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1000天養育困局：國家戰略與公益力量如何同頻發力？

本報（chinatimes.net.cn）記者周南 北京報道

隨著2026年到來，始于2025年、每孩每年3600元的“國家紅包”，正在各地兌現。這項“真金白銀”的投入，被視為降低生育養育成本的關鍵一步。

與此同時，在江西石城、婺源和北京平谷，一群公益實踐者正著力探索另一個問題：發錢之外，如何確保每一個孩子——特別是資源相對匱乏地區的嬰幼兒——在生命最初的1000天里，獲得真正科學的養育？如何讓家長真正懂得，除了吃飽穿暖，嬰兒更需要充滿回應的交流和玩耍？

2025年11月末，一項由北京陳江和公益基金會、蓋茨基金會、公益慈善研究院、勵基金、心和公益基金會、葉氏家族慈善基金、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共同發起的“中國兒童早期發展（ECD）共建項目”在京啟動。在此之前，這支公益力量已為推動低資源地區3歲以下嬰幼兒早期發展服務的普惠化，開展了系統性的探索實踐。

作為國內首個共建式慈善項目，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振耀稱其為“一個歷史性的創造”。它更像一場“社會實驗”：在國家將“人口高質量發展”置于戰略高度的背景下，社會力量如何協同政府，將“0-3歲黃金窗口期”的科學共識，轉化為縣域內可觸及的養育支持體系？

算好人力資本的“長遠賬”

“生命最初1000天的1塊錢，等于未來的17塊錢。”中國兒童早期發展共建項目秘書處總干事、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秦偉多次提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克曼的“投資回報率曲線”，它早已實證了早期人力資本投資的超高回報。

然而，將科學共識轉化為國家層面的公共政策行動，需要更強大的驅動力。

“最直接的驅動力之一，是人口形勢的深刻變化。”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原常務副主任宋文珍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坦言。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25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40489萬人，人口總量同比減少339萬人，出生人口792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41‰。在此背景下，刺激生育、提升未來人力資本質量，成為關乎長遠發展的緊迫課題。

記者梳理政策脈絡可見，我國0-3歲兒童早期發展支持體系已從零散探索邁向系統布局，與人口發展階段同頻共振。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重視0至3歲嬰幼兒教育”，2013年教育部啟動14地早教試點，2016年《“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將“加強兒童早期發展”納入健康戰略，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家庭為主、托育補充”“政策引導，普惠優先”等基本原則，逐步搭建兒童早期發展的制度框架，為后續普惠化推進奠定基礎。

近年來，隨著人口發展進入新階段，政策推進顯著加快。2021年，《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21—2030年）》對促進城鄉兒童早期發展服務供給，普及兒童早期發展的知識、方法和技能作出要求。2023年國家衛健委等部門發文，力推“醫育結合”。2024年，中央明確“加強普惠育幼服務體系建設，有效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政策焦點直指降低成本的普惠化難題。

2025年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發展農村嬰幼兒照護服務”，將服務重點指向短板區域；標志性的全國性育兒補貼和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政策落地實施，成為我國兒童福利事業向普惠性邁進的重要標志，也彰顯了國家減負紓困的決心；《嬰幼兒早期發展服務指南（試行）》強調“回應性照護”和“早期學習”的核心作用，《關于加快推進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對發展“1+N”的托育服務體系作出要求；《托育服務法》草案提請審議，為行業發展筑牢法治根基。

“我們終于實現了從理念倡導到實質性福利政策的跨越。”宋文珍表示。從育兒補貼到服務規范，政策設計愈發聚焦早期人力資本投入，而“十五五”規劃中“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相結合”“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表述，更標志著國家發展重心從應對人口數量壓力，轉向對人口質量的系統性布局。

“最后一公里”的硬骨頭，卡在哪了？

國家戰略已然明晰，“真金白銀”的補貼也已上路，但政策紅利要精準滴灌到每一個家庭的育兒日常，仍面臨著“最后一公里”的現實地貌。

《中國0—3歲兒童發展報告（2024）》顯示，我國0-3歲兒童約4164萬人，其中鄉村兒童約1529萬人，他們在社會情感、語言等發育水平上與城市兒童差距顯著。硬件供給與服務實效的失衡同樣觸目：截至“十四五”末，全國每千人口托位數約4.73個，新增普惠性托位達89萬個，取得了長足進展，但與快速增長的需求相比仍有差距；截至2023年末，全國3歲以下嬰幼兒實際入托率僅為7.86%，托位使用率約46.7%，不足五成，供需失衡與資源浪費并存。

在微觀場景中，挑戰更為具體。以江西省贛州市石城縣為例，全縣0-3歲兒童5350人，現有托位需求僅在1300個左右。與此同時，當地出生人口從2014年的4700多人降至2024年的1600多人，呈現出“年輕人生育意愿下降，生了又怕不會養”的雙重困境。“資源、人才、經驗都缺，但最大的挑戰是家長認知不足，家庭參與度低。”石城縣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彭長春直言。

一個普遍存在的認知誤區是，許多家長和基層服務者仍將兒童早期發展簡單等同于“吃飽穿暖”的基礎生理照護或超前知識灌輸，而忽視了“回應性照護”——情感回應和互動游戲對其大腦與社會情感發展——的關鍵作用。

“我們過去習慣于‘投資于物’，建中心、配設施，相對容易見效；但‘投資于人’，提升服務質量和人的能力，是更艱巨的長期工作。”宋文珍道破了當前矛盾的核心，專業人才、科學課程、特別是深入家庭的養育指導——這些關乎養育質量的“軟服務”，仍是普遍且頑固的短板。

這種“重硬件、輕服務”的偏差，與另一重跨部門協作的體制機制障礙交織在一起：當前，0-3歲托育歸衛健部門，3-6歲學前教育屬教育部門，此外還廣泛涉及兒童福利（民政）、兒童保護（公檢法司）等多方面——職能分割導致資源難以攥指成拳。“要形成一個一家部門牽頭、多部門合作的管理體制，這是很重要的。否則，資源統籌困難、政策方向不易一致，難以形成合力。”宋文珍強調。

共建式“試驗田”，播撒普惠育幼的生態種子

面對錯綜復雜的系統性難題，八家基金會決定齊齊入場，搭建一個集資金、技術、伙伴網絡等多元資源于一體的機制。

秦偉表示，推動兒童早期發展事業是系統性工程，從國家頂層設計、服務隊伍建設、再到家長認知和養育能力提升，各個環節都不可忽視，“這是全社會要共同面對的，它不是公益領域的單一課題和命題，也遠非單一機構能勝任。”為此，項目設計了三路并進的策略：政策研究、項目創新（縣域試點創新）、公眾教育，以此產生“1+1＞2”的系統效應。

尤為重要的是，這場實驗拒絕“一刀切”式的方案，而是與地方共創適配路徑。

《華夏時報》記者獲悉，在江西婺源，項目依托“幼兒園乳兒班+兒童早期發展服務”展開；在石城，與新建的縣婦保院公辦托育中心結合，形成“公辦托育中心+兒童早期發展服務”模式；在北京平谷，則打造專門的“公辦兒童早期發展中心+兒童早期發展服務”。“我們不是簡單植入項目，而是激活縣域現有資源，探索‘政府配套+公益支持+家庭參與’的可持續機制。”秦偉表示，這種嵌入式創新，旨在讓服務扎根地方、長效運轉。

當然，這方“試驗田”的野心，遠不止于服務好試點縣的幾千名兒童。它試圖播種的，是國家在邁向人力資本強國道路上必須構建的深層系統。

項目顧問、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兒童發展研究院高級顧問蔡建華提醒，“全國超過92%的0-3歲孩子沒有送托”，這意味著政策與服務必須聚焦更廣大的家庭養育場景，提升所有主要養育者的能力。推動全社會跳出對“早期發展”的狹隘認知，已成當務之急。

為此，項目在試點創新之外，需要著力于影響更大的系統。一方面，系統性開展前瞻性政策研究。作為項目共建方，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已初步建立研究網絡，為“十五五”規劃在兒童早期發展方面的政策設計提供助力和支撐。項目將開展包括基于“人口高質量發展”理念的前瞻研究、政策概念梳理研究、財政投入研究、服務體系構建研究等，并在浙江杭州、北京昌平等地探索普惠育幼服務模式。據悉，目前團隊的研究建議之一，是推動在“十五五”規劃及相關政策中采用“育幼”這一更具整合性的概念，以統籌當前分散在衛健、教育等部門的嬰幼兒照護與發展服務職能。另一方面，是廣泛的公眾教育，發起“育兒36計”等線上傳播活動，將科學的養育理念轉化為大眾語言，逐步改變社會觀念，培育“育兒友好型”生態。

“我希望這個項目能帶動幾百家社會組織參與。”王振耀的期待，點明了共建模式的行業催化價值。而對于石城等試點縣而言，可持續是核心訴求。彭長春對形成“政府牽頭、部門協同、社會力量參與”的模式表示期待，“如果項目成功，未來三年我們石城將看到育兒服務更完善、家長育兒更省心、社會育兒氛圍更濃的變化。”

而這場“共建式實驗”更深層的價值在于，它不僅僅直接提供服務，更在探索一種政府、市場與社會力量協同解決復雜社會問題的“中國式方案”，以期構建一個能夠持續運轉、不斷生長的支持生態。

“好的項目經驗未來是可以上升到國家政策的。”對于此類探索，宋文珍視其為有價值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創新。

宋文珍告訴記者，身在一線政策研究與推動領域數十年，自己過去常感“著急”。她還記得早年呼吁關注貧困兒童、倡導“兒童優先”時曾遭遇不解：“有人會說國家這么多事，兒童怎么能優先呢？”如今，看到“投資于人”寫入國家規劃，參與了這場聚合了政策、公益與基層智慧的共建實驗，她說：“轉變正在真切地發生。”

責任編輯：方鳳嬌 主編：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