇曉，你現在看到我了嗎？
我們之間的差距，現在是誰比較大呢？
2026年1月22日，首都機場T3航站樓。
我從國外考察回來，帶著團隊。行程很緊，馬上要轉機去深圳開會。
助理去辦手續，我在VIP通道入口等待。
然后，我看到了她。
十五年來第一次，在現實世界里看到她。
不是社交賬號上的模糊照片，不是朋友口中的只言片語，
是真真實實的，活生生的她。
她老了。眼角有了細紋，皮膚不再像十八歲時那樣光潔。
穿著米色的風衣，黑色的靴子，樸素，但得體。
她彎腰對一個男孩說話，語氣溫柔。
那男孩七八歲的樣子，背著一個小書包，仰頭看著她。
我的腳步停住了。
血液好像在瞬間沖上頭頂，又在瞬間凍結。
她直起身，捋了捋頭發，目光掃過來。
時間靜止了。
她臉上的笑容凝固，瞳孔放大，嘴唇微張。手里的護照掉在地上。
“林……江遠？”
她喊我的名字，聲音發顫。
我沒有動。
十五年來的所有畫面，在腦子里飛速閃過：
公告欄前的陽光，她父母輕蔑的眼神，
那封只有五行的信，地下室的霉味，老趙油膩的臉，
還有無數個深夜，電腦屏幕的藍光映著我蒼白的臉。
她往前走了兩步，又猛地停住，臉色“唰”地變得慘白。
她突然轉身，一把將身邊的小男孩拉到身后，動作慌亂得像個做錯事的孩子。
那孩子約莫七八歲，怯生生地從她身后探出半個腦袋，
一雙黑亮的眼睛好奇地看向我。
我的呼吸停滯了。
那眉眼，那鼻梁，那抿嘴的樣子。
像極了我房間里那張童年照片里的自己。
心臟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狠狠攥住，我盯著那孩子，一個荒謬又可怕的念頭在腦中炸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