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九江中學堂開學記

文 / 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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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fā)于2026年2月1日《九江日報·長江周刊》，總第1056期，以下為原文。

1901年1月，在八國聯軍炮火下倉皇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為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詔變法，開啟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清末新政涉及政體、軍事、法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看似全面而深入。然而，讓當初親手撲滅戊戌維新的舊官僚們來主持“變法”，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也無怪乎人們稱之為“假維新”。

不過，“假維新”中仍有部分改革真正落地，不僅產生了明顯成效，甚至被后來民國政府沿用并逐步完善，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教育制度的革新。這場改革堪稱一場徹底革命：廢除了延續(xù)千年的科舉制度，使現代教育體系和教育思想得以全面引入中國。教育改革同樣推動了九江地方教育的近代化進程。在教會學校長期占優(yōu)的背景下，本地官府與士紳開始興辦新式學堂，使中國人自辦教育事業(yè)得以在夾縫中發(fā)展，并逐漸擴大影響。本篇將講述贛北第一所公辦新式中學——九江中學堂的創(chuàng)辦經過。

清末新政中的學制重構

中國傳統(tǒng)教育在全國范圍內并沒有一個完善且系統(tǒng)的學制。從鄉(xiāng)學、縣學到書院，都是一段制教育，其主要目的是應付科舉考試。書院雖為地方最高等級的教育機構，但實際上更類似于現代的中學。清末時，九江府有濂溪書院（位于今九江市外國語學校一帶），南康府有白鹿洞書院。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隨著各租界教會學校的興辦，西式教育體系逐漸傳入中國。1898年戊戌變法中，曾提出學習西方建立從小學到大學的學制體系。但這一改革僅停留在建議階段，就隨著短命的百日維新而夭折。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下詔推動變法；同年7月，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發(fā)出了著名的《江楚會奏三疏》。其中第一疏專門論及教育制度改革，提出多段制教學體系：州、縣設小學及高等小學；童子八歲以上可蒙學，十二歲以上入小學，十五歲以上入高等小學；府城設中學，十八歲以上、在高等小學畢業(yè)者方可入學；中學三年畢業(yè)后，可升入省城高等學校，再畢業(yè)者入京師大學。該疏還強調書院應改為學堂，“今日書院積習過深……必須正其名曰學，乃可鼓舞人心，滌除習氣”。

清廷采納了上述建議。1901年9月，下令將全國書院分別改為大小各級學堂。1902年頒布《欽定學堂章程》，次年進一步頒布《奏定學堂章程》（通稱“癸卯學制”）。這是中國第一個由中央政府發(fā)布、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近代法定學制，標志著新式教育制度的正式確立。

《奏定學堂章程》 來源：北京師范大學校史研究室

江西新學的奠基與推進

在朝廷的明令和全國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江西省的新學體系也隨之建立，甚至在全國范圍內表現出某種領先之勢。時任江西學政吳士鑒（1868—1934，號?齋）與江西巡撫李興銳（1827—1904，字勉林）均對學制改革持積極態(tài)度。李興銳出身湘軍，曾任上海機器制造局總辦，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1900年11月他升任江西巡撫后，隨即向清廷提出“改科舉、設學堂，亦求賢之要務”。

《申報》1901年4月12日頭版刊登的《報紀衡才知變系之以論》記載：“悉江西學政吳?齋宗師歲試瑞州府屬時，傳見各學教官，諭以八股弗入時務，以正文體；時務亟應講究，以成通材。并擬咨請江西巡撫李勉林中丞創(chuàng)設中西學堂，俾得造就人才，挽回危局。”

《申報》1901年4月12日

1902年，隨著《欽定學堂章程》的頒布，按照新學制體系，由府屬書院改設的中學堂開始在江西陸續(xù)建立，標志著新舊教育體制的真正交替。洪都中學堂（今南昌三中）由洪都書院改辦；九江中學堂（今九江一中和九江職業(yè)大學前身）由濂溪書院改辦；贛州中學堂（今贛州一中）由陽明書院改辦；袁州中學堂（今宜春中學）由昌黎書院改辦；南康中學堂（今星子中學）設于南康府二賢祠。此外，其他府屬書院也陸續(xù)改建。

短短兩年間，江西十三府及直隸州先后創(chuàng)設中學堂共十四所，并普遍開設英文、算學、史地等新式課程。自1905年起，又有十余所中等學堂陸續(xù)落成。江西新學體系的建立，可謂在當時“領一時風氣之先”。

九江中學堂的籌劃

據《江西省教育志》《江西通史·晚清卷》等史志記載，九江新學堂的建立，不僅在江西，在全國范圍內都屬較早。《申報》1901年10月29日《潯郡官場紀事》載：“廣饒九南道兼九江關監(jiān)督明華亭觀察，于本月初十日拜會前山西學政劉幼云太史，籌商奉旨設立學堂事務。”當時的廣饒九南道是江西四道之一，下轄今上饒、九江地區(qū)，駐九江府，并兼管九江關事務。

1902年3月，《申報》報道，江西廣饒九南道道臺瑞澂正籌劃辦學經費，準備立即開設中學堂。不久，瑞澂又捐出養(yǎng)廉銀，在城鄉(xiāng)各處設立十所蒙學堂（小學），禮聘教師教育貧寒子弟，并提供筆墨書籍等物品。同時，還派出四位督學，各學堂均已正式開館授課。

可能正是由于這些記載，使得本省部分史志認為九江中學堂開設于1902年。九江一中、九江職業(yè)大學（繼承于九江師范）遂以此為校史開端，自稱創(chuàng)辦于1902年，為贛北地區(qū)第一所現代公立中學。然而，1902年的“開設”實際上只是籌辦，距離正式開學還早著呢。

仔細想來也是如此：舊學（書院）改為新學（學堂），絕不可能是沿用原址、改個牌子就能運轉。課程體系已變，新增了不少從未教授過的課程，那么學生如何招收？教材是否齊備？教師又從何聘請？最關鍵的是，辦學經費是否落實？更現實的是，那時科舉考試仍在繼續(xù)。

因此，創(chuàng)辦新學不僅困難重重，也在各個方面面臨阻力——延續(xù)千年的傳統(tǒng)教育體系，豈是輕易能改動的？況且，以清末腐敗的行政生態(tài)來看，各級官員會不會借此機會中飽私囊，這幾乎是可以預見的事。

拖延中的開學之路

廣饒九南道道臺在1902年3月宣稱開學，然而學堂還沒有影子，各種苛捐雜稅卻先一步來了。5月，九江官府稱因遵旨開辦中學堂，但經費無著，只得設立“肉捐”，每宰一頭豬抽取二百文，以補貼辦學。除“肉捐”外，其后又加征“米捐”“魚捐”“船捐”等等。中國教育附加稅大概就是這樣來的。當然，沒人解釋，之前的濂溪書院是怎樣維持辦學的？費用從何而來？為何同樣是公辦學校，改為新學后就必須向所有人征稅？

廣饒九南道以開辦新學堂為名，借機假公濟私、苛派勒捐，弄得民間怨聲載道。1903年8月，由于教育稅太重（每斤魚加征二文），再加上江水暴漲影響捕撈，九江百余漁戶到道、府衙署焚香叩求，要求豁免加征。有些民營船運公司為了避稅，不得不掛靠外國輪船公司名下。更極端的，還出現百姓打砸新學堂的事件；建昌縣（今永修縣）上萬民眾因教育稅圍攻縣署，真可謂斯文掃地。

在這一片鬧哄哄的情形下，1903年9月，九江府頒布了《潯郡中學堂章程》。請注意，這里稱“潯郡中學堂”，而非“九江中學堂”。公告稱郡城僅有濂溪書院一所，已改為九江中學堂，如今學舍即將落成，已聘定中西教習，擬定于九月間開學。彼時九江府轄德化、瑞昌、湖口、彭澤、德安五縣，因此初創(chuàng)時的辦學章程中規(guī)定：

（一）學生額數暫以四十名為額，候經費充足再議推廣；

（二）五縣學生額數，擬德化十五名、德安五名、瑞昌六名、湖口七名、彭澤七名。再于正額之外不拘縣分，共備取二十名。如各縣所送學生不敷正額，另由該縣補送；如候至兩三月不送，準以備取暫行遞補；

（三）備取學生俟正額缺出，按縣分別傳補。其未補之前，如有向學志切者，準其隨班聽講，惟不宿學舍，不供飯食；

（四）所取學生須在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身家清白，文理通順，志趨純正，體質強實，無嗜好者，方為合格。先期由父兄家屬邀同族鄰出具保結，赴縣報名投考，該縣即照所定額數加一二倍錄取，給文送府聽候甄別。

《潯郡中學堂章程》 來源：《申報》1903年9月12日

那么，潯郡中學堂在9月如期開學了嗎？依舊沒有。直到10月25日，德化縣才組織選拔考試。11月5日，九江知府孫景裴召集五縣備取生集中考試，總算完成四十人的招生計劃，并宣布11月20日開學。九江中學堂由知府親任監(jiān)督（相當于現在的校長），孝廉張益葆任副監(jiān)督，孝廉呂璜、周觀濤任經史教習，貢生趙輝、萬和任英文及算學教習。

這所僅有四名教師，招收四十名學生的贛北第一所公立新學，從“宣稱開學”到真正開學，整整經歷了一年零八個月。因此，九江中學堂的開辦的經過大致可作如下概括：1901年開始籌劃，1902年進入籌辦階段，1903年11月20日正式開學。由此看來，九江一中與九江職業(yè)大學現行校史中的相關記載并不準確：或可稱肇始于1901年，或可稱開辦于1903年，而“創(chuàng)辦于1902年”的說法與史實不符。

九江中學堂初期的辦學效果如何呢？其實并不會太好，因為當時科舉考試仍在繼續(xù)，新學與舊學兩個體系并行共存，士子們真正看重的依舊是科舉。直到1905年科舉正式廢除，舊學體系才算徹底結束，九江中學堂也隨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雖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更為混亂的——發(fā)展階段。

結語

從九江中學堂的創(chuàng)辦過程，不難看出清末“假維新”的真實面貌：上有朝廷革新之令，下卻是舊官僚沿襲舊習，甚至借辦學為名層層加派，使教育成為百姓難以承受的負擔。新學堂從籌劃到真正開學歷經一年多的拖延，其間的敷衍、腐敗、推諉，幾乎就是清王朝末路景象的縮影。這樣的政治生態(tài)，自然難以支撐任何真正的制度革新，王朝的覆滅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在這場名為“新政”的變法中，教育改革卻是少數能夠真正落地、并留下深遠影響的部分。科舉的廢除、多段制學堂體系的建立，使現代教育理念第一次系統(tǒng)性進入中國，也為地方教育的現代化打開了空間。九江中學堂雖在夾縫中誕生、步履維艱，但它畢竟成為贛北最早的新式中學，可以說，近代九江公辦（國立）教育的起點，正是在這場曲折而又必然的時代變動中悄然奠定的。

【參考書目】

黃定元，張希仁：《江西省教育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

趙樹貴，陳曉鳴：《江西通史·晚晴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

徐超華：《九江開埠后近代教育的變遷》（碩士學位論文），江西師范大學, 2017年。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中華民國教育部：《第一次中國教育統(tǒng)計年表》，上海：開明書店，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