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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靜
每到春節前后,許多中國人的生活都會被“份子錢”重新編排一次節奏。
有人掏出請帖,有人悄悄翻出抽屜里的“小賬本”,回顧過去一年的人情往來:誰結婚了、誰喬遷了、誰孩子滿月了,自己隨了多少,還有哪些禮尚未回。今年春節,又該準備多少紅包,又能回來多少?
在這個被稱為“禮尚往來”的傳統體系中,份子錢看似是一種祝福的形式,實則是人情社會中的“通貨”。它像一種流動的社交貨幣,在親情、友情、職場、鄉土之間穿梭,編織出中國人獨有的關系網絡,也悄然將個體的歸屬、面子與財力掛鉤。
“份子錢不僅是一種經濟交換,更是一種維系社會關系的情感表達。”筆者認為,人在不斷交付的過程中確認自己在關系網絡中的位置,而一旦不隨,或者未能及時回禮,就有可能被這套系統“剔除”。
圖數室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社交場合中,拋開地域差異,大多數人隨禮的金額集中在500到1000元之間。但仍有超過六成(67.63%)的受訪者表示對份子錢感到壓力,另有5%的人認為這種壓力“非常大”。
這種焦慮,在處于工作初期、未婚或遠離家鄉的年輕人群體中尤為明顯。
北京大學公益講座發起人郭梓林指出:在市場經濟主導下,伴隨人口流動與社交邊界擴大,中國社會從“熟人社會”逐步過渡到“陌生人社會”,人際關系的維系邏輯也隨之改變。對于同事、泛交朋友等“弱關系”而言,份子錢的情感屬性正在退化,越來越被“性價比”與交易屬性所取代。
我們找到了四位來自不同城市、處于不同生活階段的普通人,聽他們講述各自的“隨禮故事”:
有人把人情賬本一筆筆記下,謹慎維系著一套熟人的關系秩序;有人選擇退出,不隨禮也不收禮,試圖逃離人情的隱形綁定;有人身在傳統禮數的旋渦中,為了家人和面子不斷妥協;也有人在一次次熱情參與后意識到,份子錢也可能是一次關系的“告別式”。
份子錢,從來都不是一筆簡單的支出。它更像一面鏡子,照出我們在關系中,究竟想保留什么,又想放下什么。
01:張俊:紅包賬本的守門人
(31歲,河北邯鄲,國企職員)
張俊不是個健談的人,說話慢,語氣平,但一提起“份子錢”,他下意識地從抽屜里拿出一個本子。
“我記了幾年了,誰隨過我,我隨了誰,哪年哪事兒、多少數,全在上面。你不記,到時候回錯了,容易得罪人。”
他在邯鄲一家國企上班,進單位早,認識的人多,年頭久了,不請自來的請帖也多了起來。“我不是非得去誰的婚禮,但你看著請帖發過來,微信也打招呼了,不搭理顯得生分,多少得隨點兒。”
2025年他大概隨了14次,多的是同事/同學,偶爾也有親戚。“最少的300,多的一次800,差不多也有個幾千塊錢。”他說得平靜,沒有怨氣,也沒有“吐槽感”,更像是在敘述一件他已經習慣的事。
他記得,有個中學玩的不錯的同學,但是現在平時聯系不多,婚禮請帖突然發過來,他猶豫了兩天,還是隨了300塊錢。“不去也不好,就在當地,老同學圈子就那么大,他婚禮上要是都在場,就我沒隨,感覺不太好。”
他停了一下,補了一句:“我不是說真在意那些場面,但有時候這個面子,是替爸媽在維系。”
張俊的父母也在邯鄲生活,熟人多、街坊多。“他們年紀大了,嘴上不說,心里在意得很。別人問‘你家孩子來沒來’,或者‘隨沒隨’,你說咱不管這個,他們能不上火?”
有幾年他沒太注意這些事,有一回回禮少了200塊,過了很久對方才補過來,“也沒啥,就是尷尬。后來我就開始記賬,圖個安心。”
他說:“反正不是天天都有,但一年也得十來回。你不記賬,不小心回少了,對方心里有數,你自己就沒底了。”
他低頭翻著賬本,有幾頁已經磨邊。他沒說什么大道理,只是平靜地總結了一句:“不是非得怎么算計,就是得知道,在這個圈子里,一些關系順手還是得維護一下。”
02:林寧:不隨禮也不收禮的“不婚主義者”
(29歲,廣州,出版社編輯)
林寧說自己是“人情體系里的局外人”。不是因為清高,也不是刻意獨行,而是她在很早以前,就主動退出了這套“你來我往”的禮金規則。
“我不結婚,也不打算辦什么酒席。那我為什么還要一場場去隨禮?”她抿了口茶,語氣輕緩,“人情這個事,如果注定回不來,那我寧愿不開始。”
她在廣州一家出版社做編輯,生活規律、社交圈不大。近兩年,身邊很多人陸續進入“孩子滿月、幼兒園畢業、喬遷新房”的階段,而她的微信里,最開始時不時出現朋友發來的“好消息”。
“有一次,一個關系還行的朋友孩子辦生日宴,給我發通知的時候順手說了一句‘禮隨意,不來沒關系’。林寧看著消息沉默了一會兒,“我覺得挺窒息的,那種‘話是那么說,但你最好還是照做’的感覺。”
她最終還是發了。“200塊,算是體面。”但從那之后,她默默開始再生活中向大家傳遞自己不婚主義,不收禮不隨禮的態度。
“我不是摳門,”她說,“我很愿意為別人花錢,哪怕請吃飯、幫忙買禮物都可以。但‘份子錢’這個事,特別容易讓人心里不舒服。”
但她也承認,做這樣的選擇,有時候確實會被邊緣化。“有幾次單位聚餐,大家聊到某某的婚禮,說‘你那天隨了多少’,我就插不上話。久而久之,不了解的人會覺得你不合群。”
林寧對此并不抗拒,“每個人在關系網里,總得放棄點什么。我放棄的是那些‘靠金錢保溫’的關系。”
“如果我們不靠份子錢來判斷關系的深淺,那很多社交上的壓力,其實都能松一口。”說這話時,她并不高談理想,只是像說一件做了很久的決定。她把杯子轉了轉,又笑了一下:“我不隨禮,也沒有人隨我,挺公平的。”
03:熊先生:關系賬,全落在我身上了
(33歲,重慶,酒店服務員)
熊先生今年33歲,在成都一家酒店做服務員,平時輪班制,節假日尤為忙。能請幾天假回重慶老家過年,對他來說并不容易。但真正讓他覺得疲憊的,并不是舟車勞頓,而是回家后接踵而至的各種“人情安排”。
“我爸媽年紀大了,腿腳也不利索了。以前這些走動的事兒他們還能撐著跑,現在都落到我頭上了。”熊先生說,“剛到家的第一天,還沒歇一口氣,親戚就來拜年,送了兩瓶酒。我爸就讓我第二天回禮,得‘回得體面點’。”
他說得很平靜,沒有責怪誰的意思,但語氣里有明顯的疲倦。
“你看,拜年、吃席、送禮、回禮,一環套一環。誰結婚了、誰搬家了、誰娃滿月,都是請帖、紅包、人情飯。我這工資也不高,一年攢點錢,春節這幾天基本就得花出去大半。”
熊先生說,自己不是不愿意花錢,而是覺得“心里沒底”。
“有些人家我平時不太來往,但請帖發來了,不隨又顯得生分;去了吧,一頓飯下來幾百塊,再一來一回,基本上不是你請人,是你在交份子。”他停了一下,“我這不是斤斤計較,我是真的吃不消。”
他父母嘴上從不多說,但他知道,他們心里其實還挺在意的。“誰來拜年了,誰收沒收到紅包,誰家孩子長得多好,這些在私下都是話題。”而作為家里唯一在外工作的子女,他感覺自己成了“門面擔當”。
“別人覺得你在外頭打工,應該寬裕,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做服務行業,一年攢不了幾個錢,過個年反倒是最花的時候。”
他不是沒有過退意,但每當真要不去了,心里又咯噔一下。“你不去酒席,人家可能不會說你,但以后有事,人家可能也就不喊你了,你以后有事需要幫忙別人也不來了。
說到這兒,他看了一眼手機,“你說我不懂這點情理嗎?我懂啊。但現在這份賬,全在我身上了,我也真是力不從心。”
04:盧娜:友情的價格
(27歲,杭州,品牌運營)
盧娜是春天去三亞的。她最好的朋友結婚,在海棠灣訂了一個靠海的婚禮場地,布置溫馨,流程緊湊。她作為伴娘,全程跟著忙前忙后,幾乎沒歇過。
“正好趕上我們公司在籌備一場活動,我請了三天年假,機票酒店自己訂的。紅包包了3000塊,也不算特別多,就想著是好朋友嘛,該盡的心意。”
她沒覺得委屈,也不覺得辛苦,只是回到杭州之后,她突然意識到:她們的關系,似乎沒那么常聯系了。
“她婚禮那幾天對我特別好,忙里忙外都想著我。我們以前關系也一直挺近。但后來她回北京工作,我這邊也換了崗位,漸漸就各忙各的。”
她記得婚禮前一晚,她幫著掛布幔、搬喜糖,一直忙到半夜。新娘進房間看見她,還特意說了一句:“你真靠譜,我最放心你。”她聽著挺感動的,也笑著說“應該的”。
“可那之后,也許是我太敏感了吧,就突然感覺,好像她沒再主動找過我了。”
不是生氣,也不是失落。盧娜只是隱約有點明白了: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會自動轉化為更親密的關系。
“她不是不好,只是她生活節奏變了,我也變了。再聯系,話就少了,不像以前那么自然。”
她說自己不是一個把關系算得很清楚的人。但那次之后,她確實多了一點猶豫:“如果以后還有人請我做伴娘,我可能會先想一想,關系夠不夠近,自己扛不扛得住。”
“3000塊我不心疼,年假也不心疼。”她頓了一下,“就是覺得——你以為是一場鞏固,結果是一次轉向。”
她想了想,又笑了笑:“這也不是誰的錯,可能這就是長大的一部分。”
05:“人情往來”的盡頭,是如何看待我們與世界的連接
有人把紅包看作關系的契約,有人覺得它像一筆沉沒成本;有人記得賬,有人退出局;有人盼著回禮,有人干脆不再開始。
這些看似瑣碎的選擇,其實都在回答一個隱秘的問題:我們希望用什么方式,被這個世界記住。
份子錢本身沒有好壞,它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一種社會黏合劑。但在它的流轉過程中,我們時常感到焦慮、算計,甚至受傷,那些關于“關系是否值得繼續”的疑問,也往往藏在一張張紅包背后,難以啟齒。
有時,我們給的并不是錢,而是一種期待;收的也不是禮,而是一份確認:我們仍被這個人、這群人、這個圈子需要著、牽掛著。
只是時代變化了,“人情”的運行邏輯也在悄然改變。
不是每一段關系都能回禮,不是每一次隨禮都能換來溫情。我們或許該慢慢接受這樣一種現實: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隨了多少錢,而是你是否愿意在這段關系中留下情感的回應。
再往后數年,我們或許還會照舊包著紅包,走進婚禮、滿月、喬遷的場合。但愿那時,我們已經找到了一種與禮金和解、與關系和解、也與自己和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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