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1947年的歸國船票，承載跨越70多年的家國情懷

極目新聞記者 陳勇

通訊員 張可

1947年，方瑞清從印度尼西亞回國，當時所乘坐的交通工具船票。

在應城市檔案館的特藏庫房中，一張泛黃起皺的船票靜靜躺在展柜里。

它長21.2厘米、寬12.3厘米，采用民國時期僑運票據常見的中英文對照印刷，字體雖受歲月侵蝕，略顯模糊，但核心信息卻清晰可辨：持票人陶瑞清，年齡7歲；航程標注為“荷屬東印度（1800-1949年荷蘭統治的東南亞殖民地，其范圍即今印度尼西亞群島）巴達維亞——中國香港”；承運方為荷蘭渣華輪船公司（JAVA-CHINA-JAPAN LUN N.V.），所乘船只為“芝沙丹尼號”（Tjisadane）；開航日期1947年4月17日。

船票右下角鈐印的圓形藍色英文章正是渣華輪船公司巴達維亞分公司的驗票印記，仿佛仍留存著當年巽他海峽的海風氣息。這張檔案編號為“D19470417”的館藏文物，不僅是二戰后東南亞僑胞歸國潮的實物見證，而且承載著一位教育工作者跨越七十余年的家國情懷。

烽火歸程：亂世僑童的家國守望

船票上“陶瑞清”這個稚嫩的名字，背后是一段二戰時期東南亞僑胞的苦難與堅守。1940年10月，陶瑞清出生于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西爪哇地區。彼時的巴達維亞作為荷屬東印度首府，是東南亞重要的轉口貿易樞紐，華人社群已在此形成了以商貿、手工業為核心的聚居區。

陶瑞清的父親陶亞三，便是當地華人商貿圈的代表人物，在巴達維亞老城區的華人商業街經營著3家連鎖布料店，主營從中國潮汕運來的綢緞、東南亞細棉布及荷蘭印花布，供應西爪哇周邊數十個城鎮，家境優渥且信譽卓著。陶瑞清的童年，最初便浸潤在商鋪的算盤聲與家庭的暖意中——這一切安寧，都被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的炮火徹底擊碎。

1940年，方瑞清在印度尼西亞出生，圖片為當時方瑞清的出生證。

1942年3月8日，荷蘭抵抗部隊宣布向日軍投降，巴達維亞淪陷。日本占領印度尼西亞期間，大肆掠奪石油、橡膠和糧食資源，強迫西爪哇等地農民將大米收成的40%至70%按低價出售給日軍當局，大量發行貨幣，造成嚴重通貨膨脹，并強征大量勞工和戰俘參與修建緬泰鐵路，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1944年6月，陶瑞清的父母在日本侵略軍對當地反抗者實施大規模屠殺中遇害，年僅4歲的他淪為孤兒，由父親布料店的老伙計、表叔方良釗收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歷時三年零五個月的荷屬東印度日軍占領時期宣告結束。然而，荷屬東印度并未迎來和平，荷蘭殖民者急于重建殖民統治，印尼民族獨立軍隨即發起武裝抗爭，華人社群因“既非殖民者又非原住民”陷入雙重困境。

恰在此時，來自祖國的消息如曙光穿透了戰亂迷霧：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七大”政治報告中，就明確提出“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華僑”的重要主張，為戰后僑胞安置奠定了政策基調；抗戰捷報更是迅速傳遍南洋華人社群，讓深陷絕境的僑胞看到了生存希望。“返回祖國”成為表叔方良釗為陶瑞清尋找安穩未來的唯一選擇。

1947年5月2日，方良釗帶著陶瑞清登上了“芝沙丹尼號”。據陶瑞清回憶，當時南洋至中國的航線因戰爭受損嚴重，船只設備陳舊，淡水需定量供應。近10天的航程中，他們先后遭遇兩次臺風，船身劇烈顛簸，不少人暈船嘔吐卻無藥可醫。每當風浪稍歇，甲板上總會擠滿眺望北方的人，陶瑞清至今記得，表叔每天都會指著海平面告訴他：“那就是祖國的方向。”

1947年，方瑞清從印度尼西亞回國，當時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船票。

1947年5月12日，當汕頭港的鹿嶼燈塔出現在視野中時，全船人都沸騰了，年幼的陶瑞清緊緊攥著表叔的手，淚水混著海風淌在臉上，那句帶著哭腔的“到家了”，成了他一生難忘的記憶。為方便生活，也為銘記這份養育之恩，陶瑞清此后改隨表叔姓，取名方瑞清。

杏壇深耕：歸國赤子的教育初心

“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殆則國殆。”這句刻在方瑞清心中的箴言，成為他一生踐行的信念坐標。亂世中失去家園的痛苦，歸國后看到祖國積弱的現狀，讓他立下誓言：“要讓更多孩子讀書，讓祖國不再被欺負。”1962年，從華中師范學院畢業的方瑞清，懷揣“教育報國”的初心，被分配到應城，自此與這座中部小城結下不解之緣。先后在應城縣陳河八中、西十高中、應城一中等學校任教，將根深深扎進了基層教育的土壤里，在三尺講臺前教書育人整整三十八年。

方瑞清始終牢記黨的教育方針，把“全面育人”作為不變的追求。課堂上，他循循善誘、深入淺出，用知識點亮學生的求知之路；課后，他關愛每一位學子的成長，無論是學業困惑還是生活難題，都傾盡全力提供幫助。多年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從他的課堂走出，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而這正是他最引以為傲的成就。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廣州市第九十八中學以優厚的工作待遇和優渥的生活條件，誠摯邀請他前往任教。彼時，與經濟發達、資源豐富的沿海城市相比，中部地區的教育資源相對匱乏，基層教育更需要有人堅守。一邊是令人心動的機遇，一邊是深植于心的責任，但是方瑞清沒有絲毫猶豫，毅然選擇留在應城。他說：“教育的價值不在于環境優劣，而在于是否能為需要的地方帶去希望。”正是這份對應城教育的執著與熱愛，讓他甘愿放棄更好的發展機會，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耕耘，用一生的堅守，踐行著“為祖國教育事業奉獻終身”的誓言。

1947年，方瑞清從印度尼西亞回國，當時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船票。

1989年6月，49歲的方瑞清如愿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入黨志愿書中寫道：“祖國在我最危難時接納了我，我愿以一生教書育人回報祖國。”這句入黨誓詞讓他的教育事業有了更厚重的底色。此后，方瑞清連續五屆擔任應城市政協委員，在做好教育工作的同時，積極投身政協工作，為地方發展建言獻策。他深入基層調研，傾聽社情民意，圍繞經濟社會發展，認真撰寫建議提案。無論是教育資源均衡配置，還是民生保障改善，亦或是地方經濟轉型升級，都能看到他奔走忙碌的身影。

三十八載春秋流轉，方瑞清從意氣風發的青年教師，變成了滿頭華發的教育前輩。但不變的，是他心中那份對教育的熱愛、對祖國的赤誠。他用一生的堅守與奉獻，踐行了“少年強則國強”的初心誓言，也為我們樹立了一座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精神豐碑。

家風傳承：兩代園丁的精神接力

1997年，女兒方紅艷也追隨父親方瑞清的腳步，成為了一名人民教師。站在三尺講臺前，她不僅傳承著父親“學高為師、德高為范”的教育理念，更從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中，讀懂了父親畢生堅守的初心。

1941年，方瑞清在印度尼西亞拍攝的全家福照片，也是僅存的一張父母照片。

在方紅艷的家中，有幾樣格外珍貴的“傳家寶”：泛黃的1940年父親方瑞清的出生證明、邊角微卷的1941 年全家福照片，還有一張承載著歲月記憶的1947 年回國船票照片。這些跨越近百年的物件，不僅記錄著方瑞清的人生起點，更珍藏著一個家庭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深厚情緣。每當父親方瑞清摩挲著這些“傳家寶”，總會鄭重地對女兒說：“如今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你們要永遠記得，和祖國心連心，才不會迷失方向。”

“父親總說，回國的船上，他看著越來越近的祖國海岸線，心里滿是踏實。”方紅艷回憶道。正是這段歸國經歷，讓方瑞清深刻體會到“祖國”二字的分量——過往歲月里，他目睹過祖國發展的艱難，也見證了歸國后國富民強的新變化。這份特殊的人生閱歷，不僅讓“少年強則國強”的信念在他心中生根發芽，更化作了他日后扎根基層教育、培育祖國棟梁的不竭動力。而那些老物件，也成了方瑞清教育子女的“活教材”，讓“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家風，在代代相傳中愈發鮮明。

從1947年“芝沙丹尼號”上攥著表叔衣角的歸僑孩童，到如今杏壇上接力育人的兩代園丁；從一張承載戰亂與希望的船票，到一份跨越七十余年的教育堅守，方瑞清一家的故事，正是二戰后千萬歸國僑胞“根在中華、情系祖國”的生動縮影。這張靜靜陳列在檔案館的船票，早已超越了文物的意義：它是烽火歲月里的歸心見證，是和平年代的家風傳承，更是一座連接過去與未來的精神橋梁。而它所承載的家國情懷，終將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中，綻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指引著更多人把個人理想融入祖國發展的壯闊洪流中。

（來源：極目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