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剛吃完席，王毅就在北京接待另一位貴客，美國時代已結束

英國首相斯塔默剛在北京網紅餐館吃飯后，中國外長王毅就在北京接待了另外一位貴客，外國政要搶著訪華，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北約秘書長為何要說美國時代結束了呢？

一、筷子與甲馬：一場精心設計的外交暖場

北京一家知名網紅餐館的公共區域，英國首相斯塔默略顯生疏地握著筷子，品嘗他訪華之旅的第一頓晚餐。這個被鏡頭捕捉到的生活化場景，絕非偶然。幾年前，美國前財長耶倫訪華時，首餐也選在這里。這間餐館，似乎已成為西方高級別政要開啟中國行的某種“默契驛站”。

仔細品味，這頓飯的每個細節都充滿外交語言。使用筷子，是對東道主文化最基本的尊重與融入嘗試；接受店家贈送的、寓意祝福的“甲馬”版畫，并特意用中文道謝，則是一種情感上的友好互動。更重要的是，斯塔默沒有選擇私密包間，而是在公共區域坦然用餐，允許媒體進行有限度的拍攝。這種“開放式”安排，目的明確：以輕松、親切的氛圍，為后續嚴肅、高壓的正式會談進行“暖場”與“定調”。它向兩國公眾傳遞出一個信號——此行始于友好與開放。

然而，與傳統外交慣例的細微差異，更值得玩味。外國領導人抵京，通常由我國外長接機，但迎接斯塔默的，是中方財長。這一安排直接呼應了斯塔默此行最核心的訴求：他身后龐大的商業代表團暴露了英國的急迫——重振經濟，深化對華經貿合作。中方以財長接機，是一次精準的“對口回應”，將溝通直接切入務實的經濟議題。這看似尋常的接機人選變化，實則是雙方在會談前就已展開的一次無聲對話與默契交鋒。

與此同時，另一場重要性絲毫不遜色的會談，已在同一時間的不同場館拉開帷幕。

二、雙線并行：北京同日上演的東西方外交“二重奏”

就在斯塔默團隊為經濟談判做準備時，中國外長王毅在北京會見了另一位遠道而來的客人——阿塞拜疆外長巴伊拉莫夫。一日之內，北京上演了兩場主題各異、卻同樣關鍵的外交“二重奏”。

與英方的會談，焦點在于解決具體的、現實的經貿合作與市場準入問題，是處理與老牌西方大國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而與阿塞拜疆的對話，則指向更高遠的戰略層面。中方在會談中明確從“戰略高度”定位雙邊關系，重申支持阿方維護主權與切身利益，并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主線，規劃全方位合作。阿塞拜疆的回應同樣堅實有力：除了毫不含糊地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外，更在經貿、交通互聯互通、科技教育等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具體合作意愿，并主動提出加入中方倡議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組”。

這兩場同步進行的外交活動，形成了絕佳的對照與互補。一邊是穩住與傳統西方力量的關系，在商言商，尋求利益交匯點；另一邊則是深化與新興關鍵伙伴的戰略協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在歐亞大陸腹地——尤其是高加索這一戰略十字路口——的推進夯實地基。阿塞拜疆作為連接東歐與中亞的樞紐，其戰略取向至關重要。2025年，中阿關系剛剛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王毅這次會晤，正是為這份新的戰略藍圖填充血肉，推動其從紙面文件轉化為實地項目。

這“雙線操作”的能力，清晰展現了中國外交日益嫻熟的全局統籌力。它不再是被動應對單一熱點，而是主動在多個關鍵棋盤上同步布局、落子。東西兼顧，虛實結合，既處理迫在眉睫的實務，也經營關乎長遠的戰略支點。

三、“美國負重時代結束”：來自北約內部的崩塌性宣言

當北京的外交官們忙于雙邊對話時，大西洋彼岸傳來了一聲足以震動整個西方聯盟體系的驚雷。北約秘書長呂特公開宣稱：“美國為歐洲安全保障負重前行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緊接著強調，歐洲和加拿大必須對自己的安全“承擔更大責任”，并認為這是“公正”的。

這番話，絕非尋常的聯盟內部責任分攤討論，而是一份具有歷史宣告性質的聲明。它至少釋放出三層顛覆性信號：

首先，這是對“特朗普主義”的正式制度性屈服。無論是前任還是可能再度上任的特朗普，其核心外交理念始終是“美國優先”，要求盟友為自身安全“全額買單”。呂特作為北約這一跨大西洋安全支柱的最高行政長官，公然宣告“美國負重時代結束”，等于以北約組織的官方姿態，全盤接納了特朗普的邏輯。這標志著維系了七十余年的、以美國無償或低價提供安全保護為基石的跨大西洋契約，發生了根本性動搖。

其次，暴露了歐洲戰略自主的蒼白與被動。呂特的表態，看似在鼓勵歐洲“獨立”，實則是在美國壓力下的無奈妥協。歐洲各國將不得不大幅增加軍費，但這筆巨額投入并非源于自主的戰略雄心，而是為了填補美國可能撤出的力量空白。這種被動的“武裝”，反而可能讓歐洲更深地陷入安全焦慮，并在國防工業上形成對美的新依賴。

最后，這將引發不可預測的全球連鎖反應。歐洲被迫加大軍事投入后，其外交政策可能呈現兩種矛盾趨向：一方面，為尋求戰略平衡和經濟發展新空間，部分歐洲國家可能與中、俄等國的務實合作關系出現一定緩和或突破；另一方面，為向美國證明其“價值”并彰顯作為“一極”的獨立性，又可能在科技、供應鏈、人權等領域對華采取更激進的措施，以充當“大國競爭”的急先鋒。

呂特的宣言，如同一把鑰匙，擰動了全球地緣政治的齒輪。它正式確認了一個趨勢：美國獨家主導的單極安全體系正在碎裂，世界被迫進入一個更加混亂、也更加多元的“后美國負重時代”。

四、格局重塑：在多極世界的喧囂中尋找新支柱

斯塔默的筷子，王毅的雙線會談，呂特的驚世之言——這三件同日發生的要聞，看似無關，實則共同勾勒出當今世界格局重塑的清晰脈絡。

我們正目睹一場歷史性的交替：一邊是傳統西方聯盟內部主導權的強制再平衡與離心傾向；另一邊是非西方力量，特別是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等多邊倡議，穩步構建基于互利共贏的新型合作網絡。北京同時與倫敦和巴庫深入對話，正是這種“東升西降”、多元并起格局的微觀體現。

對于歐洲和加拿大而言，“美國時代結束”意味著必須痛苦地尋找新的安全與外交支柱。這個過程必然伴隨掙扎、反復甚至戰略迷失。對于中國，這既意味著機遇——西方并非鐵板一塊，務實合作空間始終存在；也意味著更復雜的挑戰——一個更加武裝化、且可能為證明自己而更富攻擊性的歐洲，將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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