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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城里姑姑家做客,被嫌棄埋汰,后來我升至高位,姑姑敲開我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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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可視門鈴里那張臉,堆滿了褶子,被高清攝像頭拉得變了形。她手里提著個紅色的塑料袋,里面透出幾個干癟蘋果的輪廓。她在發抖,不知是因為樓道里的穿堂風,還是因為怕我。

      “冬子……是冬子家嗎?我是你二姑。”

      聲音透過揚聲器傳進來,帶著電流的嘶啦聲,怯生生的。

      我坐在真皮沙發上,指尖夾著剛點燃的煙,沒有立刻按開門鍵。這一幕太諷刺了。二十五年前,我和父親站在她家那扇墨綠色的防盜門前,父親手里提著剛從地里刨出來的紅薯,她在門縫里也是這樣看著我們,眼神像在看兩只剛從糞坑里爬出來的老鼠。

      “冬子?你在家嗎?姑……姑給你帶了點水果。”

      我深吸一口煙,起身,按下通話鍵。

      “進來吧,門沒鎖。”

      當年她讓我們踩著報紙進屋,今天,我得讓她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干凈”。



      一九九八年的秋雨下得人心煩意亂。

      那天父親林建國特意穿了他那件只有過年才舍得拿出來的中山裝,扣子扣到了最上面一顆。即便如此,那件衣服領口處洗不掉的汗漬和袖口磨出的毛邊,依然在省城灰蒙蒙的天空下顯得寒酸。

      我跟在父親身后,腳上那雙解放鞋吸飽了泥水,每走一步都發出“咕嘰”的聲響。我咳嗽得厲害,胸腔里像是塞了一團爛棉花,父親說,省城的大醫院能治好我的病,治好病,咱們順便去看看你二姑。

      二姑林秀芳,是林家村飛出去的金鳳凰。多年前嫁給了省城一個坐辦公室的小科員,成了那個年代人人羨慕的“城里人”。

      到了二姑家樓下,父親在單元門口的水泥地上使勁跺腳,試圖把鞋底那層厚厚的黃泥跺掉。他彎下腰,用粗糙的大手一點點摳掉我鞋幫上的泥點,直到指甲縫里塞滿黑泥,才直起腰,長出一口氣:“走,上去別亂摸,城里人家里干凈。”

      敲門聲響了很久。

      門開了一條縫,露出一張燙著時髦卷發的臉。二姑看到我們,原本在那張臉上堆積的一絲疑惑瞬間垮塌,變成了一種毫不掩飾的驚恐。

      “大哥?你們怎么……也沒提前打個電話?”

      父親局促地搓著手,臉上掛著討好的笑,提起那個沾著泥的蛇皮袋:“冬子咳嗽老不好,帶他來大醫院看看。想著離你這兒近,給你帶了點家里的紅薯,還有只活雞,剛殺的,新鮮。”

      二姑的目光在那只還在滴血的雞和我們滿是泥漿的鞋子上停留了兩秒,那眼神像把刀子,刮得人臉皮生疼。

      “哎呀,等一下!”

      她尖叫一聲,并沒有拉開門,而是轉身跑回屋里。

      過了足足五分鐘,門才徹底打開。

      眼前的景象讓我這輩子都忘不掉——從門口玄關開始,一直延伸到客廳的那組米色布藝沙發前,鋪滿了一層厚厚的舊報紙。

      那些報紙首尾相接,鋪得嚴絲合縫,像是在雷區里開辟出的一條安全通道。

      “進來吧,剛拖的地,還沒干呢。”二姑站在報紙路的盡頭,遞過來兩雙明顯已發黃變硬的塑料拖鞋,甚至不是一順的,一只大一只小,“鞋子脫在門外邊,別拿進來了,味兒大。”

      父親臉上的笑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復了那副卑微的模樣。他順從地脫下鞋,放在門外的地墊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踩上那些報紙。

      那晚的飯桌上,這種“隔離”變得更加具象。

      桌上擺著兩盤菜。一盤油汪汪的紅燒肉,擺在二姑父和表弟面前;另一盤是清炒大白菜,加了幾片父親帶來的臘肉,擺在我和父親面前。

      那年我十歲,正是長身體饞肉的年紀。那股肉香鉆進鼻孔,勾得我喉嚨發癢。我沒忍住,咳嗽了一聲。

      并沒有飛沫濺出來,我捂住了嘴。

      但二姑的反應快得驚人。她幾乎是彈了起來,一把捂住正要夾肉的表弟的口鼻,另一只手迅速將那盤紅燒肉端起來,往桌子另一頭挪了挪,離我足有半個胳膊遠。

      “哎喲,這病別是傳人吧?”她皺著眉,聲音尖利,“建國啊,不是我說你,孩子病了就在老家治,跑省城來干什么?這城里空氣也不好,別把我們也給傳染了。”

      父親剛伸出去夾菜的筷子,硬生生停在半空。那雙拿慣了鋤頭、布滿老繭的手,此刻在明亮的白熾燈下微微顫抖。他慢慢收回手,狠狠地按在我的手背上,力道大得讓我生疼。

      “不傳人,就是著涼了。”父親的聲音很低,低進塵埃里,“那肉……給孩子留著,我們吃白菜挺好,下火。”

      那頓飯,父親一口沒吃,只是一碗接一碗地喝著白開水。

      晚上,二姑沒有安排我們住客房,說是客房堆了雜物。她指了指客廳的沙發。

      “今晚就擠一擠吧。”

      她抱來一床有些受潮的薄被子,然后——這是最讓我刺痛的一幕——她拿出一塊巨大的透明塑料布,嚴嚴實實地鋪在了那套米色的布藝沙發上。

      “沙發套是剛換的,怕弄臟了不好洗。”她解釋得很隨意。

      我和父親就像兩件帶菌的貨物,被放置在那層塑料布上。只要稍微翻個身,塑料布就會發出“嘩啦嘩啦”的刺耳響聲。

      深夜,尿意憋醒了我。

      那個年代的老樓隔音不好。主臥的門虛掩著,二姑刻意壓低卻依然尖酸的聲音,像針一樣扎進我的耳朵。

      “你是要死啊?帶他們來干什么?一股豬圈味兒!你看看那地板,報紙都印透了,全是泥印子!那紅薯上全是土,把我家廚房都弄臟了!”

      姑父含糊地勸:“行了,畢竟是你大哥……”

      “什么大哥?窮親戚就是狗皮膏藥,沾上就甩不掉!這一來又是吃又是住,還要看病,是不是還得管我們要錢?明天一早趕緊把他們打發走,看著就埋汰,惡心死了!那碗筷明天都得煮,不行就扔了!”

      那一刻,我躺在冰冷的塑料布上,死死咬著被角。

      眼淚流進嘴里,又苦又澀。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父親就把我叫醒了。

      他什么也沒說,只是默默地收拾好東西,把疊得整整齊齊的被子放好,甚至用手把塑料布抹平。

      我們沒有告別,輕輕關上了那扇門。

      走的時候,那袋紅薯留在了廚房角落,那只雞被拴在陽臺。父親只帶走了我們自己的泥鞋。

      下樓時,父親突然停住,蹲下來給我系鞋帶。晨光熹微中,我看到這個像山一樣的漢子,眼圈通紅。

      “冬子,爭口氣。”他說,“以后,咱再也不登這個門。”

      那之后,父親像是瘋了一樣干活。他包了魚塘,種了大棚,在這個黃土背朝天的村子里,硬是供出了我這個大學生。

      我考上醫科大的那天,父親在村頭擺了三天流水席,喝得酩酊大醉,哭著喊我的名字。

      而二姑一家,徹底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只在父親患癌去世的那年冬天,托人捎來了兩百塊錢,說是“忙,走不開”,連個花圈都沒送。

      我跪在父親靈前,把那兩百塊錢塞進火盆里燒了。火光映著我的臉,我沒哭。從那一刻起,我知道,我這輩子的親緣,斷了。

      我拼了命地往上爬。

      碩博連讀,去美國進修,回國進入省內最好的三甲醫院心外科。我每天只睡四個小時,在手術臺上站到靜脈曲張,在浩如煙海的文獻里熬紅了眼。

      三十五歲,我成了科室最年輕的副主任醫師,手里握著全省最稀缺的醫療資源——床位和手術排期。

      我也在這個城市扎了根,買了市中心的大平層,開著那個年代父親想都不敢想的好車。

      我把家里裝修得一塵不染,地板是大理石的,光可鑒人。我沒有潔癖,但我雇了最好的保潔,因為我享受那種絕對掌控的潔凈。

      我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再和林秀芳有交集。

      直到那個周末的午后。

      門開了。

      林秀芳站在門口,比記憶中矮了一大截。

      歲月并沒有優待她。她背駝了,頭發花白,亂蓬蓬地在腦后挽了個髻。身上那件暗紅色的外套早已洗得發白,袖口還有幾塊暗沉的油漬。

      她看著我,渾濁的眼睛里閃過一絲不敢相認的恍惚,緊接著,那張滿是皺紋的臉迅速堆起我不曾見過的、近乎諂媚的笑。

      “冬子……哎呀,真是冬子!長這么高了,姑都認不出來了。”

      她想要邁步進來,腳抬到半空,目光觸及到玄關處光亮的大理石地面,又像觸電一樣縮了回去。

      她下意識地在門口的地墊上蹭了蹭腳底,哪怕那是干的。

      “姑,進來吧。”我淡淡地說,轉身從鞋柜里拿出一雙嶄新的、還沒拆封的棉拖鞋,扔在地上。

      這一次,沒有報紙,沒有塑料拖鞋。

      這雙拖鞋是真皮的,商場里賣好幾百一雙。

      林秀芳看著那雙鞋,手足無措:“這……這么好的鞋,姑這腳臟……”

      “沒事,鞋就是給人穿的。”我轉身走進客廳,沒有回頭。

      她在門口磨蹭了很久,才換上鞋,小心翼翼地走進來。她走得很慢,似乎生怕踩疼了地板。

      坐在那張意大利進口的真皮沙發上時,她只敢坐個邊沿,屁股懸空著,背挺得僵直。

      我給她倒了一杯水,放在她面前的大理石茶幾上。

      “姑,這么多年沒見,怎么想起來找我了?”我坐在單人沙發上,翹起二郎腿,語氣平靜得像是在問診一個陌生病人。

      林秀芳的手抖了一下,差點碰翻水杯。她干笑了兩聲,眼神閃爍,不敢看我的眼睛。

      “咳……這不聽說你有出息了嘛,全省有名的大專家。你爸走得早,姑也沒能去送送……心里一直掛念著你。”

      她說著違心的話,臉上的肌肉都在抽搐。

      我沒接話,只是靜靜地看著她。

      這種沉默讓她更加慌亂,額頭上滲出了細密的汗珠。終于,她撐不住了,眼圈一紅,聲音帶了哭腔。

      “冬子,姑也是沒辦法了……你姑父,心臟不行了。縣醫院說瓣膜全壞了,得換,不敢做,讓轉院。我們來省城半個月了,這大醫院的號……根本掛不上啊。”

      她抹了一把眼淚,那雙干枯的手在膝蓋上反復搓揉著那條舊褲子。

      “黃牛號炒到五千一張,我們買了,可醫生說沒床位,讓回家等。這一等……你姑父怕是就沒命了。聽說……你是心外科的主任……”

      她抬起頭,眼神里滿是乞求和恐懼,像一條被打斷了脊梁的老狗。

      “冬子,你看能不能……給安排個床位?哪怕是個加床也行,只要能做上手術……”

      我看著她,腦海里那個尖酸刻薄的城里女人,和眼前這個卑微的老太婆重疊在一起。

      我不恨她,真的。恨需要消耗感情,而她不配。

      但我忘不了那層塑料布,忘不了那一地報紙,更忘不了父親蹲在地上給我系鞋帶時發紅的眼眶。

      我站起身,走到展示柜前。

      那里放著一個我很珍視的物件——那是一個掉了瓷的白色搪瓷杯,杯沿上有一圈黑色的銹跡。

      那是父親生前最愛用的杯子。

      當年從二姑家離開后,父親一路把這個杯子帶回了家。他說,這杯子在你姑家被嫌棄,咱帶回來,自己用。

      我把那個破舊的搪瓷杯拿下來,走到飲水機前,接了一杯滾燙的熱水。

      然后,我端著這個與豪華客廳格格不入的破杯子,走回茶幾旁,輕輕放在林秀芳面前那杯精致的玻璃水杯旁邊。

      “姑,您還記得這個杯子嗎?”

      林秀芳愣住了。她盯著那個杯子,渾濁的瞳孔猛地收縮。記憶的大門被這個物件強行撞開。

      那是當年父親帶去她家的杯子。她當時嫌棄父親有病,父親為了不讓她惡心,特意用自己帶的杯子喝水。可即便那樣,她還是在背后罵那杯子“看著就臟”。

      她的臉瞬間漲成了豬肝色,嘴唇哆嗦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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