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就因為孩子忘系紅領巾，你就要罰他買打印機？這是什么道理！”
我一腳踹開辦公室的門，怒火中燒的質問讓原本嘈雜的空間瞬間安靜下來。
班主任猛地從座位上站起，握著教案的手指因用力而泛白，臉頰漲得通紅，胸口劇烈起伏著。周圍老師的目光齊刷刷聚焦過來，有人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袖試圖勸解，卻被我甩開。
我死死盯著眼前這位氣得渾身發抖的班主任，腦海里不斷回放著孩子放學回家時委屈的淚水，心底的火氣愈發旺盛。
這場因一條紅領巾引發的沖突，顯然才剛剛拉開序幕，而班主任她并不知道，接下來等待她的會是怎樣的局面......
我叫林靜，是一家廣告公司的策劃總監，今年35歲，工作中以雷厲風行和注重細節著稱。
處理公司事務時，我向來是快刀斬亂麻，但在孩子小杰的教育問題上，我始終秉持“給予自由，但明確底線”的原則。
那是一個寒風凜冽的冬日傍晚，我結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剛踏進家門，手機便震動起來，是班主任李梅老師發來的微信：“小杰媽媽，今天小杰又沒系紅領巾，這已經是他這個月第三次違反學校的儀容儀表規定了。”
我迅速回復道：“李老師，實在不好意思，我會馬上提醒小杰，確保他明天一定遵守規定。”
緊接著，李老師的第二條信息便接踵而至，語氣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強硬：“根據班級的新規定，對于多次違反校規的學生，將實施‘特別懲罰’：購買一臺打印機，供班級日常使用。請您今晚就將款項轉給我，或者直接購買后明天送到學校。”
購買一臺打印機？
我眉頭緊鎖，心中涌起一股不悅。
打印機雖非天價，但少說也得上千塊，對于我們這樣的家庭而言，雖不算大數目，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懲罰的性質。
“李老師，我有些不解。紅領巾是學生個人的標志，為何懲罰方式會是購買班級的公共設備呢？”我通過微信詢問。
“林女士，這是為了讓他深刻記住教訓。而且，這臺打印機是捐給班級的，用于同學們的日常學習打印，也算是一種集體貢獻。”李老師的回復滴水不漏，仿佛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
我冷笑一聲，心中暗想：集體貢獻？用懲罰來綁架集體貢獻？
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公文包，開始迅速查閱這所市重點小學——光明小學，關于“儀容儀表”懲罰的具體規定。
學校手冊上明確寫著，對于儀容儀表違規的學生，應給予口頭警告或通知家長配合教育，并未提及任何形式的物質懲罰。
我打開家長微信群，發現早已有家長在私下議論紛紛。
“我家孩子上次作業沒寫完，被要求買了一套新書柜。”
“我女兒上次上課講話，被要求買了一箱彩筆，說是要捐給美術室。”
“唉，李老師雖然年輕有為，但管理太嚴格了。不過為了孩子，我們還是忍忍吧，別跟老師對著干。”
李梅老師的懲罰方式，竟是一種變相的“罰款”或“強制購物”。
我沒有參與群聊的討論，而是直接點開了小杰的微信頭像。
“寶貝，今天你沒系紅領巾，老師是怎么說的？”我語氣溫和地問道。
小杰很快回復了語音，聲音中帶著一絲委屈：“老師說，我不尊重班級，不把班級的榮譽當回事。她說，打印機要放在教室里，大家打印資料都用得到，但如果我忘了帶紅領巾，就得我負責買。還說，這是為了讓我‘長記性’。”
長記性？
聽到這個詞，我心中的怒火瞬間被點燃。
一個九歲的孩子，因為忘記系一塊布，就要承擔購買打印機的責任？
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教育問題，而是權力的濫用，是利用家長的擔憂和孩子的羞恥心，進行某種不正當的操作。
我拿起手機，迅速撥通了一個多年未聯系的號碼。
對方是國內知名的辦公設備供應商的銷售總監，也是我大學時的同學王強。
“王強，我需要你幫我一個忙。”我聲音平靜，但眼神中透露出堅定，“我要買一臺打印機，要性價比高、質量可靠的，而且……我要了解這款打印機的市場最低價和進貨渠道。”
我決定反擊。
既然李老師喜歡用“買”來解決問題，那我就讓她買個明白，買個徹底。
一臺打印機？太少了。
我要買夠一個年級甚至一個學校用的量，把這件事情從暗處拉到明處，讓所有人都看清教育的底線在哪里。
我沒有立刻回復李梅老師的微信，而是花了一整個晚上來梳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首先，我查詢了打印機的市場價格。
一臺性能中等的激光打印機，市場價在1500元到2500元之間，如果批量采購，價格還會更低。
李老師要求我直接轉賬給她，這本身就存在問題。
學校的任何收費都應該通過正規的財務渠道，而不是直接進入班主任的個人賬戶。
我給李老師發了一條信息：“李老師，我決定購買一臺打印機送到學校，而不是轉賬。請告訴我學校收發室的具體地址。”
李老師很快回復：“林女士，不用那么麻煩，直接轉賬給我，我統一采購，這樣更方便。”
“不麻煩，”我堅持道，“我更希望孩子能親自參與這個過程，讓他體會到為集體做貢獻的意義。”
李老師沉默了幾分鐘，似乎在權衡我的態度。
最終，她不情愿地發來了學校的地址。
在等待物流信息的同時，我聯系了幾位平時關系不錯的家長，試圖了解更多關于李老師“罰款”的細節。
家長們大多選擇忍氣吞聲。
“林總，算了，為了孩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位在國企工作的媽媽小心翼翼地勸我，“李老師畢竟是班主任，她對孩子的評價影響很大。”
“是啊，上次有個家長跟李老師頂了幾句，結果他家孩子在期末評優中落選了，明年分班也沒分到好班。”另一位家長私下告訴我。
他們不是沒有意見，而是不敢有意見。
我忽然明白了李老師的底氣所在。
她的懲罰機制，不僅利用了家長的擔憂，更利用了教育資源的稀缺性——沒有人愿意讓自己的孩子因為家長的“不配合”而受到排擠。
但這種沉默，恰恰助長了這種灰色地帶的蔓延。
我決定把事情鬧大。
當晚，王強給我發來了詳細的報價單和進貨渠道信息。
“林靜，你要求的這款打印機，我聯系了多家供應商，最終選定了一家，他們的產品質量有保障，而且價格透明。最重要的是，我查到了一些有趣的線索。”
王強發來一張模糊的圖片，那是一張某學校物資采購的內部詢價單。
“這家供應商，去年曾向光明小學提供過一批打印機，當時定價是1800元/臺。但你猜怎么著？采購清單上的負責人，不是學校的采購部門，而是教務處的一位主任，而這位主任，恰好是李梅老師的親戚。”
我瞇起眼睛。
如果李老師以2500元/臺的價格要求家長購買，然后以1800元/臺的價格從特定渠道采購，中間的差價，就是她隱形的收入。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教育懲罰，而是一條精心設計的“小額斂財”鏈條。
雖然單筆金額不高，但乘以全年級甚至全校的“懲罰”次數，收入相當可觀。
我立刻調整了我的反擊策略。
“王強，我決定了。買50臺。每班配備兩臺備用。總共五十臺。”我迅速回復。
王強發來一個震驚的表情：“五十臺？林靜，你確定嗎？你這是要武裝一個學校的打印室嗎？”
“我要的不是打印機，我要的是一個態度。”我冷酷地回復，“這五十臺，我要求你用最快的物流，明天上午就送到學校門口。而且，發貨單上要特別注明兩點：第一，收件人是‘光明小學全體班級班主任收’；第二，發貨人一欄要用你公司最正式的抬頭發出去，并且附帶一張‘打印機成本核算表’。”
王強沉默片刻，似乎明白了我的意圖：“明白了。你這是要用商業手段來處理教育問題。”
“沒錯，”我盯著窗外漆黑的夜空，聲音堅定，“我不會給她任何模糊處理的空間。既然她想玩規則，我就把規則玩到極致。”
第二天上午十點，我正在公司主持一個重要的項目會議。
手機被我調成了靜音模式，放在一旁。
會議進行到一半時，我的手機屏幕忽然亮起，是李梅老師的十幾個未接電話和數十條微信消息。
我嘴角微微上揚，知道我的“禮物”已經送到了。
我禮貌地中斷了會議：“抱歉，各位，我需要處理一件緊急的家庭事務，五分鐘后回來。”
我拿起手機，點開李梅老師的微信。
“林女士！你這是什么意思？”
“為什么送這么多打印機過來？學校根本沒有地方放！”
“物流車堵住了校門，已經引起了其他家長和校領導的圍觀，請你馬上處理！”
我平靜地回復了一條信息：“李老師，我昨天就告訴過您，我決定購買一臺打印機作為懲罰。但我覺得，既然是‘班級公共設備’，那一臺遠遠不夠。為了確保光明小學的所有班級在未來幾年內都不會因為打印資料而發愁，我決定一次性捐贈五十臺打印機。”
李梅老師的消息幾乎是秒回，帶著顫抖的怒氣：“你這是在報復！你這是在挑戰學校的權威！”
“李老師，”我語氣依然平靜，“您要求我購買一臺打印機，我購買了五十臺。數量多少是我的自由。我只是在積極配合您的懲罰要求。這批打印機的收件人是您和各位班主任，您現在需要做的是接收貨物并合理分配。”
我沒有給她反駁的機會，直接撥通了校長張濤的電話。
校長張濤，50歲左右，是一位在教育界頗有名望的老者。
“張校長，您好，我是小杰的母親林靜。”我直接開門見山，“今天上午，我向貴校捐贈了一批教育設備，共計五十臺打印機，價值不菲。目前物資已經抵達校門口，但似乎遇到了一些接收上的問題。”
張校長顯然也被這突如其來的巨額“捐贈”給弄懵了。
“林女士，您……您這是什么意思？我們學校設備充足，您不用這么破費。”張校長的聲音中透露出疑惑。
“校長，這批打印機的來源是貴班班主任李梅老師的要求。她要求我的孩子購買一臺打印機作為懲罰。我深感李老師對學生教育的重視，于是決定將懲罰轉化為對學校的貢獻。”我頓了頓，語氣轉冷，“但同時，我也希望校長能解釋一下，貴校的懲罰機制是否允許班主任私下要求家長購買特定設備？以及這些設備的采購渠道和定價標準是否透明公開？”
我直接將問題拋向了學校的管理層面。
張校長沉默了足足十秒，他顯然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一個敢于直接給校長打電話并且大手筆捐贈五十臺打印機的家長絕非等閑之輩。
“林女士，請您稍安勿躁。我馬上派人去處理校門口的物流問題。至于您提到的懲罰機制問題，學校一定會展開調查并給您一個合理的解釋。”張校長立刻改變了態度從一開始的敷衍變成了謹慎。
我掛斷電話重新回到了會議中仿佛剛才什么事都沒有發生。
但外界已經徹底炸開了鍋。
校門口那五十個巨大的紙箱堆成了一座小山引來了不少接送孩子的家長和路人的圍觀。
有人拍了照片發到了朋友圈和本地的教育論壇。
“震驚！光明小學學生因沒系紅領巾被要求買五十臺打印機！”
“這是史上最硬核的家長反擊了吧？”
“這背后一定有隱情哪個老師敢這么獅子大開口？”
輿論發酵的速度比病毒傳播還要快。
下午三點我提前結束了工作驅車前往學校。
我沒有穿正裝而是換了一套休閑但剪裁得體的套裝顯得既放松又專業。
當我走進校長辦公室時張校長和李梅老師已經等候多時。
李梅老師一個剛畢業沒幾年的年輕女老師此刻臉色鐵青眼圈發紅顯然是受了極大的委屈和壓力。
張校長則是一臉的疲憊和嚴肅他試圖以和事佬的姿態來緩和氣氛。
“林女士您來了。我們已經將那批打印機暫時安置在了學校的倉庫。非常感謝您對學校的慷慨捐贈……”張校長試圖用“捐贈”來給這件事定性。
“校長請您不要用‘捐贈’這個詞，”我打斷了他語氣平靜而堅定，“這批設備是李老師要求小杰同學購買打印機的‘懲罰’延伸。我只是確保了懲罰的徹底執行并適當增加了數量。”
李梅老師猛地抬起頭憤怒地看著我：“林女士您明明知道我要求的是一臺！您的行為完全是對我的工作進行羞辱和干擾！”
“羞辱？”我挑了挑眉目光落在她身上，“李老師我只是在用您的方式教我的孩子一個道理：當規則被濫用時就要用更極致的規則去反擊。”
我將一份文件袋放在了桌上。
“這里面有我孩子被要求購買打印機的微信記錄以及其他家長反映的‘變相收費’情況記錄。還有一份是這五十臺打印機的發貨單和收據。”
我推過去那張發貨單。
張校長和李梅老師都將目光投向那張紙。
“請注意看這張發貨單，”我指著發貨人信息，“這批打印機的成本價是1200元/臺。物流和稅費另算均攤到每臺成本價不超過1300元。”
我看向李梅：“李老師您要求家長轉賬給您您打算以多少錢一臺的價格向家長收取這臺打印機的費用？”
李梅老師的嘴唇動了動說不出話。
張校長見狀立刻接過話茬：“林女士李老師的要求是出于一片好心只是為了讓孩子們養成良好的習慣。至于費用的問題可能是溝通上有些誤解。”
“沒有誤解校長，”我從文件袋中拿出了第二份文件——一張打印出來的轉賬截圖，“這位家長被李老師要求購買一臺書柜李老師向她收取的費用是市場零售價的1.6倍。”
空氣瞬間凝固。
我繼續說道：“李老師我們來算一筆賬。如果您以零售價2500元/臺的價格向家長收取五十臺打印機的費用您將得到125000元。而您的實際采購成本如果走您親戚所在的教務處渠道可能只有65000元左右。這中間的60000元差價就是您通過‘懲罰’獲取的灰色收入。”
李梅老師終于承受不住壓力聲音帶著哭腔：“我沒有！那些錢都是用來給班級買獎品買學習資料的！”
“如果是班費為什么不走班級公開賬目？為什么要求轉入您的個人賬戶？”我的質問如同冰冷的刀鋒直插核心。
張校長趕緊按住李梅低聲警告她不要再開口。
他轉向我試圖用更高的姿態來壓制我。
“林女士您是職場精英您應該明白學校的管理有其復雜性。教育工作者收入不高有些老師為了貼補班費可能會采取一些‘變通’的方法。這雖然不合規但出發點是好的。”
“校長出發點是好的就可以用孩子作為斂財的工具嗎？”我反問，“如果一個老師連基本的財務紀律和懲罰邊界都沒有她如何教導我的孩子遵守社會規則？”
我將目光重新投向李梅老師她此刻的表情已經從委屈變成了驚恐。
“李老師你以為我只是在跟你爭論一臺打印機的錢嗎？”我聲音壓低透露出一種強大的壓迫感。
張校長試圖將話題引回到那堆積如山的打印機上：“林女士現在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五十臺打印機？學校倉庫有限這確實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不便。”
“處理方式很簡單。”我將發貨單重新拿起來遞給了李梅老師。
“李老師請您仔細看這張發貨單的角落。”
李梅老師顫抖著雙手接過單子她的眼神中充滿了不安。
在發貨單的左下角除了常規的物流條碼外還有一個不太顯眼的、紅色小小的手寫標記。
李梅老師看到這個標記時身體猛地一震眼睛瞬間睜大。
她猛地抬頭看向我眼神中充滿了難以置信的驚恐。
她的手指果然開始不受控制地劇烈發抖。
“這……這不可能……”李梅老師的聲音像被卡住了一樣嘶啞且微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