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勞動權利保護的刑事立法

作者：王守俊，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副教授。內容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加大欠薪整治力度，做好安全生產和維護穩定工作，堅決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發生。這一要求直擊當前勞動關系和勞動生產領域中的關鍵問題，為未來勞動關系和勞動生產領域的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從落實四中全會這一要求和精神出發，當前需要加強和完善勞動權利保護的刑事立法。

　　加強勞動權利保護是

　　二十屆四中全會的明確要求

　　在勞動關系和勞動生產領域，生產安全和勞動報酬及時足額發放是最核心的兩個問題。前者關系到勞動者在職業勞動中的生命健康安全即職業安全，后者關系到勞動者最主要勞動目的即勞動報酬權的實現。兩者關涉的是勞動關系中勞動者最核心的兩種勞動權利的保障問題，因而也是勞動關系和諧與穩定的關鍵。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要求，加大對勞動者職業健康與安全和勞動報酬權的保護力度，保障我國勞動關系的和諧與穩定，為“十五五”乃至今后十年我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和2035年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實現提供穩定的社會基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前的勞動關系和勞動生產領域，生產安全重特大事故仍時有發生，工資尤其是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依然存在，影響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勞動權利保護的

　　刑事立法亟待加強

　　刑法是保護包括職業安全在內的生產安全以及勞動報酬權的最重要、最有力的手段。近年來，各級各地政府在生產安全監管和欠薪整治上政策頻出，效果卻不夠理想。因此，運用刑罰手段懲治危害生產安全和惡意拖欠勞動報酬的行為，保護勞動者的職業安全，保障勞動者勞動報酬權的實現顯得尤為重要，但我國現行勞動權利保護的刑事立法與實踐需要尚有距離。

　　在生產安全維護方面，我國1979年刑法只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里規定了重大責任事故罪和危險物品肇事罪，1997年刑法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又增設了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2006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六）》將安全事故發生后不報、謊報事故的行為犯罪化，設立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擴大了重大責任事故罪和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的適用范圍，加重了法定刑，并將強令違章冒險作業行為從重大責任事故罪中分立出來獨立成罪，經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改，形成強令、組織他人違章冒險作業罪。

　　總體來說，上述立法罪名數量依然偏少，刑事處罰范圍較小，而且基本上是事故型犯罪，不處罰沒有造成事故的違章行為。然而，近年來的安全事故調查統計顯示，絕大部分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都是由違法違章行為引起的。事故型犯罪的立法注重對安全事故的事后懲處而非事前防范，對于事故發生的預防作用不大。這樣的立法不太適應我國維護生產安全、職業安全的現實需要。從比較法的視角來看，發達工業化國家在生產安全罪立法上多廣設罪名，擴大刑事處罰范圍，不僅處罰事故行為，還處罰各種危險的違章行為。

　　有鑒于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增設了危險作業罪，將“關閉、破壞直接關系生產安全的監控、報警、防護、救生設備、設施，或者篡改、隱瞞、銷毀其相關數據、信息”，拒不執行“因存在重大事故隱患被依法責令停產停業、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關設備、設施、場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險的整改措施”的行政命令，以及“涉及安全生產的事項未經依法批準或者許可，擅自從事礦山開采、金屬冶煉、建筑施工，以及危險物品生產、經營、儲存等高度危險的生產作業活動”三種行為規定為犯罪，用刑罰手段遏制這類嚴重威脅生產安全的違法違章行為，加強對安全事故的事前預防。截至目前，這樣的罪名只有一個，懲處的違章行為也只有三種，且刑罰配置較低，只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實踐中作用比較有限。但無論如何，危險作業罪的設立是我國用刑罰手段對生產安全事故進行事前防范的初步嘗試，也契合了當前風險社會中刑事處罰范圍適當提前的立法趨勢。

　　在欠薪整治和勞動報酬權保障方面，由于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欠薪問題并不明顯，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沒有規定相關罪名，2011年出臺的《刑法修正案（八）》為遏制勞動關系領域日趨嚴重的工資拖欠，尤其是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將“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即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該罪設立之初，司法適用數量很少，與同時入罪立即被大量適用的危險駕駛罪形成鮮明對比。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該罪在立法上存在不少問題，不僅一些犯罪構成要素規定得較為抽象，而且“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這一構成要素設定限制了其司法適用。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

　　立法完善

　　2013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該罪犯罪構成的抽象規定如“勞動報酬”的內容與范圍，“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的表現，“數額較大”的標準，“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中有關部門的范圍和責令支付的方式等作了具體的解釋性規定，在一段時間內促進了該罪適用數量增加，但對“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這一規定，司法解釋無力根本改變。然而，這一規定確實意味著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行為的刑事追責必須甚至首先需要滿足這一條件，否則即便拒不支付數額再大，情節或后果再嚴重，也不能對其立案調查和定罪。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立法目的是遏制勞動關系領域里的工資拖欠問題，保障合法的勞動報酬權。這一目的既需要通過立法威懾，更需要通過對惡意欠薪行為的懲處來實現。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懲處對象是侵害勞動報酬權、危害嚴重的惡意欠薪行為。這樣的行為首先應該拖欠數額較大，但僅僅拖欠數額較大，危害也不一定嚴重，拖欠時間短危害就輕，不足以入罪。因此，惡意欠薪行為的入罪除要求拖欠數額較大外，還需要有體現其危害嚴重性達到刑事可罰程度的其他嚴重情節，如拖欠時間長，被拖欠人數多，引起勞動者群體性討薪事件的發生等，而“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也是嚴重情節的一種。由于嚴重情節的多樣性，立法很難一一列舉，只適合采用“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這樣綜合性、概括性的立法規定。現行立法僅將“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這一種危害嚴重的情節規定為構成要素，不僅排除了不具備這一情節但其他情節嚴重的拖欠行為對該罪的適用，還使得其適用容易被操縱，無助于該罪立法目的和法益保護目標的實現。

　　綜上，未來應該在危害生產安全犯罪立法方面增設更多事前防范型罪名，加大刑事處罰范圍和處罰力度。可考慮對我國安全生產法律法規規定的違法違章行為進行梳理評估篩選，將更多有導致安全事故發生的嚴重危險，對生產安全威脅較大的違法違章行為犯罪化，予以刑事懲處，并提高法定刑配置，增加配置罰金等財產刑。同時，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立法作適當修改，以“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替換掉“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以便通過司法解釋，將更多侵害該罪保護法益，危害嚴重的惡意欠薪行為依照該罪追究責任，切實有效加大欠薪整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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