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區劉秀地名的生成與衍生現象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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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廣義的中原地區，因光武帝劉秀生成的地名數量之眾，實屬罕見。劉秀從出生、成長、轉戰、稱帝、定都到駕崩安葬，均有相關地名生成。其關聯之處，正史往往有跡可循。圍繞其“逃亡”經歷，衍生出的傳說地名數量更為豐富。這是歷史、政治、文化與民俗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地名，強化了地方文化認同感，成為歷史記憶的載體，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當今地方經濟的發展。劉秀地名的非遺價值，不但要得到認可和保護，更要激活其時代價值，并合理地予以傳承和開發利用。

關鍵詞：劉秀；地名；非遺；現代價值

中原地區是一個具有多重含義的歷史地理概念。《尚書·禹貢》將天下分為九州，豫州位于九州中心，稱為“中州”，即后世“中原”的雛形。歷代史書如《后漢書》《資治通鑒》常以“中原”代指洛陽、開封所在的河南腹地。現代地理學界延續這一傳統，明確狹義的中原即指河南省；廣義的中原則涵蓋豫、晉東南、冀南、魯西南、皖北5省30市2縣。《中國國家地理》與《辭海》均采用此范圍，強調其作為華夏文明發源地與歷史政治中心的地理連續性。本文所說的“中原”，指廣義的中原。

中原文化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主根主脈，更是新時代文化自信自強的源頭活水。“天下之中”的地理區位，使中原占據了得天獨厚的資源、文化優勢，歷朝歷代各方豪強均不放過任何一次“問鼎中原”的機會，金戈鐵馬、逐鹿中原的戰亂，無數次涂炭和蹂躪著中原地區的歷史遺存。地名文化作為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反映了歷史事件的軌跡，也體現了民間信仰與地方文化的傳承。本文以東漢光武帝劉秀為切入點，分析與劉秀相關的地名（以下簡稱“劉秀地名”），探討中原地名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一、劉秀蹤跡地名及其分布

光武帝劉秀及其傳說對中原地區地名的生成影響巨大。綜合《后漢書·光武帝紀》等正史記載，劉秀（公元前5～公元57年），謚號光武，東漢開國皇帝。其父劉欽任濟陽縣令時，劉秀生于陳留郡濟陽縣濟陽宮（今河南蘭考堌陽）。然其籍貫為南陽郡蔡陽縣舂陵鄉（今湖北棗陽西南），系劉邦九世孫。9歲喪父后返舂陵，由叔父劉良撫養，耕讀為業。王莽篡漢后，劉氏家族淪為平民。公元22年，劉秀與兄劉縯于舂陵起兵反莽，后加入綠林軍，并于次年（公元23年）在昆陽之戰（今河南葉縣）中以少勝多，殲王莽主力。更始帝劉玄遣其巡撫河北，劉秀誅王郎、收銅馬軍，勢力壯大。公元25年于鄗城（今河北柏鄉）稱帝，定都洛陽，改元建武。歷時12年（公元25～36年）掃平赤眉、隗囂、公孫述等割據勢力，統一全國，史稱“東漢”。在位期間，他推行一系列治國舉措：輕徭薄賦，釋奴婢，行“度田”整戶籍；裁郡縣、簡官吏，強中央集權；尊儒學，建太學，倡節儉；以“柔道治國”“退功臣進文吏”，開創“建武盛世”。公元56年封禪泰山，次年崩于洛陽南宮，葬原陵（今洛陽孟津區白鶴鎮鐵謝村）。

按照劉秀出生、成長、轉戰、稱帝、定都到駕崩安葬的順序，下文依次梳理蘭考縣及周邊、南陽一帶（含湖北棗陽）、葉縣及周邊、河北柏鄉、洛陽的相關地名。

（一）蘭考縣及周邊地名

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東漢光武帝劉秀生于濟陽宮，其父劉欽時任濟陽縣令。據《后漢書·光武帝紀》載，劉秀出生時“有赤光照室中”，且同年濟陽縣出現“嘉禾一莖九穗”的祥瑞，故取名“秀”。濟陽宮為西漢行宮，遺址位于今蘭考縣堌陽鎮東北部，距縣城約23公里。

蘭考縣有兩個地名與劉秀相關。一是東昏故城：秦代稱“東昏邑”，漢武帝時設東昏縣（治今蘭考縣東北），王莽篡漢后改名東明縣，劉秀稱帝后復名東昏。此地與濟陽宮同屬蘭考東北部，是劉秀出生地的核心標識。劉秀出生地濟陽宮，《后漢書·光武帝紀》《東觀漢記》均有明確史料記載。濟陽縣建制沿革清晰，可以確認。劉秀稱帝后多次免除濟陽賦稅（如建武二十年免六年田租），凸顯對出生地的特殊重視。二是考城縣：東漢章帝為紀念祖父劉秀，將甾縣改名“考城”。考城縣改名，隱含著章帝對祖父的追念。其名沿用至1954年與蘭封縣合并為“蘭考縣”。考城故城位于今蘭考縣堌陽鎮，清代因黃河水患遷至堌陽村。

在蘭考及相鄰的民權縣，還存在一些無正史記載的地名，它們已成為當地重要的文化記憶。如牧馬坡，傳說劉秀起兵初期在此放牧戰馬，馬匹啃食青草形成坡地，后諧音演變為“秣坡”。蘭考、民權交界處流傳“王莽趕劉秀”故事，衍生出扳倒井（相傳劉秀逃亡途中以劍扳斜井壁取水）、圈馬溝（傳說劉秀在此拴馬休憩，其馬竟致井泉枯竭）地名。

此類傳說多屬后世附會，因為史實中的王莽并未親自追擊劉秀。但這些故事反映了民間對劉秀“神助脫險”形象的塑造，并將其“位面之子”（即運氣好得出奇）的“神助脫險”敘事進行了地方化的重構。

（二）南陽一帶地名

漢代南陽郡比今天的南陽區域要大，包含了湖北棗陽一部分區域。作為東漢光武帝劉秀的祖籍地、起兵地與早期活動核心區，留存了大量與其生平相關的地名，可分為以下四類：

1．故里與起兵核心區

瓦店鎮（古稱小長安），位于今宛城區，漢代屬淯陽縣。此處為劉秀出生地與成長地，現存明代石碑，如“漢光武帝故里碑”“貴人（指劉秀之妻陰麗華）鄉碑”。據《水經注》及碑文記載，劉秀與兄劉縯于公元22年在此起兵反莽，后爆發“小長安之戰”，劉秀親族多人戰死于此。

八里鋪村（古白水村）：隸屬瓦店鎮，劉秀舊宅所在地，因臨白河古稱白水而得名。村南曾建光武祠（唐代稱世祖廟），后改泉莊寺，明嘉靖碑文明確記載此地為“光武帝車馬所居之處”。

界中村：咸豐年間石刻的“氣接舂陵”石匾，指向北側八里鋪村，證明了白水村與舂陵侯家族的關聯，印證著劉秀家族自湖北舂陵遷居南陽的史實。

2．重要戰役及親屬紀念地

漢冢鄉：系劉秀長姊劉元墓所在地，位于宛城區東南，因劉元葬于此得名。公元23年“小長安之戰”中，劉元被王莽軍殺害，劉秀稱帝后追封其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并立衣冠冢（今漢冢小學院內）。

由此，周邊還衍生皇姑街（紀念劉元而后命名的街道）、走馬崗（相傳劉秀在此上馬突圍，存世“漢光武上馬石”碑）、焦古營（漢莽激戰地，因戰鼓聲得名）、新野縣前高廟鄉棘陽故城（劉秀起兵初期與綠林軍合攻的戰略要地，出土漢代車技畫像磚等文物）等一系列地名。

3．逃亡傳說相關地名

民間廣泛流傳“王莽趕劉秀”故事，衍生眾多神異地名。方城縣有四個地名：一是蔭山（隱山）：傳說劉秀遇險時天降山巒庇護，故稱“蔭山”；二是沙山村：劉秀倒靴成沙丘，風沙阻追兵；三是圈馬溝：劉秀拴馬休憩處，傳說自此井泉枯竭；四是馬蹄橋：木橋留馬蹄印，助劉秀迷惑追兵。南召縣鹿鳴山：傳說群鹿齊鳴驚醒劉秀避追兵，山上有“劉秀床”石臺及“蛤蟆洞”。社旗縣賒店古鎮：劉秀逃亡時賒酒旗招兵，踐諾稱帝后賜名“賒旗店”，成為信義文化象征。

內鄉縣伏牛山也被劉秀賦予了神奇的色彩。傳說劉秀被王莽追趕時，大青牛吞其避禍，后應劉秀請求化為八百里山脈阻隔追兵，留下了“吃陜西，屙河南，青牛化作伏牛山”的民謠。內鄉縣扳倒井，方城縣圈馬溝、馬蹄橋、沙山村，南陽宛城區蔭山（隱山）都是傳說中與劉秀關聯的地名。

4．信義文化與紀念建筑

貴人鄉：瓦店鎮別稱，因陰麗華曾居此得名。劉秀稱帝后遣使迎其入洛陽，印證白水村為劉秀家族居所。

葉邑鎮昆陽城漢光武廟：雖位于平頂山葉縣，但關聯南陽起兵集團。漢明帝為紀念昆陽之戰所建的高臺，唐代詩人劉希夷題詩頌之。

南陽的劉秀地名體系以歷史事件（小長安之戰、舂陵起兵）為經，民間傳說（王莽追劉秀）為緯，結合實物遺存（碑刻、墓葬、古建）共同構成。其分布集中于宛城、方城、新野、南召等地，既反映了劉秀集團早期活動的軌跡，也體現了后世對“柔道治國”“重諾守信”精神的在地化紀念。

這些地名，雖含附會成分，卻是中原漢文化記憶的活態載體。

漢代屬于南陽郡的湖北區域，因光武帝劉秀而生成的地名，主要集中在劉秀祖籍地棗陽（今屬襄陽代管）及周邊，這些地名多源于劉秀的出生、起兵、傳說及后世紀念活動，并通過正史《后漢書》等記載得到印證。

比如，核心地名“舂陵鄉（后升章陵縣）”：劉秀家族世居南陽郡蔡陽縣舂陵鄉（今棗陽市吳店鎮）。其曾祖劉買封舂陵侯，家族遷居此地；劉秀在此成長并起兵反莽。《后漢書·光武帝紀》載：“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建武六年（公元30年），劉秀下詔將舂陵鄉升格為章陵縣，并免除賦役：“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無有所豫。”劉秀五次返鄉祭祀祖廟，并宴請宗親。

還有一個地名白水村（皇村）：劉秀舊宅所在，因宅旁白水（今滾河）得名，后世稱“皇村”。李賢注《后漢書》云：“光武舊宅在今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水經注》載：“光武帝舊宅在城東南40里即白水村。”白水村有白水寺，系后人為紀念劉秀，在其故里白水村旁獅子山建寺，取“龍飛白水”典故。還衍生出一個無量臺：傳說為劉秀舂陵起兵時的點將臺和祭天臺，元代又成為郭守敬觀測天象處。《后漢書·光武帝紀》中劉秀“將賓客還舂陵”起兵，此地與起兵地點吻合。

棗陽還有一些傳說中的地名。如六兩河：傳說王莽追劉秀至此，劉秀以六兩銀酬謝船夫助其渡河，并囑勿載追兵。后劉秀稱帝，命名河流為“六兩河”，村莊為“六兩河村”。雖為民間傳說，但反映了劉秀在襄陽流亡的歷史背景。《后漢書·光武帝紀》載其“避吏新野”“賣谷于宛”，離不開這個背景。再如鹿門山：劉秀與近臣習郁同夢神鹿，遂命習郁刻石鹿立祠，蘇嶺山更名“鹿門山”。《襄陽記》載：“習郁隨光武幸黎丘，君臣夢蘇嶺山神，刻二石鹿，號鹿門廟。”《襄陽記》記載了許多神話和傳說，不是正史。這些記載，只能作為傳說來理解。

（三）葉縣及周邊區域地名

平頂山葉縣一帶流傳著大量與東漢光武帝劉秀相關的傳說，這些故事多圍繞“王莽趕劉秀”展開，形成了豐富的地名文化遺存，但其焦點，還是公元23年的昆陽之戰。

昆陽城（今葉縣葉邑鎮）：劉秀在此指揮著名的昆陽之戰，以少勝多殲滅王莽主力，奠定了東漢基業。現存昆陽大戰殘碑及劉秀廟（漢明帝所建），廟內銀杏樹傳為劉秀姐姐湖陽公主所植。

葉縣東南倒馬溝：傳說劉秀突圍時戰馬中箭倒地，部將劉貴讓馬予劉秀后戰死，此地遂名“倒馬溝”。葉縣劉貴莊劉貴冢：劉貴為救劉秀戰死后葬于此，村莊因此得名，現存墓葬及清代石碑。劉秀在昆陽之戰中展現的軍事才能和過人膽略使其獲得了人心、得到了擁護，并在統一天下過程中起到了良好的宣傳作用。

除了軍事原因，山水地名也與劉秀建立了關聯。如，平頂山示范區西部馬跑泉（傳說劉秀戰馬刨地出泉解軍渴，泉水匯成湛河源頭，村名由此而來）、石龍區扳倒井（劉秀以劍掘井，扳倒井壁使水流溢）、郟縣茨芭等地均有類似傳說。寶豐縣馬跑泉村有湛河源：傳說劉秀坐騎刨出泉水，形成湛河源頭，村中至今有泉眼群。魯山昭平湖景區有招兵臺山（劉秀避王莽追殺時在此招兵，后稱“昭平臺”，取平安之意。現存插旗石孔遺跡）、魯山熊背鄉曬衣山（劉秀晾衣于酸棗樹，樹刺從此朝下生長，山與村皆因此得名）、魯山與南召交界處雁鳴關（劉秀在雁群鳴叫指引下脫險，關隘及村莊雁鳴莊由此命名）、魯山張店鄉黑山（劉秀遇險時天降異象，日落西山后回光照亮山路助其脫困，形成“黑山回照”奇景）。

還有一些衍生的村落傳說類地名。如，魯山熊背鄉宿王店（傳說劉秀與王莽同夜分宿村東、西，劉秀因蚊蟲叮咬早醒逃脫，村莊得名“宿王店”）、魯山熊背鄉麥莊（村民以未熟麥粒煮湯救助劉秀，原名“麥仁店”，后演變為麥莊）、汝州米廟鎮石槽王村（劉秀避難時受王姓村民以石槽喂馬相助，稱帝后賜名“石槽王”）、魯山梁洼鎮犁掩溝（農夫犁地掩埋劉秀助其躲過追兵，地名由“犁掩溝”音變為“連溝”）等。

這些地名雖多屬民間附會，但生動地反映了當地人對劉秀“柔道治國”“知恩圖報”的推崇，并因此成為中原漢文化記憶的載體。

（四）河北柏鄉地名

柏鄉縣，隸屬于河北省邢臺市，歷史悠久。春秋時期稱鄗邑，西漢設柏鄉侯國，東漢光武帝劉秀在此稱帝，隋代設柏鄉縣，史稱“槐陽福鎮”。有三個古地名，見諸于正史。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六月二十二日，25年8月5日），漢光武帝劉秀即位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鄗縣隨之改為高邑縣。

千秋亭，是公元25年劉秀設壇稱帝建立東漢王朝的地方，位于柏鄉縣固城店鎮十五里鋪村北約100米處（舊名光武廟村）。《后漢書·光武帝紀》有明確記載：“光武于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唐代《元和郡縣圖志》補充：“漢世祖，一名壇亭，縣北十四里，鄗縣故城南七里，即世祖即位之千秋亭也。”

鄗城（古鄗城），今柏鄉縣固城店鎮，戰國時期趙國戰略要地。劉秀登基時，鄗城為臨時都城，次年改名“高邑”，但治所仍在鄗城舊址。《后漢書·光武帝紀》載：“（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改鄗為高邑。”明清方志及現代考古，均確認古鄗城遺址位于柏鄉固城店村。

五成陌：在鄗城南郊，是千秋亭所在地的具體標識（今屬十五里鋪村）。這是當年劉秀登基儀式的精確地點。《后漢書·光武帝紀》明確壇場設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紀念性地名。一是位于柏鄉縣城北5公里處漢牡丹園（相傳劉秀曾避難于此，園內漢代牡丹被視為劉秀稱帝的祥瑞象征）；二是光武廟村（十五里鋪村舊稱），千秋亭遺址所在地。因后世在此修建光武帝廟而得名，清代康熙曾撥款重修。前者雖未直接見于正史，但地方志與《后漢書》中劉秀在河北流亡的記載（如避王郎之亂）相契合。后者也有實據，《元和郡縣圖志》載“后于此立廟”，唐代已在此立廟祭祀。

至于傳說地名，周邊地區數量繁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

（五）洛陽一帶地名

公元25年，東漢光武帝劉秀光復天下，年號建武，幸南宮卻非殿，正式在洛陽建都。《后漢書·光武帝紀》有“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的記載。這就有了第一個地名“南宮卻非殿”。此殿是劉秀入城后首個理政處，也是東漢初期的政治中樞。劉秀因“漢為火德，忌水”，改“洛”為“雒”，定都后稱“雒陽”，至曹魏復改“洛陽”。第二個地名“雒陽”，自然也與劉秀直接關聯。劉秀駕崩后，葬于原陵（漢光武帝陵），位于今洛陽市孟津區白鶴鎮鐵謝村，北臨黃河，南依邙山。《后漢書·光武帝紀》載劉秀葬于“原陵”，20世紀50年代考古確認陵園布局，現存隋唐古柏1458株。原陵西側，為祭祀劉秀的祠廟光武祠。雖然是1997年重建的，但基址與《孟津縣志》記載的歷代祭祀位置吻合。

以上四個地名與正史吻合，沒有異議。還有一些不見于正史的民間傳說與附會地名，數量不小。方志與口述傳統延續千年，反映劉秀在河洛地區的文化影響，如孟津區白鶴鎮、寶泉觀、紫巖寺、扳倒井、望花樓、臨平亭、王莽寨、寒水村等村地名，均與劉秀有關。

宜陽縣花果山鄉劉秀溝，相傳劉秀遭王莽追殺時途經此溝。《宜陽縣志》載，該地名始于唐代，1987年獨立設村，為現存最直接以劉秀命名的聚落。嵩縣車村鎮黃柏村的皇拜村，相傳劉秀避難時獲村婦贈米，稱帝后封此地稻米為貢米。《嵩縣志》稱，“黃柏貢米”始于宋代，但關聯劉秀的傳說載于清代《厚重車村》。還有“六兩河”，屬于跨區附會——即同一核心故事在不同地區流傳，并與當地地名結合。湖北有“六兩河”傳說（劉秀酬謝船夫），但類似故事在洛陽伊河流域亦有流傳，體現民間敘事的擴散性。

伊川縣拉馬店、樂志溝、尋馬溝、鴉嶺村、吉章村、王莽村（原王馬村）和高村，義馬市的座子溝，宜陽縣高村鎮演禮溝村，洛寧縣西王村，嵩縣道回村，欒川縣東北50公里的潭頭鎮重渡溝，吉利街道，汝陽縣蔡店鄉的蟒莊，均因“王莽趕劉秀”的傳說細節而得名。再往西延伸一點，三門峽盧氏縣木桐鄉的得名，湖濱區高廟鄉大安村的得名，也是同一類型。這些地名背后，是王莽篡位、劉秀起兵的真實歷史，民間傳說雖經藝術加工，卻折射出那段歷史的煙云。

二、其他區域的劉秀地名

根據時間線梳理與劉秀出生、成長、征戰、締造王朝及安葬洛陽相關的地名可見：一些地名，有正史記載，可信度比較高；另一些地名，有歷史的痕跡，但故事屬于事件的具象化；還有的是無中生有的傳說故事。“王莽趕劉秀”的民間故事之多，流傳區域之廣，更是一大人文景觀和奇特的歷史文化現象。

以下再以橫向視角，考察上述區域以外與劉秀相關的地名。

（一）河南其他區域地名

除蘭考、南陽、平頂山（葉縣）、洛陽以外，河南很多區域都有與劉秀相關的地名。劉秀的活動范圍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區，這片土地見證了他從地方勢力成長為一代帝王的傳奇歷程。因此，與劉秀有關的地名傳說在中原地區廣為流傳，這些地名不僅記錄了劉秀的足跡，也承載了人們對這位英雄人物的敬仰與懷念。從他起兵反莽的壯舉，到登基稱帝的輝煌，再到治理國家的種種舉措，劉秀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這些地名傳說便是他傳奇一生的生動注腳。

鄭州區域，譬如位于惠濟區大河村西一公里處的花崗。該崗南北長600多米，東西寬500多米。相傳，西漢末年，王莽趕劉秀到此，劉秀驚恐之余，見崗上蒼棵（一種中草藥，一年生草本植物，果與棉花近似）密布，誤認為棉花，不禁稱贊說：“美哉花崗！”然后揮師南下······人們為了紀念他曾到過此崗，便把這個大崗稱為花崗。

平頂山汝州許坊：清嘉慶《魯山縣志》沿襲前志記載“許坊保，去縣北二十里”，并詳述“相傳光武帝避王莽軍經此，謁灶君廟許愿，即位后立坊降香，故名許愿坊，簡作許坊”。魯山縣青龍泉：西漢末年，劉秀避王莽之亂途經此地，與姊劉黃失散。劉黃于玉皇店鳳凰山發現一古井，苦于無法取水時祈天：“若得飲此水，當封井為青龍泉，山為鳳凰山！”言畢清泉噴涌，劉黃得以解困。后劉秀稱帝，遵諾封此井為“青龍泉”，山為“鳳凰山”。

再如沙門：新莽時期，傳說王莽和劉秀在鄭州北部黃河南側打過仗。戰前，劉秀見當地沙多，就命士兵利用大沙丘隱蔽起來，用40個沙丘擺成“黃沙陣”。戰鼓擂響，劉秀軍躲在沙丘后作戰，王莽軍則逆風而戰，因風沙迷眼而戰敗。最北邊的沙丘，就是如今沙門村的位置。沙門，也就是風沙之門，是“黃沙陣”的大門口。

豫東地區，開封市尉氏縣大橋鄉有麥仁店村，相傳劉秀在被追趕的途中，饑餓難耐，喝了村婦的麥仁湯，登基后尋找救他一命的農婦，命名該村為麥仁店。這個村名被保留至今，村子歸尉氏縣大橋鄉行政管轄。周口項城市的扳倒井、南頓城仍有漢代歷史遺跡。民權龍塘：據傳，西漢末年王莽亂政，劉秀起兵南陽，到河北招兵募馬經此，被莽軍圍困于崗陵坡塘之中，躲藏在坡塘的水草中脫了險，劉秀登基后賜名龍塘。

豫北沁陽王召村（如今已分為“東王召”“西王召”村）、沁陽西王曲村、溫縣城西南賈村、封丘縣城東17公里留光村······這些地名，不僅承載著歷史的記憶，也見證了劉秀的輝煌事跡和他對這片土地的深遠影響。

這些地名多源自劉秀遇險時出現自然異象或神跡相助的故事，共同構成了一種“正義必勝”的民間敘事模式，承載了民眾對這一主題的理解與傳頌。

（二）河南省外區域地名

安徽阜陽界首市的光武鎮，以皇帝謚號命名，全國比較罕見。劉秀曾在此與王莽激戰，留下“象鼻子井”傳說：劉秀人馬渴極，玉佩落地涌泉成井，井口傾斜如象鼻便于飲水。東漢時期，劉秀在平定王莽之亂時曾活躍于中原及江淮地區，皖北、豫東一帶是其重要戰場。地方志和民間傳統將地名與劉秀關聯，具有一定的歷史邏輯。清代《潁州府志》《阜陽縣志》等地方文獻記載了光武鎮傳說，稱劉秀曾在此駐軍，并留下“象鼻子井”等遺跡。此類記載屬于地方性歷史記憶，但缺乏更早的文獻或考古證據支持。至于阜陽市五星集，相傳劉秀迷路時見五星聚天，視為吉兆，后建村名“五星集”，屬于真正的民間傳說。

河北省除了上文論述的柏鄉縣之外，《深澤縣志》等方志記載的“王莽趕劉秀”傳說系列，還涉及許多山川，主要包括太行山、五馬山、津沱河、王莽溝、拖槍河（泥河）等。傳說涉及的地名與村名有：深澤縣的小直要、大直要、小堡、大堡、棗營、西北留、北濯頭、南濯頭、秀武村、乘馬、營里、息馬、西河、苦水、中佐、東北馬、西北馬、水凍等；辛集市的舊城等；晉州市的凍河頭、射佛兔（頭）、營里等；趙縣的停住頭、賢門樓、望漢臺、換馬店等；靈壽縣的傾井、狗臺、護駕疃等；平山縣的南滾龍溝、北滾龍溝；鹿泉市的郭莊、牛山、馬山；井陘縣的劉秀洞、護國院；元氏縣的萬年村、北子溝；安國市的中陽村、流霜村和馬固村；高邑的東良莊、西良莊、榆林、千秋臺（柏）、狗刨泉、鳳仙橋等。在贊皇、欒城、正定、藁城、行唐等地，同樣廣為流傳。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一些地名可能已經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有些地名在現代仍然可以找到，成為當地重要的歷史文化遺跡，是當地歷史文化的重要見證。

山西省平順縣有老馬嶺村（相傳劉秀坐騎踏地涌泉解渴，泉名“馬趵泉”）、塌地馱（山體崩塌阻斷追兵，劉秀脫險后稱“塌地馱”）、花園村桃花洞（劉秀藏身洞中時寒冬桃花盛開誤導追兵，洞稱“桃花洞”，村名“花園村”）、西溝鄉消軍嶺（劉秀伏擊殲滅王莽主力，此地得名“消軍嶺”）。既有“王莽趕劉秀”的傳說由來，也有戰爭故事。

蘇北徐州區域流傳著大量與光武帝劉秀相關的地名傳說，這些傳說主要圍繞其軍事活動、逃亡經歷及親屬紀念展開。有關軍事活動的地名，如“御避山”和“皇姑窩”（傳說劉秀被王莽追擊時曾藏身于此山，因而得名“御避山”。山下村莊則因劉秀義妹戰死于此，得名“皇姑窩”，劉秀稱帝后還為其修建了“皇姑墳”）；下邳古戰場（今徐州邳州市），建武五年（公元29年），劉秀親征割據勢力董憲及叛將龐萌，并以下邳（今邳州）為指揮部。當地墩集村現存“劉秀喂馬槽”遺址，相傳為其駐軍時所留。逃亡經歷的地名，如班井村，原名“搬倒井村”，傳說劉秀逃亡時人馬饑渴，井水難以汲取，遂感嘆“若井能扳倒便好”，井身隨即傾斜出水。

山東諸城境內與光武帝劉秀有關的地名有漢王山、馬武寨、姚期嶺、岑彭嶺、龍宿等。劉秀地名的影響力，實際上已經突破了中原地區。

盡管有些地名由來屬于附會，但這恰恰凸顯了徐州作為“帝王之鄉”在兩漢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其實，南陽、河北柏鄉、洛陽等均稱“帝都”。可見，劉秀對中原地名的影響之大。

三、大量劉秀地名產生的原因

劉秀地名的大量涌現，是歷史、政治、文化與民俗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歷史背景看，劉秀作為東漢開國皇帝，其一生的奮斗與經國事業主要在中原地區展開。他的流亡經歷、創業軌跡以及政治活動，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的歷史記憶。尤其是其在河南、河北、山西、湖北等地的活動，為地名傳說提供了具體的時空坐標。這些真實事件成為民間敘事的附著點，促使相關地名得以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中生成與發展。政治層面，劉秀通過一系列地名的命名與改名，強化了其政治合法性和統治權威。文化與民俗層面，劉秀作為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人物，其形象被廣泛神化。祭祀場所的神圣化則使得光武祠、原陵等周邊村落多以廟得名。這些地名雖然缺乏正史實證，卻因方志的記錄而成為地方性知識的載體，體現了民俗學“口頭傳統空間化”的規律。

此外，地名的傳播與保留也得益于地方志的記載以及口頭文學與官方敘事的合流。地方志的系統性記錄，進一步促進了這些地名的傳播與固化。同時，地名在傳播過程中不斷雅化，兼顧了歷史性和吉祥寓意，使其更具生命力。這些地名不僅承載著歷史文化記憶，更成為地方認同構建與道德教化的載體，反映了當地居民的歸屬感與認同意識。

四、劉秀相關地名對地方文化的影響

與劉秀相關的地名，對各個地方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涵蓋了文化認同、歷史記憶、道德教化、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凝聚力等多個層面。這些地名不僅是地理空間的標識，更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強化了地方文化認同。通過將本地與歷史人物劉秀聯系起來，當地居民能夠感受到與歷史的緊密聯系，從而增強對本地文化的認同感與自豪感。例如，棗陽因劉秀的“帝鄉”身份而自居，立“古帝鄉碑”，這種標識不僅彰顯了地方的歷史地位，還成為地方文化的重要象征。居民借由這層歷史關聯，體會到本土文化的獨特價值，進而形成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意識。此外，劉秀早年落難，經過多年努力成為帝王的奮斗史，也契合了民間對于個人奮斗的價值追求。民間所說的“王莽趕劉秀，聽起來沒個夠”，正是鄉村津津樂道的傳說，為劉秀地名抹上了厚重的人文色彩。同時，通過參與劉秀相關的祭祀活動、傳說講述等方式，增強了社區內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其次，承載了歷史記憶。這些與劉秀相關的傳說和故事，借由地名得以在民間代代相傳。例如，“王莽趕劉秀”的傳說在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廣泛流傳，相關的地名如“劉秀溝”“皇拜村”等，成為民間記憶的關鍵坐標。這些地名通過口頭傳說與地方志記載等方式，將歷史事件與人物形象化、具象化，使得地方歷史在民間長期保存和傳承。

再次，具有道德教化功能。許多與劉秀相關的傳說都蘊含著鮮明的道德寓意，如“善有善報”“正義必勝”等。例如，在“掩龍村”的傳說中，農夫巧妙利用蘆葦幫助藏身土中的劉秀呼吸，助其脫險，彰顯了百姓的智勇與善良。這些傳說通過地名這一載體廣為流傳，成為地方社會的道德教化工具，引導居民形成積極的價值觀與行為規范。

此外，某種意義上也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在現代文旅融合的背景下，這些地名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例如，賒店古鎮因“賒旗之諾”得名，而會館碑刻所強調的“賒酒賒旗不賒義”，更是將這種信義精神升華為商德圖騰。這種文化資源不僅吸引了大量游客，還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成為區域發展的新增長點。同時，一些地名還與地方特產相結合，如“掩龍貢油”。通過品牌化，地名所蘊含的歷史信譽被轉化為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從而催生出以文化品牌為核心的地方特色產業，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新動力。

綜上所述，劉秀相關地名對中原及其周邊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地名不僅根植于中原文化的沃土，更在齊魯、燕趙、秦晉、荊楚等文化區域內廣泛傳播與演化。它們不僅是地方歷史的活態見證，更是構建文化認同、實施道德教化、驅動經濟發展和增強社會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正如唐代政治家魏征在《諫太宗十思疏》中所言：“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中原文化的繁榮興盛，是歷史的傳承，更是時代的使命。因此，研究古地名，保護古地名，用好古地名，需要我們這一代人“鐵肩擔當”。

作者：朱 鋒

來源：《開封文化藝術職業學院學報》

2025年第6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江 桐

校對：賀雨婷

審訂：楊 琪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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