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中新網》、《華商報》、《各界導報》、百度百科、西安事變紀念館史料等
部分章節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2016年4月的一個午后，西安建國路一棟老式居民樓里，87歲的楊拯英老人斜靠在沙發上看著電視劇《延安頌》。
記者來到她家時，老人趕忙站了起來。
也許是機緣巧合，楊拯英居住的地方就在西安事變紀念館附近，這棟老式居民樓見證了西安這座古城的歷史變遷。
當記者問起父親楊虎城時，這位耄耋老人望向窗外，神情中帶著一種說不出的復雜情感。
她輕聲說出了一句讓人深思的話：如果當年張學良不那么輕信蔣介石，親自送他回南京，也許父親的命運會完全不同。
西安事變發生時我才不到3歲，幾乎沒有什么印象，也都是聽別人說的。
這句話背后，隱藏著一段關于1936年西安事變后續發展的復雜歷史真相。
一個兩歲孩子的父親，如何從民族英雄變成囚徒，在獄中度過人生最后12年的悲劇故事，正等待著人們去了解和銘記。
【一】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與兩歲女兒的訣別
1893年11月26日，楊虎城出生于陜西省蒲城縣甘北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1909年，年僅16歲的楊虎城就成立了以劫富濟貧為宗旨的中秋會。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他參加陜西民軍，投身辛亥革命。
經過多年的征戰，楊虎城逐步成長為西北地區的重要軍事力量。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進入新高潮，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
在西北擔負剿共任務的東北軍與西北軍厭惡內戰，力主抗敵。
在全國抗日運動高潮的推動下和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兩軍領導人張學良、楊虎城等開始與共產黨及紅軍發生聯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團結抗日的政治基礎。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目的是部署和監督剿共工作。
他要挾張學良、楊虎城，如不加緊剿共，就將兩部分別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北。
面對蔣介石的威逼，張學良、楊虎城力勸其聯共抗日，遭到斷然拒絕。
兩位愛國將領遂決定實行兵諫。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回西安后找到楊虎城，告知向蔣介石勸諫失敗，二人就下決心實行兵諫。
張學良建議楊虎城再去勸蔣一次，做到仁至義盡。
楊虎城去勸蔣時說，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就沒有出路；紅軍問題可以用方法解決，大敵當前，不宜再對內用兵。
蔣介石仍然固執己見，認為這一次有把握消滅紅軍。
1936年12月8日，張學良、楊虎城再次會商，初步確定兵諫計劃：東北軍負責執行華清池扣蔣和西安到臨潼沿線的警戒任務；第十七路軍負責執行西安城內拘禁南京政府軍政要員，解除蔣系軍、警、憲、特的武裝，扣留機場的作戰飛機及控制火車站等任務。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時許，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
東北軍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率部來到臨潼華清池，與蔣介石的衛隊交火后成功扣留蔣介石。
同時楊虎城指揮第十七路軍在西安囚禁了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20余人，控制了西安全城。
1936年12月13日，張學良、楊虎城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確實遵行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抗日主張。
對于當時只有兩歲的楊拯英來說，她對這個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幾乎沒有任何記憶。
楊拯英1934年2月6日生于西安，是楊虎城和第三任夫人謝葆真所生的第三個孩子。
在她之前，楊虎城已經有了長子楊拯民、長女楊拯坤、次女楊拯美等幾個孩子。
在西安事變發動前，出于對家人安全的考慮，楊虎城已經預感到了這次行動的危險性。
他把妻子謝葆真和幾個年幼的孩子送到西安南郊八里村一個隱蔽的地方，由岳母孫一蓮前往照顧。
這個決定，既體現了楊虎城作為父親的慈愛，也反映了他對即將到來風險的清醒認識。
據楊拯英多年后回憶，外婆孫一蓮曾告訴她一個讓她每次想起都會流淚的細節：送她們上路時，父親抱起年幼的她親了又親，眼里滿含著不舍的神情。
那時的楊虎城內心十分清楚，這次的兵諫行動意味著什么，很可能就是與家人的永別。
當時的楊虎城已經43歲，正值壯年。
作為西北地區的重要軍事領袖，他完全可以選擇明哲保身，但面對民族危亡，他毅然選擇了以天下為己任。
他在1936年12月15日的廣播講話中明確說明了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我們這次的舉動，是完全出于救國救亡的熱誠，絕不是對蔣委員長個人的。我們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幟下，全國同胞一致團結。
這個在八里村的擁抱，竟成了父女間的今生今世的最后告別。
從那以后，楊拯英再也沒有見過父親，對父親的全部印象都來源于那幾張珍貴的照片：父親戴著博士帽、穿著西服，顯得威武而儒雅。
【二】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處置蔣介石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西安事變成功后，如何處理被扣留的蔣介石成為擺在張學良和楊虎城面前的關鍵問題。
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兩人出現了重大分歧，這種分歧最終決定了他們各自的命運。
張學良1901年6月3日出生于遼寧省臺安縣，是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
他6歲啟蒙，師從崔明耀、金梁、白永貞等名師，深受儒家忠君仁義思想的影響。
1916年開始跟隨督軍署英文科科長徐啟東學習英文，結識了不少新派人物，對西方文化和思想充滿好奇心。這種教育背景讓他在思想上具有某種理想主義色彩。
從小在優渥環境中成長的張學良，對蔣介石這位名義上的國家最高領袖保持著某種敬重。
在張學良看來，西安事變的目的是為了喚醒蔣介石，促使他改弦更張，聯共抗日。
既然蔣介石已經口頭答應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就應該相信他的人格擔保，給他一個體面的臺階下，讓他能夠繼續擔任全國抗日的領袖。
楊虎城的出身和經歷與張學良截然不同。
他出生于貧苦農民家庭，從小就飽嘗了生活的艱辛。
從綠林游俠起家的楊虎城，對社會的復雜性和人性的險惡有著更深刻的認識。
經過多年的軍閥混戰和現實歷練，楊虎城形成了更加現實和謹慎的性格。
楊虎城對蔣介石的本性有著清醒的認識。
早在1930年，楊虎城就與蔣介石有過多次接觸和較量，深知此人言而無信、反復無常的特點。
他多次向張學良表示，蔣介石一貫對人缺乏誠意，說話不算數，萬萬不可對他抱有過多的幻想。
1936年12月13日深夜，楊虎城召集第十七路軍部分將領在新城大樓商議如何處理蔣介石。
會議剛開始，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一部分激進的軍官認為蔣介石頑固不化，積習難改，無法真正實現抗日主張，應當采取更加果斷的措施，以絕后患；另一部分相對溫和的軍官認為，在保證蔣介石確實放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前提下，可以考慮釋放他。
面對部下們的不同意見，楊虎城表現得十分冷靜。
他分析了當時的復雜形勢：國際上，日本正在積極準備全面侵華，蘇聯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曖昧，英美等國希望維持現狀；國內方面，南京政府內部派系復雜，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正在積極準備武力討伐，而以宋氏兄妹為代表的親英美派則主張和平解決。
經過深入分析，楊虎城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即使最終要釋放蔣介石，也必須讓他簽署正式的書面協議，明確承諾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具體條款，而不能僅憑口頭的所謂人格擔保。
他深知蔣介石的為人，擔心一旦蔣介石脫離西安，回到南京后必然會翻臉不認人，對西安事變進行殘酷的報復。
但張學良并沒有完全采納楊虎城的建議。
在張學良的觀念中，蔣介石畢竟是國家的最高領袖，既然已經口頭答應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要求，作為下級應該給領袖一個體面下臺的機會。
他認為過分逼迫蔣介石簽署書面協議，可能會激發其逆反心理，反而不利于問題的解決。
這種分歧的背后，實際上反映了兩人在性格、出身、經歷等方面的差異，也預示了他們在西安事變后續處理中將要面臨的不同選擇和命運。
【三】1936年12月的緊張談判與各方博弈
西安事變發生后，國內外各方面都對這一突發事件做出了不同的反應，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局面。
在國際方面，日本方面支持南京政府討伐張、楊，企圖通過挑動和擴大中國內戰，進一步實現滅亡中國的野心。
1936年12月17日，日本外相發表聲明：絕對不能與張學良妥協，否則，日本政府將不能坐視，南京政府進攻西安，日本愿予軍事援助。
英國和美國為了維護其在華利益，主張和平解決，營救蔣介石。
英國《字林西報》表示，只要南京政府能夠充分保持其最高權力，不妨在方面與共產黨采取某種聯合的形式，以對付親日派。
蘇聯方面的態度比較復雜。雖然蘇聯支持中國抗日，但對西安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
《真理報》和《消息報》發表社論和評論，希望此事早日得到和平解決，但卻指責張學良、楊虎城與親日派有密切關系，是日本在中國的新陰謀。
在國內方面，南京政府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后反應激烈。
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長，宣布罷免張學良的職務。
以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的親英美派，極力主張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營救蔣介石。
但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則極力主張討伐張、楊，轟炸西安。
1936年12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軍政部長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調集大軍從河南沿隴海線向西安方向進發，又派飛機轟炸西安臨近地區的三原、渭南和赤水車站等地，數百居民死傷。
國民黨二十余萬軍隊進駐潼關至華陰一帶，戰事一觸即發。
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了高度的智慧和遠見。
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擴大會議，經過認真討論，決定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親日派挑起更大規模內戰的陰謀，促成國共合作，團結抗日。
1936年12月17日，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乘張學良的專機飛抵西安。
當晚，周恩來就與張學良進行了長時間的商談，一直談到深夜。
張學良詳細介紹了西安事變的經過，并談了自己對處置蔣介石的意見：只要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應該釋放他，并擁護他做全國抗日的領袖。
周恩來仔細分析了對蔣介石采取不同處置方式可能導致的不同后果。
他指出，如果能夠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避免被日本滅亡的危險，爭取一個比較好的前途；但如果殺掉蔣介石，不僅不能停止內戰，還會給日本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有利條件，使中國的前途變得更加危險。
1936年12月18日上午，周恩來與楊虎城進行了會談。
楊虎城表達了自己的擔心，他認為蔣介石這個人歷來言而無信，一旦回到南京，很可能會對西安事變進行報復。
周恩來耐心地進行了解釋和說服工作，楊虎城最后表示：共產黨置歷史深仇于不顧，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這種精神令人欽佩。我原本是追隨張副司令的，現在更愿意傾聽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既然張副司令與中共意見一致，我當然樂于接受。
1936年12月22日，在各方努力下，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乘飛機到西安進行談判。
宋氏兄妹的到來，標志著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1936年12月23日上午，正式談判開始，地點選在張學良公館中樓二層。
西安方面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三人出席，南京方面由宋子文、宋美齡代表。
談判一開始，先由周恩來發言，系統闡述了中共和紅軍的六項主張：一、停止內戰，南京方面撤軍至潼關以東；二、改組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釋放犯，保障民主權利；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允許中共公開活動；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六、與同情抗日的國家合作。
張學良、楊虎城表示完全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并主張以此作為談判的基礎。宋子文表示個人同意這些主張，答應轉達給蔣介石。
經過兩天的艱苦談判，各方最終達成了改組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等承諾。
1936年12月24日晚，周恩來親自會見蔣介石，蔣介石當面向周恩來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談判過程中，楊虎城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謹慎態度。
他多次提出，蔣介石的這些承諾必須形成具體的書面協議，不能僅憑口頭保證。
而且他堅持認為，在沒有可靠保證的情況下，張學良絕不應該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這樣做風險太大，很可能會中了蔣介石的圈套。
然而，此時的張學良已經下定了決心。
他在1936年12月24日下午的設計委員會會議上透露，蔣介石很快就要離開西安，他還要親自送蔣介石到南京。
當有人詢問紅軍和楊虎城的意見如何時，張學良回答說：紅軍的態度比我們還溫和，楊虎城雖然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他是顧大體的人，最終會理解和支持的。
楊虎城得知張學良的這個決定后，立即表示了強烈的反對。
他認為蔣介石此人向來奸詐狡猾，言而無信，一旦回到南京，手握重兵，必然會反悔翻臉。
更重要的是，張學良如果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去，很可能會被扣押，到那時東北軍群龍無首，整個西北的抗日聯盟將面臨瓦解的危險。
但張學良沒有聽取楊虎城的這些勸告。
在他看來，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既可以表示對蔣介石的尊重，讓其保持威信和尊嚴，也可以向全國人民顯示西安事變的誠意，有利于今后的團結合作抗日。
他堅信蔣介石既然已經當面承諾，就不會背信棄義。
【四】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的決定性選擇與后果
1936年12月25日上午，西安的天空陰云密布，仿佛預示著即將發生的變故。
這是西安事變后最關鍵的一天，所有人的命運都將在這一天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一大早，楊虎城就來到張學良的住所，做最后一次努力，試圖說服張學良改變主意。
他神情嚴肅地對張學良說：漢卿，蔣介石這個人你真的不能完全相信。他歷來說話不算數，萬一他回到南京后反悔，對我們進行報復怎么辦。更重要的是，你如果親自送他回去，很可能會被他扣押。到時候東北軍群龍無首，我們的抗日大業就會前功盡棄。
張學良卻執意要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
他對楊虎城說：虎城兄，我已經考慮得很清楚了。蔣委員長既然已經當面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我們就應該相信他。我親自送他回去，既可以保證他的安全，也可以讓他保持威信和尊嚴，好見人，好辦事。只要蔣委員長同意了我們的抗日主張，我就應該送他回南京去。
上午時分，張學良召集東北軍的主要將領開會，正式宣布了自己的決定。
他說：我已經決定親自護送委員長回南京。萬一在我離開期間發生什么意外情況，請大家聽從楊虎城將軍和于學忠將軍的指揮。
當天上午，高崇民再次勸說張學良不要急于釋放蔣介石，并特別提醒他：這是三方面的事情，不能由我們東北軍一家決定，應該與楊虎城將軍和中共方面充分協商。
張學良回答說：周恩來先生的態度比我還要溫和，他是同意釋放蔣委員長的。只有楊虎城還有些猶豫不決，我會去說服他的。
臨近中午時分，張學良最后一次與楊虎城進行了面談。
楊虎城再次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他說：漢卿，我不是反對釋放蔣介石，但我們必須要有具體的保證措施。至少應該讓他在書面協議上簽字畫押，這樣即使他將來想反悔，也會有所顧忌。你千萬不要親自送他回南京，這樣做太危險了。
張學良搖搖頭說：虎城兄，你太多慮了。蔣委員長已經當面向我們保證，會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我相信他不會食言的。我親自送他回去，正是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讓全國人民看到我們西安事變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抗日救國，不是為了個人私利。
下午3點左右，各方人員開始在機場集合。
蔣介石換上了整齊的軍裝，神情顯得輕松了許多。宋美齡、宋子文也都做好了啟程的準備。
臨上飛機前，蔣介石對張學良、楊虎城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也須承認。
接著，蔣介石再次重復了他的承諾。
張學良聽后回答說：只要委員長同意了我們的主張，我就送您回南京去。
就在即將登機的時候，張學良將一紙手令鄭重地交給了楊虎城。
楊虎城接過手令，心情復雜地看著張學良，似乎想再說些什么，但張學良已經轉身走向飛機。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時整，伴著轟鳴的馬達聲，張學良陪同蔣介石離開西安機場，飛機逐漸升空，消失在西安的天際線中。
這標志著蔣介石14天囚禁生涯的結束，也標志著西安事變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飛機升空后，楊虎城懷著復雜的心情打開了張學良留給他的手令。
只見上面用紅色鉛筆寫著：弟離陜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城、孝侯指揮。此致，何、王、繆、董各軍、各師長。張學良，廿五日。以楊虎城代理余之職，即日。
看著手令上熟悉的筆跡，楊虎城心中五味雜陳。
作為一位久經沙場的將軍，他的理智告訴他，張學良的這個決定很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但事已至此，他只能承擔起張學良留給他的重任，盡力維護西北的抗日大局。
果然不出楊虎城所料，張學良陪同蔣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當天下午抵達洛陽，1936年12月26日上午到達南京。
蔣介石一回到南京，立刻背信棄義，將張學良扣押起來。
這一扣就是半個多世紀，直到1990年張學良才恢復完全自由。
失去了張學良這個核心人物，東北軍很快陷入了分化瓦解的境地。
1937年2月2日，東北軍內部發生了嚴重的沖突事件，少壯派軍官孫銘九、苗劍秋等人殺害了主張和談的王以哲軍長，東北軍從此一蹶不振，最終被迫接受改編，分散到全國各地。
而楊虎城作為西安事變的另一位主要領導人，也即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和悲慘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