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盧漢在云南搞了一出起義,把軍統的大特務頭子沈醉給扣下了。
那時候,沈醉剛滿三十五。
在這之前,沈醉心里一直有個過不去的坎兒:沒根基。
國民黨隊伍里講究那一套,要么是黃埔軍校出來的,要么是浙江老鄉,再不濟也得是陸大同學,這層關系網就是保命符。
可沈醉是個異類,初中沒讀完就因為鬧事被趕回家,全憑著姐夫余樂醒的關系才混進軍統,屬于典型的“有學生、沒同學”。
誰知道,命運這回給他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這一腳踏進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好家伙,憑空冒出來好幾百個“同學”。
大伙統一口徑,都叫學員,見面互喊同學。
這“書”一念就是十好幾年。
在這漫長的日子里,沈醉這位昔日的“軍統三劍客”,冷眼旁觀著身邊這幫曾經手握重兵的大將軍。
這一琢磨,不光看透了人性的荒唐,更算明白了那八百萬大軍為何輸得稀里嘩啦。
翻開沈醉的回憶錄,他對大部分“將軍同學”面上還過得去,唯獨提到四個軍長,那股子嫌棄和鄙夷,隔著紙都能聞到味兒。
但這四個人,恰恰就是國民黨軍隊垮臺的活標本。
這人是個奇葩。
在戰犯管理所那種苦日子里,旁人都在愁怎么填飽肚子,或者怎么把檢討書寫得更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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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在書里特意描繪了這個畫面,讀完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
整個流程沒個二十分鐘下不來。
先把臉弄濕,手里的香皂必須搓出豐富的泡沫,把手洗得一塵不染,最后才把泡沫往臉上招呼。
最絕的是手法。
兩只手在臉上輕描淡寫地轉圈,動作那叫一個輕,仿佛他摸的不是臉,是一件碰不得的元代青花瓷。
生怕勁兒使大了,或者手速快了,那張“嬌嫩”的臉皮就得報廢。
完事了,還得抹上雪花膏。
瞅著這么個大老爺們、堂堂中將,在戰俘營里對著鏡子孤芳自賞,沈醉腦子里就蹦出一句話:這貨就不配當軍人。
沈醉看人挺準。
這筆賬,國民黨高層一直沒算明白:
一個把心思全用在護膚、搞女人、把自己收拾得香噴噴的軍長,哪還有心思打仗?
他花二十分鐘洗臉的時候,絕對沒工夫看地圖;他在溫柔鄉里打滾的時候,更不可能去前線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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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娘娘腔”式的窮講究,放在十里洋場那是風流韻事,放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那就是拿士兵的命開玩笑。
這人沈醉沒點名,只說是安徽人,以前是66軍的中將軍長。
這哥們在功德林里有個怪癖:順手牽羊。
偷的既不是情報也不是金條(監獄里也沒這玩意兒),而是破爛。
碎布頭、爛線頭,甚至地上掉個紐扣,只要入了他的眼,那就跟看見寶貝似的,非得揣進兜里不可。
這可把當時管縫紉組的杜聿明和沈醉折騰壞了。
布頭少了還能說是損耗,萬一這紐扣被他偷去吞進肚子里尋死,這責任誰擔得起?
堂堂中將,怎么就墮落成了撿破爛的?
這背后其實藏著一套“強盜哲學”。
這位軍長有句口頭禪:“牛丟了不要緊,牽牛的繩子得撿回來,總比兩手空空強。”
翻譯過來就是:只要這東西經了我的手,就得雁過拔毛。
這毛病不是坐牢才有的,而是刻在他骨子里的。
從當連長那天起,他就吃空餉。
當連長吞幾個人的錢,當營長吞幾十個,等到當了團長、師長、軍長,胃口那是越來越大。
在他眼里,當官就是為了撈錢。
如今仗打敗了,隊伍(牛)沒了,那監獄里的破布紐扣(繩子)也是公家的,能撈一點是一點,萬一哪天出去了還能換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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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最瘆人的地方。
當一個指揮官把“吃空餉”當成升官發財的動力時,這支隊伍其實已經是個死胎了。
真到了戰場上,這種長官心里的算盤打得震天響:去救友軍,會消耗我的老本(牛),打贏了功勞又不一定是我的(繩子)。
得,最佳方案永遠是見死不救,保存實力。
第三個讓沈醉恨得牙根癢癢的“同學”,叫王秉鉞,原第51軍軍長。
在功德林里頭,有“四大刺頭”,王秉鉞排老三。
這人最大的標簽就是:死鴨子嘴硬,外加沒素質。
按說敗軍之將,大家都蹲了號子,成了階下囚,多少得收斂點。
可王秉鉞不干。
他把部隊里那種軍閥習氣原封不動地搬進了監獄。
他專門欺負張淦(第3兵團司令,就是電視劇里那個看風水的“羅盤將軍”),在批斗會上對著張淦破口大罵,根本不是為了互相幫助,純粹就是為了撒氣和欺負人。
連沈醉這種狠角色,剛開始都得忍讓他:“只能閉嘴,任他罵去。”
王秉鉞這種狂,不是骨氣,那是滲進骨頭縫里的傲慢。
這種傲慢到了戰場上,就是聽不進人話,瞧不起友軍,更不把老百姓當人。
在他們看來,槍桿子和權力就是一切。
沈醉煩他煩到了什么地步?
沈醉是1960年第二批就特赦出去了,而王秉鉞一直關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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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這樣,沈醉還是覺得:這人不該放。
在他看來,直到1975年,王秉鉞也沒真正改過自新。
要不是國家政策寬大,要把所有戰犯都放了,就算再關他個十年八年,王秉鉞也夠不上特赦的門檻。
第四個“軍長同學”,沈醉連名字和番號都懶得提,實在是因為這人的毛病太難以啟齒。
咱們姑且叫他“花柳軍長”。
但這第四位,純粹是把軍隊當成了流動的妓院。
據他自己交代,從中下級軍官開始,每到一個駐地,必逛花街柳巷。
后來官做大了,錢多了,就開始納妾。
但這還是填不滿他的欲壑。
他在坦白書里自己算了一筆賬:這輩子禍害過的女人,編成一個營都裝不下,大概在500人上下。
500人。
這是個什么概念?
這說明在他幾十年的當兵生涯里,因為經常調動,不管走到哪,城市也好鄉下也罷,全成了他的獵艷場。
當一個軍長滿腦子想的都是怎么湊齊“一個營”的女人的時候,底下的當兵的會怎么想?
駐地的老百姓會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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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不管你是哪個派系的,他們只認死理:國民黨兵來了,大姑娘小媳婦就遭殃了。
人心散了,手里拿的美式裝備再好,也就是一堆廢鐵。
看完這四個“軍長同學”,回頭再品品沈醉的感慨,你會發現這絕不僅僅是私人恩怨。
娘娘腔、貪得無厭、不可一世、色膽包天。
這就是沈醉在戰犯管理所里看到的“國軍精英”群像。
當然,沈醉自己也不是什么圣人。
他在《我的特務生涯》里直言不諱:
“雖然我深愛妻子粟燕萍,可總覺得要是不像同僚那樣弄幾個交際花當‘外室’,好像就顯不出自己的身份地位似的。”
他承認自己也逢場作戲,也收黑錢。
因為那是當時的“官場規矩”——你不貪、不玩,就融不進那個圈子,同僚排擠你,下屬防著你。
可連沈醉這樣一個在染缸里泡透了的大特務,都對這四位軍長感到惡心,可見這四位的底線低到了什么份上。
這才是最讓人絕望的結論:
在戰犯管理所蹲了那些年,沈醉終于補上了“同學”這一課。
只可惜,這堂課的學費,是整個國民黨政權的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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