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匹、中國和鄰國

戴維·查費茨/文

《馬匹與文明的締造》這本書反映了我對歐亞大陸偉大文明的畢生好奇。自1974年起，本人有幸游歷歐亞大陸的很多地方，從西部的伊斯坦布爾、莫斯科，到東部的杭州和西安。深入的觀察和隨后的文獻閱讀，讓我想到，就像將整個地毯連綴在一起的那根主線，廣袤的歐亞大陸各個文明之間一定存在某種深層聯系。或許是在喀什集市上欣賞各種精美馬具的時候，我腦海中萌生了一個想法：連接這些文明的那根線就是馬匹。欲了解歐亞大陸的前現代史，就必須了解馬匹在其中扮演的關鍵作用。

這一點在中國尤為明顯。2013年至2018年間，我旅居中國，游訪了新疆、內蒙古，以及河南和陜西，還去了杭州和北京。古代騎馬人的痕跡無處不在，從秦始皇壯觀的兵馬俑，到敦煌石窟中騎馬使團的壁畫，再到唐代的三彩馬雕塑。我閱讀了《西游記》，知道了后來被封為菩薩的那匹勇敢的白龍馬，也通過《三國演義》了解了著名的赤兔馬。2014年是馬年，這一年我慶祝了自己的60歲生日。馬確實是理解中國歷史以及中國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聯系的關鍵。

因此，我非常興奮地看到《馬匹與文明的締造》中文版問世，希望這部作品能推動關于馬匹在歐亞大陸共同歷史中重要性的更加深入的討論。

洛陽的白馬寺齊云塔見證了佛教經典如何歷經千山萬水傳入中國。真實的“白龍馬”反向而行，馱著著名的唐朝高僧玄奘前往佛陀的故鄉。在新建的紫禁城，明朝永樂皇帝迎接了第一批訪客向他獻上的禮物—來自帖木兒的駿馬。1793年，當英國貿易使團首次停靠渤海港口時，清朝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接收來自哈薩克汗國的優良馬匹。即使是今天，土庫曼斯坦仍將阿哈爾捷金馬作為外交禮物贈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這些例子都詮釋了馬在中國與其西部鄰國交流史中的重要作用。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高度重視來自西部地區的馬匹，這反映了中國中原地區優質牧場的稀缺。一方面，中國人口的增長使得土地越來越多得到開發，而且優先用于農耕。另一方面，即使在草原占主體的地方，這里放牧的馬匹在身高或肌肉量上也無法與西部草原地區的馬匹相比。這在本書第四章中有詳細討論。現在的人們知道，中原地區缺乏一種重要的微量元素——硒，而西部草原地區硒含量豐富。沒有硒的攝入，馬匹的代謝會受到影響，無法長出十分強健的肌骨，因此跑不快。現代科學解開了這個謎團，也解釋了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政治家、將軍和馬匹愛好者的挫敗感。

這個情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3000年來，馬匹一直是重要的戰略資源，類似于20世紀的石油和21世紀的人工智能。有了戰馬，就可以將軍隊投射到遙遠的地方，建立龐大的帝國。有了驛馬，就可以將帝國境內偏僻的城鎮與首都聯系起來，便于中央政府收集信息，傳送政令。有了優良的馬匹，就可以提升速度，欣賞優美的風景和馬匹本身的雄美，甚至與神靈相交。正如漢武帝論及優良馬匹時所寫：“竦予身，逝昆侖。”（《漢書·禮樂志》）

毫不意外，馬匹在中國的興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約公元前1200年，來自草原的戰車部隊（可能是雇傭兵）進入商朝領地。周朝的崛起離不開強大的戰車部隊崛起。馬匹從拉戰車到成為騎兵坐騎的轉變，標志著周朝的衰落。戰國時期，戰車和騎兵并用，騎兵日益占據主導地位。最靠近草原、擁有最佳馬匹資源和最強騎兵的諸侯國，在逐鹿中原的統一戰爭中勝出。這個諸侯國當然指的是秦國。我們現在依然可以現場欣賞贊嘆秦國的強壯馬匹和英勇騎兵—他們的形象永遠定格在西安兵馬俑中。

自秦朝起，中原的統治者就將與草原地區保持密切聯系視為理所當然，因為草原是中原最好的馬匹來源。有時，中原與草原的養馬部落平等交易，獲取軍馬、驛馬及其他民用馬匹。中原面對強大的養馬部落聯盟，也進行了曠日持久的防御戰。還有的時候，特別是在唐朝和清朝，中原政權統治了廣闊的草原地區，能夠直接控制馬匹的繁育。第六章和第十章詳細討論了這些事件。無論中原地區與亞歐草原這種聯系的性質如何，它都是中原朝廷必須管理的最重要的關系。

草原地區馬匹資源豐富，與強大但馬匹資源匱乏的中原地區進行馬匹交易是自然而然的。邊境哨所附近出現了很多馬匹市場，其中一個哨所發展成為今天的山西大同。草原養馬部落的商團會帶來數千匹馬的商隊，在邊境地區扎下帳篷，花數天時間與中原的官員討價還價，用馬匹、其他牲畜以及馬毛和皮革等畜牧產品換取中原的農產品和奢侈品。然而，有時這些養馬部落還以掠奪者的身份出現，他們繞過邊境哨所，搶掠、綁架中原人，然后毫發無傷地退回大草原。

幾個世紀以來，草原養馬部落這種飄忽不定的行蹤讓歷代中原政權無計可施。他們指責養馬部落貪得無厭、野蠻成性、毫無誠信，不明白為何養馬部落時而和氣地與中原做生意，時而卻縱馬劫掠。我們推測，這可能緣于供需問題。在干旱年份，草原降雨少，草原馬匹數量大為減少，中原人不得不高價購買，養馬人滿意而歸。在濕潤年份，雨水滋養了草原，馬匹數量激增，供過于求。中原人不愿購買所有多出來的馬匹，因此出價遠低于對方預期。對草原養馬部落來說，進兵中原，掠奪財物在經濟上更劃算。多余的馬匹也使劫掠更加容易。更妙的是，從賣方的角度來看，戰爭推高了馬匹價格，于是他們時而和平交易，時而武力劫掠，最大限度地賺取利潤。這種情況持續了數個世紀。

現在看來，草原養馬部落人口很少，通常不過百萬左右，卻能對漢朝時人口數千萬的中原政權構成軍事威脅，著實令人稱奇。這種現象可以通過養馬部落的特性來解釋。他們每個人都會騎馬，男女老少精通騎射。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所解釋的，這是一個真正的“全民皆兵”的族群，在狩獵中不斷訓練自己的軍事素質，他們的騎兵部隊多達25萬人（見第七章）。他們通常在夏季末發起進攻。那時候，馬匹膘肥體壯，狀態最好。他們將兵力集中在中原政權西部邊境的某個地方，出其不意地發動攻擊。而中原政權集結騎兵、迎擊入侵者需要時間。在快速突襲中，入侵者憑借人數、突然性和機動性優勢占盡上風。當中原騎兵終于發現敵人行蹤時，他們卻早已撤回草原深處。這種情況同樣持續了數個世紀。

幾個世紀的貿易與掠奪使馬匹成為中原政權與西部地區關系的核心。雙方圍繞馬匹形成了一種共同文化，長城兩側的人都熱衷于馬球和賽馬等活動。在和平時期，中原皇帝常邀請草原養馬部落參加持續數日的盛大狩獵活動。由于朝廷對良馬的癡迷，藝術家和詩人創作了許多歌頌馬匹雄健之美及其精神意義的藝術作品。

馬匹將中原地區與偏遠地區連接起來。在書中，我們提到，永樂皇帝曾收到來自撒馬爾罕的馬匹。乾隆皇帝則收到來自阿富汗的馬匹，他在詩中將其比喻為大宛的“天馬”。馬匹甚至通過海路從波斯灣運到中國。著名航海家鄭和下西洋時也帶回了不少馬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杭州設立辦事處，參與這一貿易。反過來，中國向外輸出精美的瓷器和茶葉，從而將中國文化傳播到中亞、南亞和中東的遙遠地區。

絲綢之路本身可以被視為馬匹的運輸通道。馬匹是亞洲貿易中最常見的商品，也是總價值最高的商品。由于馬匹能夠自行移動并沿途覓食，帶領一支從喀布爾到西安（約3600公里）的馬匹商隊可以帶來豐厚利潤。每年，數十萬匹馬往返穿越這片草原邊疆地區，因為中國、印度以及后來的沙俄都需要為騎兵補充馬匹。最初，中國用絲綢支付這一珍貴商品。提到絲綢之路時，人們往往想到的不是奢華禮袍，也不是刺繡掛毯，而是未經染色的原絲。它形同紙幣，可以用來購買馬匹。據記載，一匹馬的價格通常是四十匹原絲。新疆考古遺址中發現的這些原絲催生了“絲綢之路”這一名稱，但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述，稱其為“馬匹之路”或許同樣貼切。

在絲綢之路或馬匹之路的另一端，是與中國既有相似之處又有所不同的地區。就馬匹而言，印度在許多方面與中國最為相似。像中國一樣，印度擁有豐富的農業用地，但牧場資源匱乏，莫臥兒帝國的第一位皇帝巴布爾曾說，他新征服的那片地方不適合養馬。與中國的統治者類似，印度的統治者需要翻越興都庫什山脈和帕米爾高原進口草原馬匹。同樣，養馬的游牧民族也經常劫掠或入侵印度。與中國相似，馬匹在印度歷代王朝的征服和治理中起著根本性的作用。即使在英國將印度變為殖民地之后，馬匹供應仍然是殖民當局的主要關注點之一，同時還需要防御來自草原的騎兵入侵。第九章和第十章對此有詳細說明。

東歐的情況在某些方面與中國相似。在這里，草原養馬民族也時而劫掠定居國家，時而與對方交易。匈奴人、保加爾人、阿瓦爾人和馬札爾人定居在如今的烏克蘭、俄羅斯南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等草原地區。這里崛起了兩個以騎兵為基礎的大國：波蘭—立陶宛王國（曾經是歐洲最大的國家），以及后來的莫斯科大公國。哥薩克騎兵為后者的擴張提供了重要支持，兵鋒直至中國邊境。詳細內容見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不過，在更靠西邊的地區，馬匹的數量要少得多，在國家治理中作用也沒有那么重要。唐朝、莫臥兒帝國或清朝的騎兵數量可達二十萬至四十萬，而歐洲規模最龐大的軍隊只有一萬至兩萬匹馬。西歐與中國的相似之處在于，農業用地多于牧場，因此馬匹稀少且昂貴。馬匹屬于騎士這一特殊社會階層，象征著威望，但作為戰略資源并不像在亞洲那樣突出。歐洲的大多數決定性戰役都是步兵作戰的形式。

與其說歐洲的大多數決定性陸戰靠的是步兵，不如說真正具有決定意義的戰斗是在海上進行的，如薩拉米海戰、亞克興戰役、勒班陀海戰、格拉沃利納海戰、特拉法爾加戰役。這些戰役決定了古希臘、古羅馬、威尼斯、西班牙、英國和法國等歐洲國家的命運。海上力量，而非騎兵力量，支撐了歐洲在世界舞臺上的崛起。

歐亞歷史與西歐歷史之間的這一重大差異，使得我們有必要思考馬匹的作用。這種動物對于理解中國和印度的歷史演變至關重要，而它在西歐并未發揮同等作用，使得西歐歷史呈現出諸多獨特之處。無論站在中國、印度、俄羅斯還是葡萄牙的視角，馬匹都能為我們揭示過去的故事，以及現代世界形成的軌跡。

（作者為英國皇家亞洲事務學會會員；本文為《馬匹與文明的締造》一書序言）

責任編輯：劉錦平 主編：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