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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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新疆，風(fēng)沙大得能把人骨頭吹酥。那天我走的時候，連頭都沒敢回，只留給秀英一只上海牌手表和一句“年底回來接你”的謊話。
我以為這不過是茫茫戈壁灘上最普通的一場不告而別，就像那里的風(fēng)沙一樣，吹過就散了。我回了城，娶妻生子，在紅塵里打滾，把那個總是給我做拉條子、甚至為了我跟狼群對峙過的女人忘得一干二凈。
直到二十年后，中年落魄的我鬼使神差地回到了那片早已面目全非的農(nóng)場。
我以為她早就嫁人了，或者早就搬走了。
可當她從里屋走出來，平靜地對我說出第一句話時，我才知道，這二十年，我到底欠下了什么。
1984年的秋天來得特別早。
我剛從卡車斗里跳下來，就被一陣裹著沙礫的白毛風(fēng)灌了個透心涼。這里是新疆建設(shè)兵團的一個偏遠農(nóng)場，放眼望去，除了灰黃的土坯房，就是連綿不斷的戈壁灘。
我是陳建國，那年二十四歲，從南方大城市來的技術(shù)員。說是技術(shù)員，其實就是個修拖拉機的。
心里落差大，加上水土不服，我到農(nóng)場的頭一個星期基本上是在拉肚子和發(fā)燒中度過的。宿舍是漏風(fēng)的土房，半夜冷得我想哭。
那天下午，我裹著被子縮在床角，門被一腳踹開了。
進來的女人穿著一身看不出顏色的藍布工裝，頭發(fā)剪得很短，臉上帶著兩團被風(fēng)吹出的高原紅。她手里拎著半桶煤，看都沒看我，徑直走到爐子邊，熟練地通火、加煤。
爐火很快旺了起來，屋里的溫度升了一點。
她拍了拍手上的黑灰，轉(zhuǎn)過身看著我：“新來的？”
我哆嗦著點點頭：“是，我是陳建國。”
“我是隔壁的，叫秀英。”她嗓門大，帶著股粗糲的勁兒，“我看你這屋里沒動靜，怕你凍死在里頭，到時候還得大伙給你收尸，晦氣。”
這話不好聽，但火是真的暖和。
“謝謝。”我從被窩里伸出手，想去拿桌上的水杯，手抖得厲害，杯子差點打翻。
秀英皺了皺眉，幾步跨過來，一把按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抄起水杯，倒了點熱水，又從兜里掏出一把炒面粉塞進杯子里攪了攪。
“喝了。”她把杯子懟到我嘴邊，“這是油炒面，頂餓。”
那是我這輩子喝過最香的東西。
等我緩過勁來，她已經(jīng)坐在我對面的板凳上，那雙粗糙的大手在膝蓋上搓了搓。
“我看你也就是個拿筆桿子的，生火做飯肯定不行。”秀英直勾勾地盯著我，“咱們搭伙吧。”
“搭伙？”我愣了一下。
“對，搭伙。”她算盤打得很快，“你有細糧票，還有那啥技術(shù)員津貼。我有力氣，會做飯，會縫補。你出糧票和錢，我出力氣和手藝。飯在一鍋吃，晚上各回各屋睡。你要覺得行，從今晚就開始；不行，你就繼續(xù)啃你的硬饅頭。”
我看著窗外漫天的黃沙，又看看眼前這個不算漂亮但透著股結(jié)實勁兒的女人，鬼使神差地點了點頭：“行。”
那時候的“搭伙”在農(nóng)場很常見，尤其是單身職工之間。說是夫妻不是夫妻，說是鄰居又比鄰居親。
秀英是個雷厲風(fēng)行的人。當天晚上，她就把我的臟衣服抱走了，第二天早上，一碗熱氣騰騰的拉條子擺在了我桌上。
那面條勁道，上面澆著辣子炒白菜，油汪汪的。
“吃吧。”她蹲在門口，手里捧著個大海碗，“吃飽了去修車，別給咱們隊丟人。”
我大口吸溜著面條，眼淚差點掉進碗里。
日子就這么過起來了。
秀英不識字，但她心細。我的工裝扣子掉了，第二天準能補好；我晚上加班回來晚了，爐子上永遠坐著熱水。
我也投桃報李，發(fā)了工資會買兩瓶水果罐頭，回來一人一瓶。
“這甜水真貴。”她一邊喝一邊咋舌，“以后別買了，浪費錢。”
“好喝嗎？”我問。
“好喝。”她笑了一下，眼睛彎彎的，“比過年都甜。”
但我發(fā)現(xiàn)，她每次只喝一半，剩下的一半總是小心翼翼地把蓋子擰緊，藏到柜子深處。
“怎么不喝完？”
“留著。”她說，“以后日子苦了，拿出來嘗一口。”
我當時心里一酸，抓過她的手：“秀英，以后跟著我，日子不會苦。”
那是我們搭伙一年后，第一次有肢體接觸。她的手像樹皮一樣粗糙，手背上全是凍瘡裂開的小口子。被我一抓，她像觸電一樣縮了回去，臉紅到了脖子根。
“吃飯，廢話真多。”她低頭猛扒飯。
那年冬天，暴雪封山。
我不小心在修車的時候砸傷了腳，腫得像個饅頭，根本下不了地。
宿舍離食堂遠，路上的雪有膝蓋深。
秀英二話不說，背起我就往衛(wèi)生所走。她個子不高，背著我這么個一米七八的大男人，每一步都踩得雪地咯吱作響。
我趴在她背上，聽著她粗重的呼吸聲，熱氣噴在我的脖子里。
“秀英，放我下來，我自己能跳過去。”
“閉嘴。”她喘著氣，“把你摔壞了，誰給我出糧票？”
到了衛(wèi)生所，醫(yī)生給我正骨，我疼得冷汗直流。秀英站在旁邊，把自己的胳膊伸過來：“疼就咬一口。”
我沒咬，但我緊緊抓住了她的胳膊，抓出了一道道紅印子。
那天晚上，我們沒回各自的屋。
外面的風(fēng)像是鬼哭狼嚎，屋里的爐火燒得通紅。我的腳疼得睡不著，秀英就在旁邊守著，一會兒給我換毛巾冷敷，一會兒給我喂水。
后半夜，實在是太冷了。
“建國。”她突然叫我的名字。
“嗯？”
“你冷不？”
“有點。”
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她抱著自己的被子擠到了我的床上。
“別多想。”她背對著我，“我是怕你凍感冒了，還要花錢買藥。”
那晚，我們什么都沒做，只是背靠背擠在一張單人床上。但我能感覺到她的后背滾燙，心跳得很快。
那種相依為命的感覺，比任何誓言都來得實在。
1986年的春天，風(fēng)向變了。
農(nóng)場里開始流傳返城的消息。知青們躁動起來，每天都有人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搞到調(diào)令，怎么找關(guān)系回老家。
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想家了，想念南方的濕潤空氣，想念米飯，更想念城市里的繁華。
秀英變得沉默了。
她以前吃飯時候總愛跟我講東家長西家短，現(xiàn)在卻只顧著低頭吃飯。那段時間，她做的飯分量特別大，好像生怕我吃了這頓沒下頓。
有一天晚上，我收到了一封家信。
信是我爸寫的，說他在老家托人給我弄到了一個回城的指標，接收單位都聯(lián)系好了，讓我趕緊辦手續(xù)，越快越好。
我看信的時候，秀英就在旁邊納鞋底。
針線穿過厚厚的布層，發(fā)出“呲——呲”的聲音。
“家里來信了？”她沒抬頭。
“嗯。”我把信折起來，塞進兜里。
“說啥了？”
“沒啥，就是問問身體好不好。”我撒了謊。
秀英的手停了一下，針尖扎破了手指，血珠子冒了出來。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嘬了一下，抬頭看著我，眼神清亮得讓我心虛。
“建國，你要是想走，就走吧。”
我不說話，低頭抽煙。
“我聽說，這次名額不多。”她放下鞋底，語氣平靜，“你是技術(shù)員，有文化，不該窩在這戈壁灘上一輩子。”
“我不走。”我掐滅了煙頭，“我走了你咋辦？”
“我本來就是這兒的人，死也是這兒的鬼。”她笑了笑，笑得很難看，“沒你搭伙，我自己也能過。”
接下來的幾天，我心里一直在打架。一邊是回城的誘惑，一邊是秀英那雙沉默的眼睛。
最后，還是自私占了上風(fēng)。
我去團部辦了手續(xù)。拿到蓋章的調(diào)令那天，我覺得那張紙有千斤重。
回到宿舍，秀英正在給我收拾行李。
我的衣服疊得整整齊齊，那個裝了一半的水果罐頭瓶子也被她塞進了包里。
“手續(xù)辦好了？”她問。
“辦好了。”我不敢看她。
“啥時候走？”
“明早的大巴。”
屋里死一樣的寂靜。
許久，她轉(zhuǎn)過身，從柜子里拿出一個布包，一層層打開，里面是一沓皺巴巴的錢，有零有整。
“這是這一年多咱們搭伙剩下的，我都攢著呢。”她把錢推給我，“你回城里要花錢，拿著。”
“我不要！”我把錢推回去，“這都是你省下來的，你留著。”
“拿著！”她突然吼了一聲，眼圈紅了，“你是男人，回城里不能讓人看扁了！沒錢怎么娶媳婦？”
“秀英！”我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我不娶別人！我……我這次回去是先安頓一下。你也知道，我現(xiàn)在帶不走你，我的戶口還沒落定。等我回去安頓好了，我就來接你！”
這是我這輩子撒過最大的謊。
我知道這一走，基本就不可能回來了。兩個世界的鴻溝，不是幾句情話能填平的。
秀英看著我，眼神像把刀子，直直地扎進我心里。
“真的？”
“真的！”我急切地摘下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那是家里給我買的最值錢的東西，“這表給你，當信物。我要是不回來，這表就是你的。”
秀英接過表，冰涼的表帶在她手里顯得格外沉重。
她摩挲著表盤，低聲說：“陳建國，你記著。我不怕苦，不怕窮，就怕人騙我。你要是騙我，是要吞一千根針的。”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我就走了。
我沒讓她送。
卡車開出農(nóng)場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
晨霧里，有個藍色的身影站在路口的土堆上，一動不動，像一尊泥塑。
回到南方后，日子過得飛快。
城市的變化讓人眼花繚亂。分配工作、單位改制、下海經(jīng)商……生活的洪流推著我往前跑，根本停不下來。
剛開始的幾個月，我還會想起秀英，想起那碗拉條子。
我甚至寫過一封信，但寫到一半就撕了。寫什么呢？說我回不去了？還是說讓她別等了？
不論說什么，都像是往她心口捅刀子。
我想，時間長了，她自然就明白了。她是個聰明的女人，應(yīng)該會找個好人嫁了吧。農(nóng)場里光棍那么多，她又能干，肯定不愁嫁。
就這樣，我給自己找了無數(shù)個借口，心安理得地當了逃兵。
后來，我結(jié)婚了。老婆是單位同事介紹的，城市姑娘，白凈，嬌氣。
我們過得不好也不壞。吵架、生孩子、又吵架。
再后來，工廠倒閉，我下崗了。老婆跟我離了婚，帶著孩子走了。
我也折騰過生意，賺過錢，也賠過底掉。
一晃，二十年過去了。
2006年，我四十六歲。
那時候我孤身一人，住在出租屋里，每天晚上喝著劣質(zhì)白酒，看著窗外的霓虹燈發(fā)呆。
人一老，就容易懷舊。
不知道為什么，最近我總夢見新疆。夢見那個漏風(fēng)的土房，夢見那個紅通通的爐子，夢見秀英端著碗說：“趁熱吃。”
那種愧疚感，像野草一樣瘋長。
我覺得我這輩子的不順，可能就是因為當年那個謊。我欠了一筆債，一筆還不清的情債。
“回去看看吧。”我想，“哪怕是去道個歉，哪怕是去看看她過得好不好。”
我是坐著綠皮火車，又轉(zhuǎn)了長途大巴，最后搭了一輛拉瓜的農(nóng)用車才回到那個農(nóng)場的。
二十年，這里變了樣。
土路變成了柏油路，以前的土坯房大部分都拆了，蓋起了磚瓦房，甚至還有了二層小樓。
我背著旅行包，站在熟悉又陌生的路口，像個闖入者。
路邊有幾個老人在曬太陽。
我走過去，遞了幾根煙：“大爺，跟您打聽個人。”
“誰啊？”大爺瞇著眼。
“以前三隊的，叫秀英。就在那個……原來機修連那邊住。”
大爺?shù)氖侄读艘幌拢瑹煵铧c掉地上。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變得很古怪，像是看到了鬼，又像是看到了什么怪物。
“你是誰？”
“我是……我是她以前的工友，姓陳。”
“姓陳？”旁邊一個老太太突然插嘴，“陳建國？”
我心里一驚：“您認得我？”
老太太冷笑一聲，把臉扭到一邊：“怎么不認得。整個農(nóng)場誰不知道陳建國的大名。”
我有點發(fā)毛，這語氣不對勁。
“她……她還住那兒嗎？”我硬著頭皮問。
“住！”大爺指了指遠處一片快要拆遷的舊房子，“就剩那一排沒拆了。她是個釘子戶，誰攆都不走，說是怕她男人回來了找不到門。”
我的腦子“嗡”的一聲。
“她男人？她結(jié)婚了？”我問。
“結(jié)個屁！”老太太啐了一口，“瘋瘋癲癲的，守著個空屋子過了二十年。見人就說她男人是技術(shù)員，去大城市辦事了，年底就回來。這一年年的年底，都過了二十個了！”
我的腿一軟，差點跪在地上。
她沒嫁人？她還在等我？
我跌跌撞撞地往那排舊房子跑。
風(fēng)很大，吹得我眼睛生疼。遠遠地，我看見了那個院子。
院墻雖然破敗，但收拾得很干凈。門口的木柵欄上，依然晾著幾件衣服。
我走近一看，心臟猛地縮緊了。
那晾衣繩上掛著的，是一件藍色的男式工裝，款式是八十年代的，洗得發(fā)白，補丁摞著補丁。
那是我的衣服。
院子里傳來雞叫聲。一個身影正彎著腰在喂雞。
她老了。
頭發(fā)花白，背有點駝，穿著一件寬大的舊毛衣。
我站在柵欄外，喉嚨里像是卡了塊燒紅的炭。
“秀英。”我喊了一聲。
她喂雞的手停住了，慢慢轉(zhuǎn)過身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