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司興廢看中國大一統的西南實踐

日前，一場“‘千年土司’的相遇與對話——‘中國土司遺址’歷史文化展”在貴州省民族博物館展出。展覽聚焦西南地區土司歷史文化及遺址考古成果，以69件（套）文物及相關文獻，通過“齊政修教——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族群特色——官方規制的文化特征”、“西南腹地——土司遺址的突出價值”三個部分，系統呈現土司制度的興廢脈絡與文化內涵。

本次展覽不僅是對土司歷史的一次系統梳理，也是對古代中國“因俗而治、和而不同”治理智慧的深刻闡釋，彰顯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與包容性。展覽由貴州省民族博物館（貴州民族文化宮）攜手遵義市博物館、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遺址管理處（咸豐縣民族博物館）、恩施州博物館共同呈現。

從郡國并治到改土歸流：大一統理念下的邊疆治理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自古以來重視對民族地區的治理。《史記·周本紀》《史記·西南夷列傳》等文獻記載，我國西南地區歷史上分布著眾多“方國”族群。面對族群數量龐大、地域廣闊的西南邊疆地區，歷代中央王朝如何進行有效治理？

展覽第一部分通過古籍文獻、圖文圖表等展陳形式，系統梳理了秦漢以來中央王朝對西南地區的治理軌跡。透過展覽，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南地區完整經歷了我國古代邊疆治理演進的全過程，這一過程不僅體現了中央王朝對邊疆地區治理的逐步深化，也反映了國家統一與民族融合的歷史大勢。

秦漢時期，主要采取郡國并治的方式，既將西南地區納入大一統的政治框架，又維系了地方社會的穩定與文化延續。展覽特別摘錄《史記·平淮書》中“以其故俗治”與“毋賦稅”的記載，揭示了兩漢時期在設置郡縣、派遣官吏等承襲秦制的基礎上，針對西南地區民族眾多、發展不平衡等特點，因地制宜所采取的治理策略。

唐宋時期，中央王朝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治理更為深入。唐代創設羈縻州（蕃州）府，維系中央集權統治，加強中央與民族地區的聯系。展覽摘錄《新唐書·地理志》關于蕃州的記載：“唐興，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式。”可見，唐朝蕃州結構包含都護府、都督府、州、縣四級，“因俗而治”的邊疆政策逐步完備。

自元朝起，中央王朝在邊疆民族地區逐步將任用世襲土官與設置統治機構相結合，建立土司制度。元明時期廣置土司，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進行綏撫管理。土司一方面履行地方治理職責，另一方面世襲其土、世有其民。

▲元末“屯田萬戶府印”銅印。

隨著世易時移，很多地區的土司制度逐漸不適應時代的發展。明清時期，中央王朝加強對土司管轄地區的治理，在西南地區逐漸實施改土歸流。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明朝平定思州、思南兩宣慰使爭亂之后，廢二宣慰使，改設思州、思南、銅仁、鎮遠、石阡、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并在此基礎上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平定播州土司楊應龍叛亂后，廢除播州宣慰司，終結了楊氏土司對播州700多年的統治。

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清朝大規模實施改土歸流政策，由朝廷委派流官管理原土司管理的地方，土司制度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西南之地：土司治理下的族群共生與文化融通

土司制度是我國歷史上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制度之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利于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展覽第二部分重點展示了貴州、湖北、湖南三地土司文化特色，以及各地土司在維護國家大一統方面所作的貢獻。

歷史上，貴州、湖北、湖南三地土司數量眾多，治理時間長、范圍廣，轄區族群多。據統計，明代，貴州有大小土司214家，湖北鄂西地區有土司39家，湖南湘西地區有土司59家。這些土司既有當地少數民族首領，如貴州水西安氏土司、湖北鄂西容美田氏土司等；亦有因“平叛”“平亂”有功或移民進入西南地區的具有漢族淵源的土司，如貴州思州田氏土司、貴州養鵝司王氏土司、湖南永順彭氏土司等。展品元末“屯田萬戶府印”銅印、明代“忠孝安撫司印”銅印，都出土于湖北恩施州境內，是古代土司制度存續的文物見證。

值得一提的是，展覽以圖文并茂的形式生動講述了貴州水西土司奢香夫人的故事。水西土司靄翠病逝后，其妻奢香繼任執政，被稱為“奢香夫人”。朱元璋曾贊言，“奢香歸附，勝得十萬雄兵”。奢香夫人在任期間，不僅帶領各族百姓開辟了溝通川、滇、黔的“龍場九驛”，極大促進了西南地區的交通與經濟發展，更積極推動儒家文化的傳播，在增進國家認同、深化民族交融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

▲奢香夫人畫像。來源：奢香博物館

展覽中，一方出自湖北咸豐唐崖土司墓葬的“福祿”紋石刻拓片，以蝙蝠、鹿組合的經典中原吉祥圖案，生動印證了儒家文化對邊疆土司的深遠影響。這類紋飾并非簡單的藝術移植，而是明代在邊疆地區推行“文教化人”政策取得實效的微觀見證，反映出土司階層對中原文化的主動接納與認同。

▲明唐崖土司墓葬“福祿”紋石刻拓片。

在長期的歷史互動中，不同族群的土司家族逐漸形成了一種動態而開放的文化理念。具有漢族背景的土司家族，往往吸納轄區內少數民族的習俗與文化；而少數民族出身的土司，則深受儒家禮制與倫理的浸潤。此外，土司之間還通過聯姻通婚，如播州楊氏與思州田氏、水東宋氏之間的婚姻，進一步密切族群關系與文化聯結。

在土司的帶領與推動下，西南地區各族群在經濟、文化等層面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繪制出一幅多族群共生、文化融通的生動歷史畫卷。這一過程不僅強化了邊疆與中原的一體性，也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與文化基礎。

土司遺址：從世界遺產到活態傳承

2015年7月，由湖北咸豐唐崖土司城址、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貴州遵義海龍屯遺址組成的中國“土司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土司遺址”系列遺產見證了古代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對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區獨特的“齊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這一管理智慧促進了民族地區的持續發展、有助于國家的長期統一，并在維護民族文化多樣性傳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義。

▲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荊南雄鎮牌坊。國家文物局供圖

展覽第三部分系統梳理了三處遺址聯合申報《世界遺產名錄》的歷程，并著重展現其保護、研究與活態傳承的當代實踐。

從地理位置看，三處遺址均位于武陵山與大婁山交匯地帶，歷史上長期處于多民族交匯、中央政權與地方治理互動的關鍵區域，展現出獨特而豐富的土司文化。

▲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宮墻。國家文物局供圖

展品明代陶奔馬瓦飾，原為唐崖土司衙署建筑所用脊飾，其造型呈馬揚腿飛奔姿態，與傳統官式建筑中的飛馬形態既呼應又有所區別，體現出地方藝術創作的個性與活力。

明代銅箭鏃則出土于咸豐縣黃金洞鄉大悔寨，該地是明時金峒覃姓土司轄域。這兩枚箭鏃是明廷出兵平定金峒土司內亂的實物見證，反映了中央政權對土司地區的實際管轄與治理能力。

明萬歷青花公道杯出土于海龍屯萬安關南墻下，其巧妙利用“水滿則溢”的物理特性，生動詮釋了“滿招損，謙受益”的智慧。海龍屯遺址出土文物中，既有景德鎮御窯的精細瓷器，也有本地粗陶制品；五爪龍紋官樣瓷器彰顯中原禮制威儀，弩機等兵器制式亦與中原軍隊一致。這些文物共同說明，播州地區在文化、工藝與制度層面與中央王朝保持著深刻聯系。

▲貴州遵義海龍屯遺址出土的明代公道杯。

透過展陳可以看到，如今，三處遺址的保護與活化利用各具特色。唐崖遺址社區參與成為亮點，唐崖鎮居民組成義務文保員隊伍，承擔遺址的日常巡查和簡單維護工作。遺址周邊，非遺傳承、民俗體驗活動豐富多彩。老司城遺址的土家族文化傳承有聲有色，土家織錦、擺手舞等非遺項目在遺址公園內常態化展演。海龍屯遺址注重考古成果轉化，發掘揭露的“新王宮”遺址經過科學保護和展示設計，讓公眾得以沉浸式感受古代山地防御體系的智慧。

▲海龍屯遺址成為“遵義市中小學研學旅行教育基地”。貞豐縣融媒體中心供圖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土司遺址的核心價值在于見證并承載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政治與文化認同。申遺成功10年，雖只是這三處遺址數百年歷史中的一瞬，卻標志著它們實現了從塵封到復蘇、從地域到世界的跨越。如今，土司遺址不再僅是歷史的證物，更成為參與塑造國家認同、推動文化傳承的可持續力量。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貴州省民族博物館提供）

監制 |肖靜芳

統籌 |安寧寧

編輯| 周芳 吳艷

制作 |魏妙

來源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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