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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影溯源:日本軍國主義是怎么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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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劉朝暉

      從甲午戰爭的炮火撕裂東亞格局,到二戰期間的侵略鐵蹄踐踏亞洲,日本軍國主義如同一場惡性瘟疫,給世界帶來了深重災難。這場災難的爆發絕非偶然,它是封建專制遺產、島國地理困境、西方殖民邏輯等多重因素交織發酵的產物。即便在二戰戰敗后,軍國主義的余毒仍未徹底肅清,時不時以歷史修正主義、軍事擴張等形式死灰復燃。追溯日本軍國主義的滋生與蔓延之路,剖析其深層動因,探尋根除這一“病毒”的“疫苗”,對守護地區和平與人類安寧具有重要意義。



      2025年9月18日,人們在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參觀。

      幕藩體制下的軍國溫床

      提及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說法始終被右翼勢力奉為圭臬,成為其宣揚皇權至上、煽動民族主義的工具。但“天皇”這一名號,其實源自中國唐高宗李治。公元674年,李治改元上元,自稱“天皇”,皇后武則天稱“天后”。彼時的日本對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禮儀全盤效仿,“天皇”名號也隨之傳入日本,取代了此前的“大王”稱謂,成為日本君主的正式稱號。

      所謂“萬世一系”,本質上是日本為強化皇權合法性構建的政治神話。即便天皇家族確實延續了較長歷史,其掌握實權的時期也極為短暫。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天皇多數時候只是名義上的國家象征,真正的軍政大權始終掌控在武家集團手中。

      江戶時代的幕藩體制,將這種“虛君”狀態推向了極致。幕府將軍依靠直屬武士集團控制全國,各地大名則依靠自己的家臣武士統治領地。“當時的天皇,就如同一件精致的擺設,象征著日本的文化正統,卻與國家治理毫無關聯。”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說。

      這種以武力為基礎的統治模式,使得尚武精神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為后續軍國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幕藩體制下的武家統治,本質上是一種軍事專制,它將武力崇拜、等級秩序、忠君思想融為一體,這些元素后來都被軍國主義所繼承和強化。”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胡德坤指出。

      1853年的“黑船事件”,不僅打破了日本兩百多年的閉關鎖國狀態,更徹底動搖了德川幕府的統治根基,也讓日本認識到“弱肉強食”的國際法則,催生了其通過對外擴張躋身強國的野心。而一批幕末學者開始反思日本的處境,提出了“海外雄飛論”,主張通過對外擴張來擺脫危機、增強國力。

      這些擴張主張將武士道的忠君思想與國家擴張野心相結合,對傳統武士道進行了改造,形成了軍國主義的思想雛形。原本對主君的個人忠誠,被轉化為對天皇和國家的“絕對忠誠”;原本用于維護封建秩序的武勇精神,被扭曲為對外侵略的暴力崇拜。這種畸變后的武士道精神,成為動員民眾、煽動侵略的思想工具,為后續明治維新后的軍國主義思想傳播奠定了基礎。

      “幕末學者的擴張主張,本質上是將武士道從一種封建道德,改造為服務于國家擴張的意識形態,它為日本軍國主義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內核。”日本歷史研究者阿部海表示。

      明治政府成立后,為了強化中央集權,將軍隊建設放在首位,提出“富國強兵”是國家發展的核心目標,逐步確立了天皇對軍隊的絕對掌控,構建起軍國主義體制的雛形。明治憲法看似確立了君主立憲制,實則是為軍國主義披上了合法外衣,軍部憑借對天皇的直接效忠權,逐漸成為左右國家命運的核心力量。隨著軍事力量的增強,明治政府開始推行“開拓皇國”的擴張戰略,推動日本走上了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


      靖國神社舉行神道教儀式。

      戰爭賭勝與軍國全面失控

      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崛起的關鍵節點,兩場“賭勝式”戰爭讓軍人集團的政治話語權急劇提升,徹底改變了日本的權力格局。軍部借此機會擴大影響力,要求政府將更多資源投入軍事建設,進一步推動對外擴張。

      戰爭帶來的巨額賠款與殖民地資源,也為日本軍事工業的發展注入了動力。甲午戰爭的賠款被大量投入軍事建設,日本相繼建立起完善的陸軍、海軍軍工體系,艦艇噸位、武器裝備水平迅速躋身世界前列。同時,日本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彌補了國內資源匱乏的短板,形成了“以戰養戰”的擴張模式。

      隨著軍人勢力的膨脹,軍部開始通過各種手段干預政治,逐步架空內閣,實現對國家政權的掌控。1900年,日本確立“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規定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且直接對天皇負責,內閣無法干預軍部事務。這一制度讓軍部成為獨立于內閣之外的權力機構,內閣若與軍部意見不合,軍部可通過辭職等方式迫使內閣倒臺。從1921年至1936年,日本更換了19屆內閣,平均任期不足一年,多數內閣因與軍部沖突而倒臺,軍部逐漸成為左右國家政局的核心力量。

      1936年的二二六兵變,徹底清除了軍部內部的反法西斯力量,統制派掌控軍部,日本正式進入法西斯軍國主義時期。此后,軍部通過頒布《國家總動員法》等法令,將全國納入戰時體制,政治、經濟、文化全方面為戰爭服務。政府淪為軍部的傀儡,首相由軍部推薦,政策必須服從軍事擴張需求。同時,法西斯勢力在國內推行思想專制,鎮壓反戰聲音,宣揚軍國主義思想與天皇崇拜,通過教科書、媒體、教育等渠道,向國民灌輸對外侵略的理念,將整個日本改造為一臺高效的戰爭機器。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它保留了大量封建專制遺產,這些遺產與近代軍事體制、殖民思想結合,形成了獨一無二的軍國主義制度。”胡德坤教授指出,封建遺產的殘留,讓日本無法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反而走向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極端。

      此外,西方列強對日本的縱容與扶持,也加劇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膨脹。英美等國為了在東亞牽制競爭對手,對日本的擴張采取默許態度,甚至提供支持,讓日本更加堅信“軍事擴張是可行之路”。同時,西方的軍事技術、制度體系被日本借鑒,為其軍國主義提供了近代化的支撐,形成了“封建內核+西方外殼”的軍國主義模式。“日本的‘脫亞入歐’,本質上是對西方殖民邏輯的全盤接受與本土化改造,它放棄了東亞傳統的和平秩序,選擇了與列強為伍、掠奪鄰國的道路,這是日本軍國主義走向極端的重要外部因素。”阿部海表示。

      在法西斯軍國主義的主導下,日本發動了規模空前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日本還偷襲美國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試圖奪取東南亞的資源控制權,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但隨著戰敗無條件投降,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徹底走向覆滅,“大日本帝國”的擴張夢想徹底破碎。

      遏制“病毒”須打“多維疫苗”

      二戰后,日本軍國主義未能被徹底肅清,核心原因在于戰后清算的不徹底,而美國的對日政策轉變是關鍵推手。雖然美國主導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懲處了一批日本戰犯,但隨著冷戰格局逐漸形成,美國為了將日本打造成東亞的反共橋頭堡,迅速調整對日政策,從“非軍事化、民主化改革”轉向“扶持日本重建”,對日本的戰犯清算進行了刻意弱化與操控,讓大量戰犯逃脫了應有的懲罰。

      除了與731部隊戰犯達成秘密交易、豁免石井四郎等人的戰爭責任外,美國還默許日本保留了部分軍國主義骨干勢力。天皇裕仁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最高象征,未被追究任何戰爭責任,這使得日本社會缺乏對軍國主義的根本性反思,軍國主義的制度根基與思想余毒并未被徹底鏟除。美國為了讓日本承擔反共軍事責任,又推動日本建立“自衛隊”,逐步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為軍國主義軍事力量的復蘇提供了空間。

      在教育與文化領域,右翼勢力通過修改教科書、操控媒體輿論,歪曲歷史真相。日本文部科學省多次審定通過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刪除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細菌戰等關鍵歷史史實,將“侵略戰爭”歪曲為“自衛戰爭”“解放亞洲的戰爭”,向年輕一代灌輸錯誤的歷史認知。這種對歷史的系統性歪曲,正在消解日本社會的和平共識,讓軍國主義思想有了死灰復燃的空間。此外,日本右翼勢力還通過輿論造勢,壓制國內的和平反戰聲音。部分敢于正視歷史、批判軍國主義的學者、媒體人,常常遭到右翼勢力的攻擊與抹黑,被貼上“賣國賊”“自虐史觀”的標簽。這種思想壓制,讓日本社會難以形成對軍國主義的深刻反思,和平力量逐漸被邊緣化,而軍國主義的余毒則在暗中蔓延。

      伴隨著歷史修正主義的抬頭,日本近年來的軍事擴張動向愈發明顯,不斷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軍國主義回潮的風險持續加劇。日本防衛費連續多年大幅增長,2026年的方位預算為9.04萬億日元,創下歷史新高,軍費規模躋身世界前列,徹底背離了“專守防衛”的政策定位。2022年,日本政府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最大戰略挑戰”,提出“反擊能力”,實質上是為軍事擴張尋找借口。

      要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需要一套“多維疫苗”體系。


      2026年1月15日,美國弗吉尼亞州阿靈頓邁爾-亨德森聯合基地,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日本防衛相小泉進次郎與美軍陸軍第3步兵團官兵共同參加體能訓練。

      戰后國際秩序的國際法文件是遏制軍國主義的根本遵循,如同疫苗的核心抗原,需強化其法律效力與執行力度。《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構成了約束日本的完整法理鏈條,這是國際社會對抗軍國主義復活的法律基石。

      強化這套“基礎疫苗”,需做到三點:一是國際社會共同捍衛戰后國際法準則,堅決反對日本右翼否認侵略歷史、挑戰戰后秩序的行徑,明確任何試圖突破法理約束的行為都是對人類和平的挑釁;二是加固《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的和平防線,抵制日本通過“解釋性修憲”解禁集體自衛權、擴充軍備的企圖,將“放棄戰爭”的原則轉化為剛性制度約束;三是激活《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的威懾力,針對日本持續擴軍的危險動向,通過區域組織協作形成針對性約束,讓軍國主義擴張無處遁形。

      針對日本軍國主義“病毒”的“多維疫苗”體系,需兼顧短期遏制與長期根除,既通過法理、產業手段快速切斷病毒傳播路徑,又通過思想凈化、國際共治逐步鏟除病毒滋生土壤。這一過程離不開國際社會的堅定立場,更需要日本國內和平力量的持續抗爭,唯有久久為功、協同發力,才能徹底讓軍國主義“病毒”無法成活,守護亞太地區及世界的持久和平。

      原標題:《魔影溯源:日本軍國主義是怎么來的?》

      欄目編輯:王仲昀 文字編輯:王仲昀

      來源:作者:新民周刊 劉朝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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