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親美、反美或走向分裂？美國軍事干預后的拉美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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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1967年拉美國家簽署《特拉特洛爾科條約》、建立世界首個無核武器區以來，該地區形成了以自主和平解決爭端、排除外部武力干預為核心的安全認同。通過建立南美洲國家聯盟、強化拉共體功能等機制建設，“和平區”理念已成為區域共識。

然而，2026年初的導彈襲擊將這份集體努力擊得粉碎。美國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行動不僅僅是一次針對馬杜羅政權的“外科手術打擊”，更是一枚投向西半球心臟的重磅炸彈，炸碎了拉丁美洲作為“和平區”的百年愿景，將這片大陸拖入了地緣政治博弈的最前線。

當美國軍事干預的鐵拳落下時，拉美各國彌漫著一種深刻的幻滅感。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公開質問：“今天是對委內瑞拉，明天會輪到誰？”巴西外交部聲明中罕見地使用“歷史性倒退”一詞；就連傳統上與美國關系緊密的哥倫比亞，也有學者在《時代報》撰文警告：“門羅主義的幽靈已脫下外交禮服，換上全副武裝。”現實斷裂的刺痛感如此鮮明，拉美國家苦心構建的安全自主架構，在單邊軍事行動面前脆弱如紙。

更深層的沖擊在于安全范式的根本轉變。過去幾十年，盡管有政治動蕩、經濟危機甚至內部沖突，但拉美整體上維持著“國家間無大戰”的基本格局，安全議題更多指向非傳統領域：毒品走私、有組織犯罪、貧富分化。如今，傳統軍事安全威脅以最赤裸的方式回歸。各國軍方開始重新評估國防預算，外交部門緊急調整風險評估框架，智庫夜以繼日地推演著多米諾骨牌效應，若委內瑞拉陷入全面混亂，難民潮將涌向何方？邊境沖突風險如何管控？地區力量平衡會被怎樣重塑？

從墨西哥城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從利馬到巴西利亞，一種新的共識正在痛苦中孕育：那個“和平區”的黃金時代或許從未真正存在過，它只是大國博弈的間歇期幻覺。而當幻覺破滅，擺在這片大陸面前的，是一條前所未有的崎嶇之路，即要么在分裂與依附中沉淪，要么在危機中鍛造出真正堅實、包容、自主的地區安全新架構。委內瑞拉的硝煙尚未散盡，但它的第一聲爆炸，已經改寫了整個拉丁美洲的安全敘事。

2014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舉行的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峰會上，33個成員國一致通過宣言，正式宣布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為“和平區”（Zone of Peace）。圖源：AP

一、后干預時代拉美國家的戰略兩難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所引發效應并非同心擴散，而是正將整個拉丁美洲置于一道深刻而危險的地緣政治裂痕之上。這道裂痕，便是每個國家都難以回避的“依附”與“自主”的終極選擇題。

（一）公開譴責者：原則堅守及其代價

以墨西哥和巴西為代表的“公開譴責派”，其行動邏輯根植于拉美地區漫長的反干預歷史以及對主權原則的深切珍視。

墨西哥外交部援引《埃斯特拉達主義》及不干涉內政的傳統，聲明“武力不能成為解決美洲國家內部分歧的工具”，這與其一貫主張的“保護責任不能被濫用為政權更迭的借口”一脈相承。

巴西總統盧拉則援引其上一任期推動建立南美洲國家聯盟的經驗，強調該機制曾成功調解了哥倫比亞與厄瓜多爾等多起邊境危機，以此證明區域自主方案的有效性。

可以說，他們的立場，贏得了國內左翼、民族主義者和國際法中堅力量的掌聲，在全球南方樹立起捍衛《聯合國憲章》的道德標桿。

2026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際經濟論壇1月28日在巴拿馬城開幕。拉丁美洲領導人呼吁在日益加劇的政治兩極分化和美國最近干預委內瑞拉的情況下，加強區域團結。圖源：Newsroom Panama

然而，美國的回應很有可能迅速展開，并在多個層面上推進。

以墨西哥為例，美國國會可能依據《美墨加協定》中的“國家安全例外”條款，啟動對墨西哥汽車、農業等關鍵行業的審查，并威脅對特定商品恢復關稅。2021年，美國就曾以勞工權益問題為由，對墨西哥一家工廠提出申訴，展示了其利用貿易協定施壓的能力。至于巴西，美國可能推遲或重新評估其“主要非北約盟友”地位的審批流程，并利用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導權，對巴西的新貸款申請設置更嚴格的附加條件。

在資本市場，2024年初，當墨西哥政府批評美國的中美洲政策時，比索兌美元匯率在短期內下跌了約2%，這顯示出金融市場對兩國關系波動的敏感。

此外，美國還可能在外交上孤立這些國家。例如，美國可以單方面暫停與墨西哥在“梅里達倡議”（編者注：美國與墨西哥自2007年起建立的一項安全合作機制，重點在于打擊毒品走私和跨國有組織犯罪）下的部分情報共享，或放緩對巴西引渡重大罪犯請求的審批程序。在涉及中美洲移民潮的問題上，美國可采取技術性拖延，增加墨西哥處理移民事務的行政負擔。

墨西哥與巴西的決策者因此必須在短期經濟陣痛與長期主權信譽、國內民意支持與對美關系惡化之間進行極其痛苦的權衡。例如，墨西哥商界可能因擔憂出口損失而向政府施壓，而巴西的農業出口集團也可能擔心失去美國市場，這與其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形成直接沖突，導致執政聯盟內部出現裂痕。

2020 年生效的美墨加協定通過收緊原產地規則、提高汽車等產業的“北美成分”門檻，壓縮中國及第三國零部件進入北美供應鏈的空間。同時，勞工條款明顯“美國化”，以公平競爭之名抬升墨西哥的制度性成本，限制其低成本優勢。圖源：路透社

（二）沉默或支持者：現實考量與內外風險

另一部分國家，可能出于歷史親美關系、嚴重的經濟與安全依賴、對“左翼擴張”的意識形態恐懼，或單純對強權現實的敬畏，選擇了謹慎沉默、曖昧表態甚至有限支持。這種現實主義的選擇基于多重具體考量。

歷史盟友與安全附庸（如哥倫比亞）面臨結構性壓力，例如，哥倫比亞與美國在“哥倫比亞計劃”（美國自2000年起深度介入哥倫比亞安全事務的一項反毒與反叛亂計劃）框架下建立了長達數十年的安全依賴關系，且在禁毒等領域深度捆綁。經濟高度依附者的考量更為直接。例如，哥倫比亞的鮮花出口約80%依賴美國市場。危地馬拉等國則通過《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深度融入美國主導的產業鏈，其政府決策極易受美國貿易與援助政策的影響。

對部分中美洲及加勒比國家而言，美國的旅游收入、僑匯和能源援助是其國民經濟與民生的重要支柱，這使得它們在涉及美國的關鍵議題上難以表達異議。

此外，部分右翼或保守派政府基于對“左翼擴張”的意識形態恐懼，可能將美國的干預視為一種清除地區不穩定因素的“必要手段”。

在1月3日美軍發動突襲強行控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后的第二天，特朗普甚至公開拋出“哥倫比亞可能是下一個”、“可能對哥倫比亞采取軍事行動”、“佩特羅當不了太久總統”等刺激性言論。圖源：路透社

然而，這種基于現實利益的沉默，在國內與國際層面埋下了雙重隱患。

在國內，政府的“親美”或“軟弱”立場極易點燃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與反美情緒。反對黨、學生團體、工會和知識分子會指責政府“出賣國家尊嚴與拉美團結”，將外交政策批判為“奴性的現實主義”，從而引發大規模街頭抗議和政治動蕩。前總統或具有影響力的左翼領袖可能借此機會強勢回歸，直接挑戰現行政府的執政合法性，導致國內政治聯盟出現裂痕。

在國際層面，特別是在拉美地區內部，這些國家將面臨巨大的道義指責與外交孤立風險。它們可能被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譴責派”核心國家排斥在地區核心對話圈之外，在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等區域多邊機制中被明顯邊緣化。這將使它們長期倡導的“拉美共識”與戰略自主形象毀于一旦。

最終，這些國家陷入一個深刻的戰略悖論：為了保障來自北方的短期安全利益與經濟支持，卻犧牲了與南方鄰國的長期政治團結與道義信譽，可能陷入兩頭不討好的地緣孤島。

（三）集體機制癱瘓：地區一體化的危機

此次危機最嚴重的后果之一，是對拉丁美洲本就脆弱的集體行動能力的致命一擊。無論是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拉共體），還是南方共同市場（南共市），其內部團結的基石——“主權平等”與“和平解決爭端”，已被軍事干預徹底擊碎。

在拉共體內部，圍繞是否譴責美國、如何定義“侵略”、是否承認委內瑞拉臨時當局等問題，成員國之間產生深刻裂痕。雖然2026年1月4日拉共體召開了特別峰會并發表聲明反對外部干涉，但這更多是道義宣示，難以掩蓋其在采取實質統一行動上的無能。這種分裂與歷史上拉美一體化常受意識形態對立干擾的情況一脈相承。

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1月27日發表講話說：“他們必須交還馬杜羅，讓一名委內瑞拉法官而不是美國法庭審判他。”他還指出其中的深層原因：“拉丁美洲文明與盎格魯-撒克遜歐洲文明截然不同。” 圖源：路透社

南共市場作為核心經濟一體化組織，同樣難以幸免。成員國政治立場已嚴重對立：在2025年12月的峰會上，巴西總統盧拉堅決反對外部干預，警告這將引發“西半球人道主義災難”；而阿根廷總統米萊則高調支持美國的強硬政策。

這種根本性的政治分歧，必然導致共同市場委員會的正常運作陷入僵局。一個直接證據是，原定于2025年底簽署的、歷時二十多年談判達成的南共市-歐盟自由貿易協定，因歐盟內部農業利益集團的反對和政治分歧，簽署時間已被推遲至2026年1月。

這表明，即便沒有委內瑞拉危機，南共市推動重大經濟議程的能力也已十分脆弱；而當前的政治對立將使其經濟一體化的技術性議程（如統一關稅、協調法規）被無限期擱置，一體化進程從“求同存異”退化到“因異廢同”的癱瘓狀態。

1月17日，在巴拉圭亞松森，歐盟和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官員在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儀式上合影，結束了長達25年的談判。圖源：路透社

這種集體行動困境，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當外部強權以絕對力量介入時，拉美地區缺乏一個擁有足夠權威、資源和中立性的“安全管理者”。理論上，美洲國家組織（OAS）應承擔此角色，但其總部設于華盛頓且美國具有主導性影響的歷史，使其在多數拉美國家中公信力嚴重不足，被視為美國政策的延伸而非中立的仲裁者。事實上，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等國已先后退出該組織。與此同時，地區大國如巴西，雖有領導意愿，但其綜合國力和內部政治制約使其無法提供區域集體安全所需的公共產品。

其結果是，面對危機，各國被迫回歸“個體生存模式”。這為未來的外部干預創造了“分而治之”的機會。例如，在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秘魯三國交界的亞馬遜地區，犯罪網絡已利用國家間的協調不暢，建立了有效的跨境“平行治理”體系。若主權國家間的合作機制持續失靈，這一類非國家行為體填補權力真空的現象可能在更大地緣尺度上重演。

三、大國競爭陰影下的拉美新棋局

委內瑞拉的沖擊波已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新的地緣政治版圖：拉丁美洲已被徹底推至大國戰略競爭的最前沿。軍事干預可能迫使中美兩個大國在拉美展開一場關于規則、影響力和發展模式的深層博弈。其結果，是地區國家曾努力經營的戰略自主與“中間地帶”空間遭遇前所未有的擠壓與侵蝕。

（一）美國的“西半球優先”：從門羅主義到積極遏制

美國“西半球優先”戰略正從理念轉向實踐。美國對拉美政策的重心，已從冷戰后的“民主推廣”與“自由貿易”，轉向了更富對抗性的“大國競爭前沿管控”。其核心目標明確而直接：在所謂“近岸”區域，排除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實質性影響力，鞏固絕對主導地位。

依照這一邏輯，美國將不再以單純的經濟或意識形態視角看待中拉關系，而是為其賦予濃厚的地緣安全與零和博弈色彩。所有中國在拉美的存在與合作，都可能被重新定義為潛在的“安全隱患”與“滲透工具”。

為此，美國可能祭出一套組合拳：在政治與安全上，加大對與中國合作密切國家的壓力，或明或暗地要求其在5G網絡、關鍵基礎設施（如港口、電網）建設中排除中國企業；強化與地區盟友（如哥倫比亞、部分中美洲國家）的軍事與情報合作，將“應對外部影響力”納入聯合演習與對話議程。

在經濟與輿論上，美國可能加速推進“近岸外包”戰略，以優惠條件吸引制造業從亞洲回流至美洲，試圖在經濟上對沖中國；同時，通過官方報告、智庫研究和媒體敘事，系統性地將“一帶一路”倡議在拉美的項目描繪為“債務陷阱”、“環境威脅”或“腐敗催化劑”，動員地區內部對中國合作持懷疑態度的政治力量。

美國的戰略本質，是意圖重塑拉美的“選擇環境”，通過制造壓力與提供替代方案的雙重手段，迫使地區國家在中美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選擇，從而系統性壓縮中國在拉美的戰略空間，并將其影響力重新錨定在美國主導的框架之內。

（二）中國的南南合作：在原則與現實間的平衡考驗

面對美國攻勢與拉美變局，中國的南南合作模式正面臨自其推行以來最嚴峻的“壓力測試”。

長期以來，“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中國對拉美外交的基石，也是其區別于美國干預主義、贏得地區國家好感的道德優勢所在。然而，拉美面臨的危機將中國置于一個復雜的困境：如何在一個因外部干預而陷入劇烈動蕩、主權懸置的地區，繼續踐行“不干涉”原則，同時又能有效維護自身迅速增長的重大利益（包括數百億美元的投資、能源供應安全、以及數萬僑民的安全），并承擔一個崛起大國對地區穩定所應負的國際責任？

這一困境在實踐中催生出兩大具體挑戰。

其一，合作項目被迫高度“政治化”與“安全化”。無論中方主觀意愿如何，我們在委內瑞拉的石油投資與貸款，以及在哥倫比亞、秘魯等周邊國家的港口、鐵路等戰略性基礎設施項目，都將被置于大國競爭的放大鏡下審視。項目能否推進、如何推進，都將成為一種敏感的政治表態。

例如，與委內瑞拉臨時當局的任何接觸或項目重啟談判，都可能被馬杜羅派系及其支持者（如古巴、尼加拉瓜）視為事實上的“承認”；反之，若保持距離，則可能被反對派及其背后力量指責為“變相支持非法政權”。中國在拉美的經濟活動，將難以避免地被各方解讀為隱含的“選邊站隊”。

其二，中國面臨來自各方相互矛盾的戰略期待與輿論壓力。拉美地區內部對中國的期待已然分裂：以墨西哥、巴西為代表的“主權捍衛派”可能希望中國更積極地運用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和經濟影響力，在道義和行動上制衡美國的單邊主義，成為地區的“穩定錨”；而以哥倫比亞為代表的部分國家則可能期待中國保持中立或施加影響以促成符合其利益的解決方案，甚至可能私下要求中國明確支持某一方。

與此同時，美國或將設置“外交陷阱”：若中國表現出任何斡旋或更積極介入的姿態，美方可能指責其違背“不干涉”原則、擴大地緣影響力；若中國保持審慎，美方又可批評其在危機中“不作為”或“只顧自身經濟利益”，試圖削弱中國長期經營的道義形象與國際信譽。

近日，中方發布了《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文件強調，“作為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的一員，中國始終同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在內的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運。”圖源：新華社

四、三重無解治理難題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并未如某些決策者幻想的那樣帶來一個“干凈利落的新開端”，反而像推倒了一張本就搖搖欲墜的多米諾骨牌，引發了一連串無解且相互鎖死的治理難題，將整個地區推入了一個高度不確定、且可能長期動蕩的“迷霧期”。

首先，干預行動的核心后果，是徹底掏空了委內瑞拉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最基礎的共識——誰是合法代表？馬杜羅政府雖遭重創，但其作為民選政府的法理脈絡、在國內部分民眾及軍隊中的支持基礎、以及作為反干涉象征的道德資本并未消失。任何外部扶持的“臨時當局”或反對派政府，都將背負“傀儡”的原罪，在國內難以獲得廣泛承認，在國際上面臨分裂。聯合國席位之爭將成為一場漫長的外交消耗戰。

其次，委內瑞拉重建所需的資金，遠超其未來數十年可能的石油收入。誰該為此出資？美國及其盟友可能愿意為“民主過渡”支付有限的政治紅利，但絕無意愿也無能力承擔全面重建的巨額成本，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前車之鑒。國際金融機構的貸款附帶著嚴苛的政治經濟條件，可能引發新的主權爭議。而中國、俄羅斯等國的既有投資與債權如何在重建框架中被處置，將成為極其復雜的法律與政治博弈。“破壞者不愿埋單，利益攸關方無法單獨埋單”的困境，預示著未來很可能出現一個經濟殘破、治理低效的“瘸腿”國家。

最后，國家暴力的壟斷性被打破后，武裝力量的分化、地方勢力的武裝化、犯罪集團的膨脹以及外部力量（包括各類代理勢力）的滲透，將交織成一個極度復雜的安全泥潭。預防暴力蔓延、解除武裝、重建統一的治安力量，每一項都需要壓倒性的權威和資源投入，而目前看不到任何一方具備這種能力。委內瑞拉很可能不會走向傳統的全面內戰，而是陷入一種“慢性失血”式的碎片化暴力狀態，成為滋養跨國犯罪、極端主義和人道主義災難的溫床，其動蕩或將外溢至整個安第斯及加勒比地區。

然而，這些治理難題的疊加，將深刻重塑拉美地區的宏觀格局。最可能的路徑，不是回歸穩定，而是走向兩種危險的境地：

一是“陣營化”。即圍繞對干預的態度和對委未來政權的承認，拉美國家將形成涇渭分明的陣營。以墨西哥、巴西（若左翼執政）等為核心的“主權捍衛派”，與緊跟美國或保持沉默的“現實合作派”之間，將產生難以彌合的外交裂痕。美洲國家組織等現有機制可能徹底失效，而新的、更具排他性的小多邊聯盟可能出現。地區一體化進程將倒退數十年，經濟發展議程被安全與政治站隊所綁架。

二是更令人擔憂的“巴爾干化”風險。這不僅指委內瑞拉自身可能因長期動蕩而出現事實上的地方割據（特別是資源豐富的地區），更指整個南美洲北部可能形成一個由委內瑞拉危機蔓延所導致的“動蕩弧”。哥倫比亞邊境的武裝沖突可能重啟，圭亞那的領土爭議可能被激化，加勒比海盆地的毒品走私與人口販賣網絡將更加猖獗。地區國家將被迫將大量資源投入邊境管控與內部安全，“發展”讓位于“生存”。

結語

委內瑞拉事件后的拉美，已經翻過了一頁。舊有的、并不牢固的地區平衡已被打破，而新的秩序遠未誕生。于拉美國家而言，這是一場關于能否在巨人夾縫中重新找回自主靈魂的艱苦跋涉。

對于中國而言，能否超越單純的經濟伙伴角色，在復雜的地緣政治漩渦中，成為一個既堅守原則、又靈活務實，既能維護自身利益、又能為地區提供穩定預期的成熟大國？將成為一個重要考驗。迷霧之中，唯一清晰的是：輕易的勝利不復存在，每一個參與者都必須為持久的消耗與不確定的未來，做好萬全的準備。

本文作者｜林雨桐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研究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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