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格格流落街頭，章士釗把照片寄中央，希望照顧，毛主席：同意

1955年1月的北京寒風刺骨。撫順戰犯管理所里，溥儀翻到一封剛送進來的家信，看到三妹韞穎的近照，久久盯著發呆。照片上，她裹著舊呢子外套，身旁擺著一只破手提箱。誰能想到，那位小時候剪指甲都要宮女輪班服侍的格格，如今靠沿街兜售香煙為生。與此同時，千里之外，中央文史研究館長章士釗正伏案寫下一封長達數千字的推薦信，準備連同這張照片一道送往中南海。

時間得往前撥一年。1954年秋，章士釗在琉璃廠舊書攤發現《滿宮殘照記》，翻到韞穎寫給溥儀的十余封家書。信中，她時而抱怨小販圍堵，時而自嘲“貧女無米以炊”，卻仍不忘在末尾用一行娟秀小字寫下“愿與黎庶同甘”。章士釗愛惜這一份靈氣，更驚訝于她的落魄境況，當即托人找到了載濤。三天后，在東四牌樓附近的胡同口，章士釗看見韞穎扶著八歲兒子吆喝賣煙卷，聲音沙啞卻還帶著一絲宮廷腔。他心里一酸，暗道：這要是擱在舊朝，她起碼是位端坐后殿的郡主。

有意思的是，韞穎對自己的處境反而看得淡。“一個朝廷垮了，就像舊樹倒了，我這片葉子自然隨風落地。”她這樣回應章士釗的關切。可惜，落地之后的困頓遠比她預想更艱難。婆母病重，三個孩子待哺，家里唯一值錢的還是父親載灃留下的兩間老屋，冬天漏風，夏天漏雨。她常拿舊報紙糊窗，“風小了，心里就暖一點”。這番經歷，為她那封自述信增添了刺目的真實。

1955年元旦清晨，章士釗進了西華門，親手把信件與照片呈遞中央辦公廳。毛主席抽出照片，看了良久，只簡單批下兩個字：“同意”。在自述背面，他又添了一行：“走進了人民群眾，變成了有志氣的人。”隨后周恩來主持具體安排，幾位老同盟會出身的顧問也附議，沒有人反對。

春天來臨，東城區政協名單公示，新委員隊伍里出現了“愛新覺羅·韞穎”五個字。街坊們愣住了——那位蹲地攤兒的婦女居然成了政協委員？韞穎得到正式通知時，第一反應竟是自責：“以前只曉得賣煙，真丟皇家臉。”八歲的兒子撲進她懷里小聲說：“娘，咱以后還賣不賣煙？”她摸摸孩子腦袋，答得干脆：“不賣了，媽去上班。”

此后，她每周兩次到區政協參加學習，白天記錄民意，夜晚趕回家縫補孩子的舊棉衣。政協里不少年輕干部對這位前格格心存好奇，韞穎卻主動要求從最基礎的打字抄寫學起，還自掏腰包買來《共同綱領》和《資政新篇》互相對照研讀。不得不說，她的學習勁頭讓同事們刮目相看。

1956年夏，毛主席批準韞穎與載濤赴撫順探望溥儀。火車進站前，韞穎猶豫著問：“見面后該怎么稱呼？”載濤想了想：“就叫大哥吧。”鐵門打開的瞬間，她輕輕喊了一句：“大哥。”溥儀眼圈發紅，抖著嗓子說：“妹子，你變了。”這句不到十個字的對話，卻像把刀子劃開了十多年兄妹的天塹。

探視結束，當地報刊記者問她有什么感想。韞穎只說了一句：“改造好的人，都有明天。”這句樸素的話，后來被學習小組當作標語貼在墻上。誰能料到，一位昔日錦衣玉食的格格，會在工人師傅的研討會上講述掃大街的心得。

1957年，丈夫潤麒撤銷管制歸家。夫妻倆搬進了東直門附近一套兩居，房雖小，卻是新磚新瓦。潤麒隔三差五去王府井友誼商店打鐘點工，她在政協寫材料。街坊恭喜時，韞穎總愛抬手擺擺：“中央和主席待咱家真不薄，可別給我戴花。”主動淡化出身，是她一直堅持的底線。

1960年除夕夜，周恩來在懷仁堂設宴，席間隨意對她說：“你是區政協，我是全國政協，我們互稱同事合適吧？”簡短一句，令這位性情內斂的女子哽咽失聲。那天過后，她干脆把僅剩的絲綢旗袍剪成布條，縫成坐墊送給鄰里，理由是“穿不到了，留著礙眼”。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韞穎曾應邀到幾所中學講“京城風俗變遷”。她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講紫禁城里的規矩，也講鬼市上的討價還價。學生問：“格格真的不識銅板嗎？”她笑：“小時候真沒見過，可我現在辨假幣可準了。”教室里笑聲一片。

1992年初冬，韞穎在北京協和醫院病房靜靜離世。整理遺物時，人們發現一只舊藤箱，里面除了一本《滿宮殘照記》，就只有多年來的政協工作筆記。扉頁抹得發黃，卻還留著當年毛主席的勉勵：“變成了有志氣的人”。那一行字，始終被她用薄絹仔細包裹，完好無損。

韞穎的一生跌宕。宮墻之內，她是被皇兄寵愛的三格格；市井之中，她是推著木車的小販；走進政協會場，她又成了普通一員。歷史沉浮，個人榮辱，在她的軌跡中交織。有人說她幸運，也有人說她坎坷，但無論評價如何，那張寄往中南海的照片，確實讓一段舊帝室血脈與共和國的制度產生了交匯。至此，清宮舊夢與新中國現實之間，不再只是隔著深宮紅墻，也跟隨時代脈動，完成了一次鮮活而生動的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