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之城的困惑：西安人的存折里，到底有多少貨？

年關將至，乙巳蛇年正在“嘴上游刃有余與腳下連滾帶爬”的終極拉扯中走向尾聲。回望恍然而過的2025，唯有一路延續下來的失望最真實。

眼下的西安，正在開啟新一輪的“辭舊迎新”，2000至今，這般變幻輪替已經在西安上演過9次。

9任一把手任期普遍較短，僅一位任職時間超過5年（在任6年），兩位在任4年上下，其他平均約2年左右。

有意思的是，這兩位在任4年的（魏、方），都是落馬而終。

西安一把手更迭頻率在副省級城市中屬于偏高頻水平，雖未達到武漢（10任）級別，但明顯高于鄭州、成都、杭州等相對穩定型城市（副省級城市當中2000年以來大多為7任，大連僅5任），與深圳（9任）同頻。

這種一把手“短任期”現象對于西安這種歷史文化老城來說影響深遠，如何避免陷入“年年規劃、屆屆重啟”的怪圈頗具挑戰。但這個話題到這里還是不再多聊為好，下面聊點與柴米油鹽相關的事。

時至歲末，最不能缺席的是總結。對于身居西安的普羅大眾來說，盤點諸般事，發現最終都會指向并歸結為一個節奏很帶感的問句：西安人的城墻下，是鄭州人的火車；西安人的存折里，到底有多少貨？

有關這個疑問，早在2025年10月末，有媒體根據公開數據整理出的《2024年城市住戶存款余額榜》似乎從宏觀上給出過一個答案。

據其梳理，2024年全國住戶存款余額超過萬億的城市共34個。其中，西安以1.85萬億住戶存款余額，不僅成為“2萬億梯隊”之外的最高者，也躋身于北京、上海、廣州、重慶、深圳、成都、杭州、天津、蘇州構成的“十強圈層”，一舉超越武漢、鄭州、長沙等多個GDP總量遠高于西安的省會城市。

基于住戶存款余額而來的居民平均存款方面，西安達到14萬元人民幣，也超過許多經濟發展比西安強的城市。這般突出表現，令市場對西安居民財富水平和城市經濟實力另眼相看，甚至被自我麻醉式解讀為“經濟強市”的某種指征。

不過，如果人在西安不難感受到，這兩項數據的“趕超”與本地居民實際體感似乎頗有些錯位。

稍加深入分析，更會發現西安住戶存款余額（以及由此而來的居民平均存款余額）與其他核心經濟指標呈現顯著背離。

先看GDP，2024年西安的地區生產總值（GDP）為13,317.78億元，位列全國第21位，落后于武漢、南京、寧波、青島、長沙、鄭州等城市。但是在住戶存款余額榜單上，這些城市卻都排在西安身后。

居民收入方面：根據西安市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5,082元。這一水平雖然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1,314元），但這僅是城鄉人口結構權重差異導致的加權平均效應。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公式為：城鎮人均收入×城鎮人口占比+農村人均收入×農村人口占比。

西安城鎮化率在2024年已達80.4%，而全國城鎮化率當時約為67.0%。西安城鎮化率比全國平均高出13.4個百分點，由于相對收入高的城鎮群體權重更大，加權之后才拉高了整體水平。

如果分城鄉單獨比較就是另一番景象：西安202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3678元，比全國平均水平（54188元）低51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185元，比全國平均水平（23119元）低1934元。

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雙雙低于全國平均，這樣的狀況讓西安在全國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中，2024年僅排到第61位，與蘭州、石河子、太原、盤錦、大慶等城市同處“61—70”區間，甚至排在甘肅金昌之后。

與經濟發達城市相比，西安的差距更為顯著。

比如，2024年蘇州全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524元，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640元，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946元，無論城鄉都已接近西安的兩倍。

2024年蘇州人均GDP為20.6萬元，也是西安的兩倍（約10.1萬元）。

奇怪的是，蘇州雖然在人均GDP、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兩倍于西安，在城市住戶存款余額上卻與西安旗鼓相當，比肩而立。

不僅如此，前十城市統計當中，蘇州是按照“人民幣+外幣”余額來計算，其他九個城市則均為人民幣計的住戶存款余額。

西安與排名第九的蘇州相差3580億，如果考慮到蘇州的數據包含了相當規模的外幣存款，而西安僅為人民幣存款，兩者的人民幣存款余額差距應該更小，甚至可能出現西安反超的情況。

西安在人均收入、GDP等核心經濟指標均不占優勢情況下，城市的住戶存款總額和人均存款水平卻達到很高的水平，繼而催生出一幕“收入低、存款高”“經濟弱、存款強”的奇特景觀。

如此顛覆 “經濟發展與居民收入決定儲蓄”的傳統經濟學邏輯，背后必然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其中隱藏著一個關于金融統計口徑的經典誤區。

在金融統計中，住戶存款雖被定義為“金融機構吸收的居民儲蓄存款”，實際統計時卻是基于金融機構（銀行、信用社等）的賬戶歸屬地來劃分，與開設該賬戶本人的戶籍或常住地無關。

一個城市的住戶存款等于：所有在該市設有分支機構的金融機構所吸收的全部存款。這意味著：只要在某城市的銀行系統開設了賬戶，不管是外地人還是本地人，該賬戶的存款余額都會計入城市層面的住戶存款余額。

西安作為中西部地區的傳統金融和商貿中心，對周邊省份的資金具有很強吸附力。

比如，在陜、甘、青、寧、蒙、晉等地從事資源、貿易等行業的個人和企業，會選擇在西安的銀行開設賬戶進行資金結算和存儲；周邊地區的富裕人群可能會選擇在西安的銀行開設賬戶，進行資金管理和儲蓄； 周邊地區居民在西安置業、求學和就醫等活動也會帶來大量資金流入。這些暫時沉淀下來的外部資金，年末統計時都會轉化為當地的住戶存款。

也就是說，西安的住戶存款余額，并非完全由本地居民收入轉化而來，而是由本地居民儲蓄與外部資金沉淀共同構成。鑒于西安區域金融中心的輻射范圍較強，被統計為本地住戶存款的外部資金規模可能還相當龐大。

在計算人均存款時，對應外部資金與西安本地居民儲蓄混合在一起構成的“分母” ，“分子”卻只有西安本地居民，出來的結果自然也難免顯得“虛高”。

通過計算“住戶存款余額/GDP”這一比值，也能交叉印證。

西安的“住戶存款/GDP”的比值高達1.39，這意味著其住戶存款余額幾乎相當于其全年GDP的1.4倍。

上海當年GDP約5倍于西安， “住戶存款/GDP” 的比值為1.18；蘇州、成都當年GDP約為西安的兩倍， “住戶存款/GDP” 的比值卻低至0.94和0.75。

西安這種異常高的 “住戶存款/GDP” 比值，側面揭示了其住戶存款余額并非完全由本地經濟產出轉化而來，當中可能包含了大量非本地經濟活動產生的外部資金流入或者某種歷史積累。

換句話說，這個近兩萬億的住戶存款余額，更多體現為一種 “藏富于城” 的資金沉淀，而非“藏富于民”的本地居民財富。

這種格局下好的一面是，西安金融業發展會明顯強于總盤子，比如西安金融業在全國城市排名中能排到15位以內，比GDP總徘徊在20位之外要好。

但另一方面，“藏富于城”本質上是一種“見城不見人”的發展模式，長此以往勢必會削弱城市最根本的競爭力——本地人的活力，繼而在消費驅動、社會結構、創新創業等方面形成深層挑戰。

如何從 “藏富于城”切換至“藏富于民”，扭轉“城富民困”，提升本地居民收入占比，才是西安可持續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