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觀點｜百歲老人評述他的“定居之國”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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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 邁克爾·布盧門撒爾（W. Michael Blumenthal），布盧門撒爾先生曾于1977年至1979年擔任財政部長。

二戰后接納我的那個樂觀而自豪的美國，怎么了？

我最近加入了一個極為稀有的俱樂部。美國男性中，能活過100歲的人不到1%，而這個月，我成了其中之一。

我以移民身份來到美國，追求自由、機會與更好的生活。那是20世紀40年代末，我口袋里只有60美元。那時移民并不被當作可疑對象。美國人歡迎我，祝我好運。五年后，我自豪地成為美國公民。

我接受了教育（加州的社區學院當時免費，大學學費也只是象征性收取），成家立業。憑借努力與運氣，我成為了一個盡責納稅、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許多好事也隨之向我走來。我甚至有幸在三屆總統政府任職，其中包括出任財政部長。

如今，對移民而言，景象已大不相同。

美國一如既往地面臨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但在國內，無休止的動蕩正在把我們撕裂。我們的主要制度與機構遭到攻擊，移民與族裔少數群體被妖魔化，政治暴力也在抬頭。國會幾乎擅離職守，公眾信任逼近歷史低點，而且越來越多選民轉而聽信煽動民粹者與陰謀論鼓吹者。

我一直在問自己：80年前接納我的那個樂觀、務實、并以民主為傲的國家，到底發生了什么？我們能否熬過這段艱難時期，同時保住我們的自由？抑或如一些人所擔憂的那樣，下一代美國人將繼承一個被掏空的民主，由威權者所操控？

年紀大有一件好處，就是它會幫你從記憶中的過去識別出某些重復出現的模式。

我的家人當年幾乎是在九死一生中逃出德國。那是一個被戰爭與經濟災難徹底顛覆的世界，太多人聽任阿道夫·希特勒抹黑民主、鼓吹民族主義，并把德國的問題歸咎于猶太人以及其他少數群體。

一百年后，世界再次被顛覆，這一次是由革命性的技術變遷所推動。全球經濟更加交織，貿易格局發生改變，一些工作崗位消失了。跨越邊境漏洞的人被視為對文化與宗教規范的威脅。正因如此，歐洲的極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大幅斬獲，而類似的事情也在美國發生。

對于我們珍視的民主而言，這是一個充滿風險的時代。白宮試圖以行政意志直接施政，而分裂對立的國會卻無法提供應有的制衡，這制造出一種危險局面。有些人擔心，未來三年乃至更久會延續同樣的走向。他們援引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認為我們會失去民主自由。

我的結論不同。也許正是我這段漫長的人生起點在歐洲，才讓我既能看見相似之處，也能看見差異。已經發生的一些事情帶著熟悉的回響，喧囂的集會，充滿怨憤的民族主義修辭，無視法律約束，對少數群體、法官、媒體與文化機構的攻擊，對政治對手的威脅，對事實真相的擇性陳述；以及那些不切實際、最終多半落空的夸張承諾。尤其不容忽視的是，那些投機者與鉆容者爭相攫取權力與利益，而那些明知不對的人卻因為不去反擊而任其發生。

但今天的美國并不是一百年前的歐洲。我相信我們的民主制度，也相信美國選民的常識判斷。

美國人不是意識形態的信徒，他們是務實主義者。在政治上，他們多聚集在中間地帶，厭惡極端與越界。他們不喜歡暴力言辭，不喜歡軍隊出現在街頭，也不喜歡看到工作中的普通人在商店、教堂與學校被逮捕。他們也并非基于原則就反對移民。

最重要的是，他們期待民選官員優先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例如物價上漲與失控的醫療成本，可負擔住房短缺，以及貧困與民生困窘。當政客交不出成績，民眾就會在投票箱前亮明態度，最近在弗吉尼亞州、新澤西州等地已經如此。今年中期選舉臨近，美國國會開始傾聽。在美國眾議院與美國參議院，跨越黨派界線的動作正在一點點、也小心翼翼地出現。

我也受到鼓舞，因為一些法官以及我們一些（并非全部）偉大的大學堅守了自己的立場，媒體也堅定行使其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這些都在告訴我，我們的民主制度與傳統具有韌性，根基深厚，不會輕易被壓垮。

我愿意把賭注押在美國與美國選民身上，你也應該如此。

W. 邁克爾·布盧門撒爾（W. Michael Blumenthal，原名 Werner Michael Blumenthal）是德國出生的美籍經濟學家、企業管理者與公共事務人物，曾在吉米·卡特

政府中擔任美國第64任財政部長（U.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1977至1979年），晚年長期投入德國內的公共文化事業，擔任猶太博物館柏林創館及首任館長并領導多年。其人生橫跨二戰難民經歷、美國政府貿易與經濟政策崗位、以及跨國企業高管生涯，常被視為20世紀“移民歸化后參與國家治理”的典型案例之一。

他于1926年1月3日出生在德國奧拉寧堡。作為猶太家庭的孩子，他在納粹迫害加劇之際隨家人出逃，輾轉上海，并在二戰時期以難民身份在上海度過多年，戰后再移居美國。2025年底至2026年初，凱·韋格納（Kai Wegner）及柏林官方在公開通報中，以其即將百歲為由再次強調他與柏林及德猶關系的歷史性關聯。

在教育與學術訓練上，他先后就讀并畢業于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隨后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公共事務與經濟學方向的研究生學位及博士學位，并曾在普林斯頓教授經濟學課程。

在進入內閣前，他既有政府經歷，也有企業管理經驗。根據Miller Center與相關權威簡歷記載，他在20世紀60年代進入美國國務院體系，先后在約翰·F·肯尼迪與林登·B·約翰遜時期擔任經濟事務與貿易談判相關職務，并曾以大使身份參與貿易談判工作。

企業生涯方面，他在工業與信息產業企業中擔任過關鍵管理崗位：在本迪克斯公司（Bendix Corporation）擔任高管并出任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隨后轉入伯勞斯公司（Burroughs Corporation），并在伯勞斯與斯佩里合并組建優利系統公司（Unisys Corporation）后擔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作為財政部長，他在通脹與宏觀調控壓力上升的年代執掌美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歷史檔案對其政策取向的概括是：強調財政與貨幣約束，反對工資或價格管制，并主張政府通過制度與激勵促使私營部門更好地服務公共利益。

離開政府與企業一線后，他在德美公共文化交流領域的代表性身份，是自1997年至2014年領導柏林猶太博物館，并在2015年被授予柏林榮譽市民稱號；柏林官方與博物館方面的資料均將其定位為該館創建與發展過程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寫作與公共表達方面，他出版回憶錄與政治歷史相關著作，并持續參與公共討論；出版社與機構介紹普遍把他的寫作視為對“流亡與歸化經驗、國家治理與民主制度韌性”的個人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