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交一起經歷的八十年代 | 周京華

2014年9月6日正式啟用的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葉辰亮 攝

今天的上海已然成為一座“愛樂之城”。無論是演出場地之“高大上”（新的層出不窮、老的煥然一新）、樂團與樂迷的水準，抑或演出曲目之豐富，都在國內首屈一指。年輕的朋友們也許覺得理所應當，不一定會意識到，現有的一切，其實是一場持續了四十年的巨變。而我有幸和上海交響樂團一起，走過了一段值得一再回首的日子。

小分隊承載著大樂團的夢想

上世紀80年代初，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大潮中，交響樂變得很尷尬，沒人搭理。為了賺錢，數年后成為上海交響樂團副團長的魏企翔，從樂隊里拉出一支小分隊去南方跑碼頭，足跡遍布廣東和福建的角角落落，給團里交了不少錢。他們演奏輕音樂，給到處走穴的歌星伴奏。那時的歌星大多在翻唱港臺歌曲。小分隊每每跟新到的歌星合作，都要根據樂隊編制，給歌星的“套譜”重新配器。十數次巡演，隊員帶回了錄音機、墨鏡、香水和鄧麗君的錄音磁帶。兩位一路配器的演奏員，漸漸喜歡上了純粹的輕音樂，離開了，交響樂團沒能留住他們。

有件讓我出糗的事。那年李谷一來上海演出，我拿著“購票通知”去萬體館排隊買票。沒想到“通知”被人搶走，我含淚花錢從搶奪者手里把它買回來。前些日子，我腦筋搭牢，一定要記起這事的具體日期，可怎么也查不到。有一天，我突然在“孔網”上看到一張標價很高、紙張蠟黃的中央樂團老節目單。節目單上除了不同的演出地點以外，曲目有一大堆，都是流行舞曲、通俗歌曲和輕音樂。那是一個套裝，像餐廳里的菜單，“以當天演出曲目為準”。李谷一的名字排在第四還是第五欄，演唱的歌曲中有《鄉戀》等等。在上海的演出日期是1980年5月——哈哈，原來當年的中央樂團跟我們團一樣，也拆分出一個小樂隊在“跑碼頭”。

那兩年，上海交響樂團每月只能演出一場至多兩場交響音樂會。負責業務的演出組，總是用更多的精力去尋找能賺錢的商演。為了賺錢，樂隊或拆開或合并，去參加各種活動，甚至唱堂會。那時，樂隊里最寶貝的樂器，是一架電子管的電子琴。它有寫字臺那么大，笨重，四五個人抬不動。當年從歐洲買它，純粹是為了模仿管風琴的聲音。它在庫房里閑置了三十年，吹過小號的多面手吳國良把它找出來，弄響。我們抬著它到處演出——別說，它的聲音更靠近交響樂隊。它怕潮、怕冷、怕振動，我們就高抬輕放，小心伺候。觀眾看慣了雅馬哈，回頭一看我們的電子琴，平添了一分莊重。1980年春節，演出組接了一單大活，邀請黃葆慧（女高音）和饒余鑒（男高音）一起在靜安體育館演出。張振山指揮，長號演奏員周文華彈電子琴。沒想到老爺琴不爭氣，印度電影《流浪者之歌》主題曲演奏到一半，它竟然壞了。吳國良拿著電吹風上去吹它，用手拍它。它就是不響，出足了洋相。好在樂隊是好樂隊，黑管和小號，硬是接過電子琴的旋律，吹出了流浪的聲音。主辦方猶豫了半天，沒扣我們的演出費。

上街賣票和進校普及

那時，每個文藝院團的演出，都必須拿出一部分“保留票”，存放在劇場票房，歸文化局“票務中心”掌控。但上交不用，因為我們的票子沒人要。劇場不愿意分賬，我們只能租場。那兩年，團里的行政人員幾乎全都上街賣過票。大家各顯神通，在城市的角角落落設點賣票——學校、商場，甚至“煙紙店”。我就去過制造局路靠近第九人民醫院的一家南貨店。我寫的海報，那些不怎么規范的美術字，出現在上海好多大學和街道。樂團資料室的楊民望和水綺華，在交響音樂界，算得上德高望重了，他們也上街了。楊民望先生跟南京路旁邊的音樂書店熟，他們在書店里擺攤，書架上擺放著楊民望的《世界名曲欣賞》。楊先生兩撇蓋在嘴唇上的八字胡，藏不住笑容，有人說他像魯迅。悲催的是，就這么吆喝，還出現了聽眾比演員少的音樂會。

從1980年暑假開始，在黃貽鈞（上圖）的帶領下，上海交響樂團除了在正式的劇場里安排普及音樂會，還跑了好多大中學校（下圖）。1981年2月25日，在上海師范大學，黃貽鈞親自向同學們一首首地介紹作品。也就在那一天，新華社說，在一年不到的時間里，上海交響樂團跑了27所大中學校。1982年8月28日《文匯報》記錄，樂團連續舉辦了26場《世界名曲音樂會》，場場座無虛席，創造了交響樂專場演出的最高紀錄。

如今，當我們驕傲票子售罄，驕傲音樂會上掌聲雷鳴，真應該感謝黃貽鈞、曹鵬、張振山他們。當年好多聽普及音樂會的青年，現在可能正是“有錢有閑”而又熱愛交響樂的一族。而他們的子女也可能被他們帶進了音樂廳。

“上海香蕉樂園”

大概2018年前后，樂團財務根據相關要求對閑置賬戶進行清理。他們發覺一個“交響小賣部”賬號隱匿了二十多年。問了一圈，沒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們來找我，我不假思索地告訴他們：應該是當年舞廳賣水賣飲料的經營性賬戶。財務主管非常吃驚：我們團有過舞廳？！

對。1984年至1994年，上交團有過舞廳。在樂團經濟最困難的時候，舞廳賺錢補貼樂團。

起先，隔三差五的舞會都是別人租場辦的。租一次場子，三百或五百。租著租著，樂團似乎有了一筆固定收入。人事組負責人張健看到了“商機”，1984年年底，她帶著我們辦起了“交響舞廳”。沒有營業執照，沒有行政許可，甚至沒有消防審批——那時候有點亂，摸著石頭過河。

交響舞廳打“樂隊伴奏”牌。那時，上海大多數舞廳都沒有樂隊，都是播放錄音磁帶伴舞。我們得天獨厚，用真人樂隊。有時候，還會有一兩位在舊社會吹過老上海舞廳的演奏員來客串，帶著爵士風的小號和薩克斯，讓舞客癲狂。“交響舞廳”開張后，很快就譽滿申城了。那天，有朋友找我，跟出租車司機說：“去上海交響樂團。”司機一臉蒙。我朋友改口“交響舞廳”。司機歪頭笑笑，一腳油門，把我朋友送到了樂團。

還有一個真實的趣事：樂團大門口的牌子是繁體字，是資料室楊民望老師從魯迅手稿里一個個挑出來的“魯體”——“上海交響樂團”。有人不認識，特別是那個“團”字，讀成“園”。那時候的上海交響樂團，真沒什么名氣，沒幾個人知道。有天我在門口值班檢票，親耳聽到一位漂亮女孩把上海交響樂團讀成“上海香蕉（響交）樂園”。我樂得不行，真想把牌子換成“上海香蕉樂園”。

舞廳沒有專門的票務銷售，卻總是一票難求。除了門房兼顧賣票，幾個“黃牛”包掉了大多數場次。他們與門口的小販一起，調節著票子、口香糖和香煙的行情。有一段“海派清口”，說到過交響舞廳門口的“打樁模子”。

交響舞廳賺的錢，讓樂團演奏員的工資增加了不少。財務把這筆錢叫做“舞廳工資”。每月發“舞廳工資”時，二樓財務室門口排著長隊。從財務室門口到旋轉樓梯，一片歡天喜地。我一直有個想法：上海交響樂團的業務水平和社會影響力，之所以會在1985年以后呈指數級提升，除了陳燮陽1984年年底到任以外，還與八十年代初黃貽鈞全力推動普及工作，以及此后的數年里，交響舞廳給演奏員增加了一塊實實在在的收入有關系。

我搜過樂團檔案，有一件事困擾著我，在樂團困難時期對樂團經濟有過重大貢獻的“交響舞廳”，歷時十年，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交響小賣部”的賬號注銷后，“交響舞廳”在樂團的歷史上，就徹底沒了痕跡。

標志性的1985年

上海交響樂團在這一年創造了幾個“全國第一”，動作卻非常低調，低調得別說“熱搜”，就是自己的演奏員也木知木覺，事后很久才知道。

1985年3月9—10日的音樂會節目單上，第一次出現了上海交響樂團logo（團徽）。除了《新民晚報》上有一條120多字的報道外，團徽的征集、設計和制作過程，沒人知道。后來的總經理錢世錦告訴我，是陳燮陽（上圖）說外國的交響樂團都有logo，他就去找了小提琴演奏員陳大為的父親陳澂“幫忙”。陳澂畫了一個，陳燮陽感覺很好，就決定用了。滑稽的是，為了做節目單，原稿送進印刷廠竟忘了拿回來。是我把節目單上的logo復印放大，再用墨筆勾描出來作為“原版”保存的。很久以后，一個巨大的、用泡沫塑料制成的團徽貼在了排練廳墻上，這時，演奏員們才知道，自己的樂團有logo了。三十年后，樂團啟用了新的logo，老同志們適應了好久才接受。

陳燮陽又說，外國的交響樂團一般都有基金會。于是，在宣傳部和文化局的牽頭下，幾家文化局所屬的有錢單位（上海市演出公司、上海市文化錄音錄像中心、上海市文化局舞美藝術中心），跟我們團一起，在1985年7月20日成立了“上海發展交響樂事業基金會”。那是全國文藝院團第一家，連個章程也沒有，甚至不知道歸誰管。陳燮陽當了理事長，我們慢慢摸索著。

大家商量，應該有個圖章。我去刻字社。刻字社說，刻當中有五角星的圖章，要有公安局的證明。我去徐匯公安分局。公安局說，要公安局開證明，先要去主管部門開證明。我有點傻，倒著走了一圈才明白。我坐下來寫“請示”，突然感到茫然：是“上海市發展交響樂事業基金會”，還是“上海發展交響樂事業基金會”。當中有沒有那個“市”字。我轉身找陳燮陽，陳燮陽不在。找錢世錦，錢世錦不在。找辦公室主任陳明道，陳明道也不在。我沒辦法，就舉著草稿反反復復地讀那兩個不同的全稱。讀著讀著，感覺加了“市”的更有節奏感。我打字成文，去局里。一個星期后，我從“長江刻字社”取回了圖章。一路走一路看。突然對那個“市”字忐忑不安。果然，回到團里，陳明道左看右看，三五分鐘不說話，弄得我心里發毛。突然他說：“有這個‘市’嗎？”圖章被我鎖在抽屜里。沒多少人知道上海交響樂團有這么一個基金會。直到第二年的6月25日，重新召開了一次成立大會，基金會才被真正“激活”。2013年，它更名為“上海交響樂團文化發展基金會”。

陳燮陽在排練

還有就是全國第一個文藝院團會員組織——上海交響樂愛好者協會。

陳燮陽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封聽眾來信，寫信人叫鄭安平，他呼吁普及和發展交響樂。陳燮陽想到了國外樂團通常都有“會員組織”，就讓錢世錦找這個鄭安平，找曾經給樂團寫過信的樂迷。結果，一群熱情而又好動的樂迷坐在一起，立即就籌劃成立會員組織。記得在籌劃過程中，我去了后來的副會長吳申家，在那里，我第一次喝了用咖啡壺煮出來的咖啡。

1985年9月22日，“上海交響樂愛好者協會”成立。第一批會員87人，還沒有樂隊在臺上的演奏員多。陳燮陽自己擔任會長。一個星期后，直至年底，樂團舉辦了貝多芬全套交響曲的系列音樂會，燃爆了音樂圈。10月11日上午預售第二至第五套音樂會票子，排隊的人流繞著上海音樂廳頭尾相接。當年留下的照片成了經典，上面有數位愛好者協會會員。《人民日報》和上海所有的媒體，都對這個系列音樂會做了報道。

輝煌的1986年

1986年江澤民來排練廳指揮

1986年1月，樂團領導讓我組織一個內部的“迎春聯歡晚會”。我當時是團支部書記，跟支委們一起策劃，腦洞開得再大，不外乎唱歌、猜謎、對對、套圈和摸獎。時間定在1月31日。可是，臨開始前幾天，這項工作被錢世錦全盤接了過去。我只知道會有驚喜，卻不知道驚喜會破了我的想象力。當天，除了自己人、家屬和愛好者協會的一眾骨干外，在晚會開始前，吳邦國、黃菊、曾慶紅、劉振元等市領導和宣傳部、文化局領導陸續走進排練廳。剛開始，聯歡會有點“冷”，先由樂隊給來賓和家屬演奏兩個曲子。一本正經的，像個音樂會。但掌聲中，陳燮陽突然邀請劉振元副市長上臺指揮樂隊。市領導們一看，立即跟著起哄。

劉振元副市長一再推托，但還是被擁著上了指揮臺。后來我才知道，這是陳燮陽和錢世錦他們策劃好的。劉副市長有點緊張，把《卡門》弄得像“慢三拍”。但是他聽出來后，就加快了手上的速度。樂隊也跟著跑。市領導們笑得前仰后合。歡樂之余，我倒第一次體會了我們樂隊的水平——它一點不亂，完全跟著指揮走。

“迎春聯歡晚會”似乎給樂團帶來了好運。文化部調上交赴京演出（上圖，北京音樂廳）。從6月12日到23日，樂團在北京演出了七場。京滬兩地的媒體，進行了大量報道。市委書記芮杏文發來了賀電。

北京音樂廳演出后，江澤民同志上臺祝賀

6月23日星期一，上海傳來消息，樂團返回上海時，市領導要去火車站接團。文化局要求我們參與這項工作的籌措。由于通訊不暢，團領導商量后，決定派人坐飛機先回去。那時買飛機票需要單位介紹信，而介紹信和公章都在我這里，我隨身背著。我出生在北京，不滿周歲就離開了，這次到北京巡演，是我第一次回到出生地。我預判最后一場演出前不會再有事，就跟著同事出去玩了，結果就犯錯誤了——從辦公室主任陳明道到團長陳燮陽，所有領導都在找我。

其實，我已經很認真了。除了排練和演出，我總是呆在賓館房間里。每天晚上，我都要確定沒“公”可辦才會入睡。沒想到，第一次“偷”整個白天外出，就出了問題。雖然錢世錦找中央樂團代開了介紹信，沒有耽誤買飛機票，但那天領導們的責備，成了我職業經歷中最不堪的記憶。

6月25日上午火車一到上海站，全團都驚呆了。站臺上，我們看到了好多領導。謝麗娟副市長向陳燮陽獻了花（上圖）。全團站在站臺上，吳邦國和謝麗娟講了話。往常有重大活動，我都會緊緊跟在團領導身后。那天上午，我“余錯尚在”，一個人遠遠地站著。但我還是感覺到了巨大的榮譽。

那天，已組建近一年的“上海市發展交響樂事業基金會”正式宣布成立。所以，在樂團“大事記”上，基金會成立日期有兩個：1985年7月20日和1986年6月25日。

12月30日，“上海交響樂團實行音樂總監負責制，陳燮陽被任命為音樂總監”列為《人民音樂》當年十大新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