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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單打獨斗到多方協同,《全民閱讀促進條例》能否成為行業“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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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店會逆勢重光嗎?

      這是近期縈繞在出版業界的一個共同的疑問。在中信出版集團總經理段甲強的眼里,書店的春天,似乎已經腳步臨近了。

      最近,有不少地方政府和大型央企,都向中信出版集團拋來了橄欖枝,邀請他們洽談合作,利用其城市休閑空間,開辦大型書店。而中信出版集團的一家新書店,也即將開業,這似乎為久已潰退的書店業,帶來了一抹亮色。

      這個亮色,是《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下稱《條例》)帶來的,《條例》將于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這部以“全民閱讀”命名的行政法規,自國務院審議通過之日起,便在出版與閱讀領域反響強烈。它被寄予厚望——在紙質閱讀式微、注意力碎片化、出版業深度調整的時代背景下,成為一劑強心針,系統性地推動書香社會建設。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旨在由政府主導,系統性推動全民閱讀,明確各級政府在閱讀設施建設、資源供給等方面的職責;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開展各類閱讀活動以營造社會氛圍,最終目標是培養全民的閱讀習慣,提升社會文明程度。

      然而,政策紅利之下,不同市場主體的感受與預期卻存在著顯著差別。從大型出版集團到行業基金會,再到一線民營書店,他們如何看待這部《條例》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復雜現實下的挑戰

      “當時我是新聞上看到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我很激動?!敝行懦霭婕瘓F總經理段甲強回憶起得知《條例》通過時的場景。作為國內領先的出版集團負責人,他視此為推動行業變革的重大信號。然而,資本市場的反應給他潑了一盆“冷水”:“第二天整個出版行業的股票平靜如水?!边@也反映出了出版業面臨的復雜處境。冰凍并非一日之寒。

      段甲強將挑戰概括為幾個交織的因素:行業整體處于下行期,紙質圖書銷量持續滑坡;技術變革,尤其是人工智能對內容生產與傳播模式的沖擊日益顯著;銷售渠道快速迭代,從傳統電商到直播帶貨等內容電商,渠道話語權的轉移不斷擠壓出版方的利潤空間;價格體系混亂,低價傾銷與盜版侵權猖獗,嚴重侵蝕正版市場。他引用一位作者的觀察指出:“如今可能賣1本正版書,市場上就有40本盜版書?!?/p>

      與此同時,國民閱讀狀況亦不容樂觀。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的《第二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2024年,中國成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4.79本,人均電子書閱讀量為3.52本,日均紙質圖書閱讀時間僅24.41分鐘??旃澴嗌钆c碎片化內容,正不斷蠶食深度閱讀的土壤。

      韜奮基金會副理事長黃書元同樣感受到行業的陣陣寒意。他坦言,近兩年出版業市場有所收縮,讀者需求愈加多元;內容生產端“內卷”嚴重,支持原創的動力有所欠缺,人才也在流失;實體書店承受著租金與客流雙重壓力。

      1月8日,在中國出版協會、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聯合主辦的“出版發行高質量發展論壇”上。中宣部印刷發行局副局長蔡書貴談到,當前出版業仍處在深度調整期、動能轉換期和生態重構期,有效供給和精準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仍然較為突出。2025年全國實體書店減少的數量約為1000家,雖然很多書店也在嘗試多業態的融合,但是多業態反哺圖書主業的作用還不夠突出。

      蔡書貴還指出,從供給側的需求來看,面對讀者習慣和消費方式的變化,圖書的總供給結構性過剩,優質圖書的供給還不夠多,而數字化、多樣態的轉化也不夠多,消費者數字化閱讀需求在持續增加,而傳統閱讀的需求在下降。

      蔡書貴指出,落實《條例》,要支持和引領實體書店創新發展。實體書店是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載體,要建立部門協調聯動機制,推動各地采取政策措施支持書店發展,培育一批高品質、有內涵的特色書店。建設小而美的閱讀空間,推動各地培育城市文化會客廳,分批指導有條件有意愿的書店升級為傳承城市歷史文脈、展現地方人文氣質的文化交流空間。

      黃書元也認為,《條例》對出版業提供了間接但根本性的支持:“如果沒有優質的出版物,閱讀就是無米之炊。如果沒有比較健康的出版生態,閱讀推廣也無從談起?!彼J為,出版與閱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條例》雖以閱讀為名,實則通過規范和引導閱讀需求、疏通傳播渠道、優化市場環境,為出版業“把路打通了”,如同疏通了產業的“毛細血管”。

      而在行業另一端,出版從業者仍在盼望政策對自己實質性的幫助。長沙鏡中書店主理人海蒂直言,最初看到《條例》時,最想弄清楚的是“跟自己切身的關系到底在哪兒”。在她看來,《條例》目前還是一個宏觀框架,她認為“《條例》施行之后,肯定還是要有具體的措施的,并且得是自上而下的”。

      海蒂還將目光投向更宏觀的市場環境,認為大型互聯網平臺也應當承擔起責任,“線上渠道的低折扣競爭正在扼殺實體書店”。想要構建一個健康的圖書出版銷售“大生態”,涉及平臺、出版社、經銷商等多方利益平衡。

      優質內容與渠道創新

      盡管感受各異,但出版產業鏈已開始積極解讀并布局,試圖抓住《條例》帶來的潛在機遇。其核心共識在于:內容質量是根本,渠道創新是關鍵。

      《條例》中“聚焦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優秀出版物”的要求,與出版機構的發展戰略高度契合。段甲強認為,這將推動出版業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中信出版集團迅速制定了“貫徹落實《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十條舉措”,并將其細化為具體行動。

      段甲強舉例說明了中信出版在內容上的堅守:從《誰動了我的奶酪》到基辛格的《論中國》,再到剖析科技競爭的《科技共和國》等?!拔覉孕盼覀兂霭嫒说那閼押褪姑驮谟冢灰呛脮呐率嵌唐诓粧赍X我也要干,說不定就可以影響一批人乃至一代人。”最有代表性的,是集團旗下小眾學術刊物《比較》,雖很難盈利,但其刊載的前沿思想和學術文章影響深遠。段甲強表示《比較》仍會繼續辦下去。

      此外,《條例》明確提出“支持實體書店發展”,這讓段甲強倍感振奮。近些年,顯然是書店業最艱難的時光,中信出版集團旗下的中信書店整體也在收縮,一些書店的利潤覆蓋不了房租和人員成本,傳統的書店業態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而《條例》的實施,為中信書店探索的“書店合作2.0”模式,提供了想象空間:地方政府或企業提供優質空間等硬件設施,中信書店負責內容運營與管理,以“輕資產、重運營”方式合作。

      段甲強的目標是在“十五五”期間將中信書店的開店數量翻三番。未來的中信書店,被重新定義為“城市文化空間”和“綜合知識服務能力的線下輸出端口”:除了圖書和輕餐飲,更重要的是持續不斷地舉辦作者見面會、讀書分享會、課程培訓等文化活動,鏈接高端作者與忠實讀者,服務地方政府的文化建設與企業、機構的團體學習需求。

      《條例》也鼓勵“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融合發展”。段甲強介紹,中信出版正在升級自有平臺“中信書院”app,旨在打造“高端化、思想化、智能化”的知識服務平臺,并探索開發“圖書智能體”以實現交互式閱讀。此外,通過將作app者資源轉化為培訓師資,為企業機構提供定制化服務,中信正從圖書出版商向“綜合知識服務商”轉型。

      黃書元同樣認為,《條例》對出版業最核心的支持在于對內容生產的引導和要求?!八岢鰜淼囊S富出版品種、優化結構,其實就是要加大優質出版內容的供給?!彼硎荆稐l例》還細化了針對少兒、老年人等不同群體的閱讀需求,這為出版社的精細化選題提供了方向。

      黃書元從公共文化服務角度解讀了《條例》對于出版渠道的支持?!稐l例》鼓勵在機關、學校、交通樞紐等設置閱讀設施,“以后在各種不同場合,你要想讀書都可以找到優質圖書。這種擴大的供給渠道,將來都是由政府買單。”這將為出版業開辟穩定的政府采購市場。他同時認為,政府采購既可能提出特定需求(如地方文化讀物),也會基于市場暢銷書進行選擇,從而兼顧導向與讀者興趣。

      而對于《條例》提及的政府采購,海蒂提到,曾有政府聯合書店作為圖書館借閱點的嘗試,但不解決根本問題。核心在于采購折扣與數量:“采購時你要很使勁地談,才能談到6.5折或者7折采購,但如果不起量也沒多大利潤。”

      對于“社區閱讀空間”,其實許多民營書店已在實踐,但困難仍然不小,因為每家店獨特性太強。她曾接觸過政府提供的免費社區場地,但對于鏡中書店這類注重調性的書店而言,其讀者客群較為細分,與生活社區往往并不匹配。

      基于現實情況,海蒂提出了幾種她認為可能有效的支持方式:一是直接降低運營成本,給書店免租或是裝修補貼。二是采購智力服務而非僅僅圖書,政府可以為書店舉辦的讀書會等活動補貼費用,如嘉賓的來往路費等。

      出版業不再“單打獨斗”

      面對行業不同層面反饋的復雜訴求,《條例》的有效實施無疑考驗著各方的智慧與執行力。

      黃書元特別強調了《條例》在制度上的突破:明確了各級政府的主導責任,并要求文化、教育、財政等多部門協同推進?!霸瓉砘旧隙际俏覀兂霭鏄I單打獨斗,但這次提出來的各級政府、文化教育部門都要協同來做這個事情,力量就更強了?!?/p>

      黃書元認為,《條例》作為全國性法規,難以設定統一的硬性量化指標,更多是原則性要求。這給了地方執行一定的靈活空間,但也可能導致標準模糊、落實有差別。

      作為公益組織,韜奮基金會表示將積極響應《條例》。黃書元介紹,基金會每年投入約一億元用于捐贈圖書和舉辦閱讀活動,未來將加大力度,并通過其下設的全民閱讀工作委員會等機構,更有效地組織基層讀書會等社會力量。

      段甲強表示,為了更廣泛地推廣閱讀,中信出版推出了一項“全民閱讀推廣大使”計劃。該計劃不僅邀請梁鴻、達利歐等國內外知名作者擔任大使,還將從廣大忠實讀者中遴選代表。他希望通過這些大使的示范效應和各類線上線下活動,將閱讀推廣從“塔尖”的作者延伸至“塔基”的廣大讀者,形成更廣泛的社會聯動。

      隨著《條例》的施行,它將如何影響出版行業每一個參與者?它將如何疏通出版行業的“痼疾”,并培育更深厚的閱讀土壤?答案或許不在于條文本身,而在于隨后展開的、充滿細節的實踐。無論如何,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系統推進、尊重差異的精準施策以及全社會對閱讀價值更深切的認同與行動。

      (作者 李唐)


      李唐

      觀察家書評編輯,長期關注圖書行業、文學及泛文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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