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幸福娃
“民國四大家之首”——這個稱號背后，站著一位我們或許陌生的名字：譚延闿。
當聽說他曾為慈禧太后撰寫挽聯時，許多人可能會心生疑惑：一個身處民國的人物，何以與清王朝的最后統治者產生如此聯結？
這看似矛盾的身份交織，恰恰揭示了譚延闿及其所處時代最深刻的命題——在斷裂與延續之間，如何找到文化的棲身之所。
挽聯：不只是一段文字的告別
1908年，慈禧太后逝世。那時，科舉制度剛剛廢除三年，清朝的統治已搖搖欲墜。譚延闿，這位末代科舉的狀元，提筆為這位象征舊時代的統治者撰寫挽聯。這一舉動本身，就是一場無聲的文化宣言。
我們可以想象那一刻的情景：一方是代表舊秩序的權力象征，另一方是傳統文人最后的杰出代表。
那幅挽聯，不只是對一個人的哀悼，更是對一個時代的告別，是對即將崩塌的文明體系所作的最后一瞥。
譚延闿的書法，尤其他的楷書，被后人尊為“泰斗”。這四個字背后，藏著怎樣的文化重量？
在書法藝術中，楷書是最具規范性、最見功力的書體。它要求書寫者既要有嚴格的法度遵循，又要有超越法度的精神表達。
譚延闿的楷書，正是這種平衡的極致體現——在規矩中見自由，在傳統中顯個性。
君子藏器：書法背后的精神內核
《禮記》有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譚延闿的書法，便是這樣一種“藏器”。在筆墨紙硯間，他藏著一個時代的精神氣質，藏著中國傳統文人的風骨與情懷。
民國時期，西學東漸，傳統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許多人選擇徹底拋棄過去，擁抱全新的話語體系。
而譚延闿選擇了另一條路——他不是簡單地守舊，而是在傳統的根基上，尋找與新時代對話的可能性。
他的書法之所以能成為“泰斗”，絕不僅僅因為技藝高超，更因為他的筆墨中，有一種獨特的“彌合”力量。
這種力量，能讓觀者在時代的斷裂處，感受到某種連續；在文明的斷層中，觸摸到深層的聯結。
在斷裂處彌合：一個文化傳承者的使命
民國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斷裂期——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思想觀念都發生了根本性變革。
在這種斷裂中，許多人感到無所適從，找不到自己的文化位置。
而譚延闿的書法，提供了一種可能性：通過最傳統的藝術形式，表達最當下的生命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