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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韓平
國家統計局1月1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全年中國GDP達到約140.2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按不變價格增長5%。此前三年(2023—2025年)GDP增速分別為5.2%、5%、5%。
盡管面臨提振國內消費乏力、房地產危機曠日持久,以及美國關稅政策引發的動蕩等多重挑戰,但是在出口超預期增長和工業生產強勁的帶動下,中國經濟依然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不過,從全年節奏看,2025年中國經濟呈現出“前高后低”的走勢:四個季度GDP同比增速依次為5.4%、5.2%、4.8%和4.5%,其中第四季GDP增速創3年最低單季水平。
另外,經濟增長的動力幾乎完全切換到了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5.4%)和外貿出口(全年出口額同比增長6.1%),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正以一種“出口強、內需弱”的方式完成“保五”。
強出口與弱內需的拉扯戰
2025年的經濟增長圖譜,呈現出鮮明的“雙軌分化”特征。一邊是出口部門的“高歌猛進”:前11個月對東盟、中東歐等新興市場出口增速保持在10%以上,機電產品出口占比提升至62%,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速達9.2%,彰顯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不可替代性。另一邊卻是內需市場的“步履蹣跚”: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始終在3%左右徘徊,房地產銷售面積連續兩年下滑,居民消費傾向不足60%,即便是“雙十一”等消費旺季,也難現往日的火爆場景。這種“外熱內冷”的失衡,在第四季度達到了頂點。
四季度4.5%的增速放緩,并非偶然。隨著全球貿易增速從2025年上半年的4.1%回落至下半年的2.8%,出口對經濟的拉動效應邊際減弱,而內需不足的短板被進一步放大。數據顯示,2025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率較上年下降3.2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僅為2.8%,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4.5%,成為拖累內需的主要因素。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失衡正在向就業、物價等領域傳導:全年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值為5.1%,核心CPI長期低于1%,11月才勉強回升至1.2%,通縮風險的陰影始終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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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5%增長,是出口硬撐起來的‘有驚無險’。”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的評價一針見血。他指出,當市場談論中國經濟的新亮點時,DeepSeek、人形機器人等創新業態固然令人振奮,但這些新動能尚未能完全填補傳統消費與房地產調整留下的缺口,“供強需弱”已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這種結構性失衡,既考驗著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也讓2026年的經濟增速目標設定充滿了懸念。
4.5%-5%的共識與分歧
進入2026年,關于經濟增速目標的猜測成為財經圈的焦點。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到中金、中信證券,全球30余家權威機構的預測報告近日密集發布,盡管細節存在差異,但核心區間高度收斂:4.5%-5%。這一區間的形成,既是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理性判斷,也是對“穩增長”與“防風險”平衡術的精準把握。
國際機構的預測相對謹慎。IMF給出4.5%的預測值,世界銀行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均為4.4%,亞洲開發銀行則低至4.3%。其核心邏輯在于,全球經濟增速預計僅為3.2%,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增速不足1.6%,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將制約出口韌性;同時,房地產調整的滯后效應與地方債務化解的壓力,將持續抑制內需擴張。“中國經濟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陣痛期,增速適度放緩是轉型的必然代價。”IMF首席經濟學家格奧爾基耶娃在報告中寫道,她強調政策的重點應是“提升增長質量,而非單純追求速度”。
本土機構則更貼合國內發展訴求,預測區間偏向高位。中國社科院給出4.8%-5%的判斷,中金公司直言“政策發力下目標可達5%左右”,中信證券則精準預測為4.9%。支撐這一樂觀預期的,是對政策工具箱的信心。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指出,2026年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保持5%左右的增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這不僅是經濟目標,更是穩定市場預期、凝聚發展信心的關鍵”。他測算,若赤字率維持4%,專項債規模提升至4.8萬億元,再疊加超長期特別國債的發力,財政政策完全有能力托底經濟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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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投行則站在了中間立場。瑞銀、德意志銀行、橋水基金等機構的預測集中在4.5%-4.9%,既認可中國經濟的韌性,也擔憂風險因素的制約。瑞銀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表示,出口對新興市場的依賴度提升、數字經濟與高端制造的崛起,將形成新的增長支撐,但房地產庫存消化與居民資產負債表修復仍需時間,“2026年經濟不會失速,但也難以再現高增長,平穩運行是主基調”。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機構間存在分歧,但沒有一家給出低于4%的極端悲觀預測。這意味著,市場已形成共識:2026年中國經濟將在合理區間內平穩運行,增速目標的核心爭議并非“能否保4”,而是“如何在4.5%-5%之間選擇最優路徑”。
積極財政與寬松貨幣的協同發力
增速目標的落地,離不開政策工具的保駕護航。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到各大部委的政策信號,2026年“財政積極+貨幣寬松+結構優化”的政策組合拳已清晰浮現,其力度與精準度均較2025年有所提升,彰顯了“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的政策取向。
財政政策的“精準增效”成為核心抓手。2025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達29.7萬億元,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10.3萬億元,赤字率與政府債券規模均創下新高。在此基礎上,2026年財政政策將進一步擴大空間:李迅雷預測,廣義赤字規模將從11.86萬億元提升至12.45萬億元,廣義赤字率微升至8.5%;專項債與超長期特別國債將繼續扮演“穩投資”的重要角色,資金將重點投向新基建、科技創新、民生保障與地方化債四大領域。與以往不同的是,2026年財政資金更強調“精準滴灌”:一方面,加大基礎研究投入與穩就業政策工具供給,推動資金向“人”傾斜;另一方面,堅持黨政機關過緊日子,強化資金使用效益考核,杜絕“大水漫灌”式的浪費。這種“有保有壓”的結構調整,既著眼于短期穩增長,更致力于長期提質量。
貨幣政策則延續“適度寬松”基調,工具創新與力度加碼并行。2025年的降準降息已為經濟回暖奠定基礎,2026年政策空間進一步打開。市場主流預期顯示,全年將降準50個基點,7天期逆回購利率可能下調10-20個基點,以此推動社會綜合融資成本持續下行。更值得關注的是結構性工具的全面升級:央行已宣布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額度5000億元,單設1萬億元民營企業再貸款,將民營中型企業納入支持范圍,填補了過去的融資空白;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度提升至1.2萬億元,碳減排支持工具操作量不超過8000億元,健康產業也將被納入服務消費與養老再貸款支持范疇。這些舉措既體現了“穩貨幣加寬信用”的思路,也彰顯了政策對新動能、薄弱環節的精準支持,避免了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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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協同成為提升效能的關鍵。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防范“合成謬誤”與“分解謬誤”。在實踐中,這種協同體現在多個維度:財政資金與貨幣政策工具聯動,為“兩新”“兩重”項目提供低成本融資;消費刺激政策與民生保障政策配合,通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釋放消費潛力;房地產政策堅持“因城施策”,在防范風險的同時,通過下調商業用房首付比例等舉措,推動市場逐步企穩。正如新華網評論所言,2026年的宏觀政策將“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切實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在平衡中尋找增長新動能
2026年的中國經濟,機遇與挑戰并存。機構普遍認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將形成“內需、出口、數字經濟三足鼎立”的格局,而風險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調整、地方化債與低通脹三大領域。
從機遇端看,內需復蘇有望成為最大亮點。隨著財政資金向民生領域傾斜、消費券與補貼政策精準發力,疊加居民資產負債表的逐步修復,消費增速有望回升至4%以上。中金公司預測,服務消費將成為復蘇主力,文旅、健康、養老等領域增速可能突破6%;基建投資則將保持5%左右的穩健增長,新基建與傳統基建齊頭并進,既托底需求,又培育新動能。出口方面,盡管美歐需求疲軟,但“一帶一路”沿線市場與RCEP成員國的貿易潛力將持續釋放,預計出口增速仍能維持在3%-5%區間,成為經濟增長的穩定器。數字經濟的崛起則帶來了新的想象空間,AI從生成式向代理式跨越,人形機器人、創新藥出海等新業態加速落地,將為經濟增長注入科技動能。
從風險端看,房地產調整的邊際改善與地方化債的攻堅推進,將是政策調控的重中之重。機構普遍認為,2026年房地產銷售面積降幅將收窄至3%-5%,但房企違約風險仍需警惕,保交樓與房企融資“三支箭”政策仍需持續發力。地方化債方面,隨著隱性債務置換政策的深化與新增債券的支持,地方財政壓力將得到緩解,但部分區縣的財力緊張問題仍難以在短期內根治,“三保”底線仍需牢牢守住。低通脹風險則考驗著政策的精準度,若核心CPI持續低于1%,可能引發企業投資意愿不足、居民消費推遲的連鎖反應,這也是貨幣政策強調“促進物價合理回升”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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