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梁漱溟日記》、《梁漱溟全集》、《梁漱溟問答錄》及相關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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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的中國，正處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
這一年，有兩個嬰兒先后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呱呱墜地——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在北京一個官宦之家；僅僅一個月后的11月19日，周恩來出生在江蘇淮安。
這兩個孩子，一個成長在京城的書香門第，從小接受儒學熏陶；一個在江南水鄉長大，后來走上了革命道路。
按理說，這樣兩個人，本該是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很難有交集。
可歷史偏偏讓他們相遇了，而且這一相遇，就是數十年的交往。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素以"硬骨頭"著稱的梁漱溟——那個敢在1953年9月當眾與毛主席爭論、要求對方給他"雅量"的倔強文人，那個被馮友蘭稱為"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的儒學大師，竟然在晚年時，給周恩來寫下了一段讓后世震驚的評價。
這段評價，字數不多，分量卻重如千鈞。
它不僅道出了周恩來的為人，更揭示了一個理想政治家應該具備的品質。
可惜的是，這段評價長期以來鮮為人知，直到梁漱溟的日記和文集被整理出版，世人才得以一窺全貌。
梁漱溟到底寫了什么？
一個從不輕易贊揚他人、連主席都敢批評的大儒，為何會對周恩來如此推崇？
這背后，又隱藏著怎樣不為人知的交往經歷？
要理解這段評價的分量，得先從梁漱溟這個人說起。
因為只有了解了評價者的為人和標準，才能明白他的評價有多么不同尋常。
【一】梁漱溟其人：一個不肯低頭的靈魂
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在北京。
原名梁煥鼎，字壽銘，后以"漱溟"行世。
他的父親梁巨川，在清朝光緒年間曾任內閣中書，屬于中級官員。
可梁漱溟從小就跟別的官宦子弟不一樣——他不愛功名，卻愛思考。
1906年，13歲的梁漱溟考入順天中學堂。
那時的中國，正處在劇烈的變革之中。
西學東漸，新舊思想激烈碰撞。
少年梁漱溟開始大量閱讀各種書籍，從中國傳統經典到西方哲學著作，無所不讀。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
18歲的梁漱溟加入了同盟會京津支部，投身革命洪流。
可是沒多久，他就發現自己并不適合搞政治。
他想要的，是從根本上思考中國的出路問題。
1916年，23歲的梁漱溟在《東方雜志》上連載《究元決疑論》，探討佛學問題。
文章一出，震動學界。
第二年，北大校長蔡元培看到了這篇文章，當即決定聘請梁漱溟到北大任教。
這一年，梁漱溟24歲，只有中學學歷。
可蔡元培不在乎這些，他看重的是梁漱溟的學識和思想。
就這樣，梁漱溟成了北大哲學系的講師，開始給學生講授印度哲學。
在北大任教期間，梁漱溟寫出了他的代表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這本書在192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立刻引起巨大反響。
梁漱溟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西方文化走的是"向前要求"的路，中國文化走的是"調和持中"的路，印度文化走的是"轉身向后"的路。
三種文化各有特點，中國文化在未來將大有可為。
這個觀點，在當時"全盤西化"的思潮中顯得格格不入。
很多人批評他保守，批評他守舊。
可梁漱溟不在乎。
他認為自己說的是真話，是經過深思熟慮得出的結論。
別人愛信不信，他不強求。
1924年，梁漱溟辭去北大教職，決定到實踐中去檢驗自己的理論。
他先是到廣東，后來到河南，最后到山東，開始了他的鄉村建設實驗。
1931年，在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的支持下，梁漱溟和梁仲華等人在鄒平縣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
這個研究院不僅是學術機構，更是實驗基地。
梁漱溟想通過改造鄉村，來探索中國社會改革的道路。
在鄒平的那些年，梁漱溟全身心投入鄉村建設。
他和農民一起生活，了解他們的疾苦，思考如何改善他們的處境。
這段經歷，讓梁漱溟對中國農村有了深刻的認識，也為他后來的思想奠定了基礎。
就在梁漱溟埋頭搞鄉村建設的時候，中國的局勢越來越嚴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
梁漱溟不得不中斷鄒平實驗，投身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
這一年，梁漱溟44歲。
他被聘為國防最高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
那是1937年8月，地點在國防最高參議會的一次會議上。
【二】初識周恩來：1937年的那次會面
1937年8月，正值盛夏。
抗戰全面爆發不久，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同抗日。
周恩來作為共產黨的代表，頻繁出現在各種會議場合。
在國防最高參議會的一次會議上，梁漱溟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
那時的周恩來39歲，正值盛年。
他穿著整潔的中山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說話條理清晰，待人接物溫文爾雅。
梁漱溟靜靜地觀察著這個人。
作為一個敏銳的觀察者，梁漱溟總是能從細節中看出一個人的本質。
他注意到，周恩來在會上發言時，從不慷慨激昂、聲嘶力竭，總是平靜地陳述觀點，用事實和邏輯說服人。
即便遇到反對意見，也不急于辯駁，而是先認真傾聽，再從容回應。
這種風度，讓梁漱溟暗暗點頭。
在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能保持如此冷靜理性的人并不多見。
會議結束后，梁漱溟主動走到周恩來面前，兩人簡單交談了幾句。
周恩來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工作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問了好幾個很專業的問題。
梁漱溟發現，這個人不是隨口問問，而是真的了解農村問題，而且思考得很深。
這次短暫的交談，給梁漱溟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開始對這個共產黨人產生了興趣。
1938年1月，梁漱溟做了一個決定——訪問延安。
他想親眼看看共產黨控制的地方是什么樣子，想當面聽聽偉人和周恩來對中國問題的看法。
這次延安之行，改變了梁漱溟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他見到了偉人，兩人徹夜長談，從哲學談到政治，從歷史談到現實。
偉人的學識和氣度，讓梁漱溟大為欽佩。
在延安期間，梁漱溟也多次見到周恩來。
有一次，梁漱溟向周恩來請教關于統一戰線的問題。
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和看法。
周恩來聽得很認真，時不時點頭，時不時記錄。
等梁漱溟說完，周恩來沉思片刻，然后系統地闡述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考慮。
讓梁漱溟驚訝的是，周恩來不僅完全理解了他的疑問，還觸及到了他沒有想到的層面。
有些問題，梁漱溟只是隱約感覺到，還沒有完全想清楚，周恩來已經點破了關鍵所在。
這種默契，讓梁漱溟感到一種相見恨晚的驚喜。
他突然意識到，這個比自己小五歲的人，在某些方面的洞察力竟然如此敏銳。
從延安回來后，梁漱溟對共產黨、對偉人、對周恩來，都有了全新的認識。
他開始相信，這些人是真心想要改變中國的命運的。
【三】抗戰歲月：在風雨中的交往
1939年2月1日，梁漱溟接受了蔣介石的委任，擔任軍事委員會特派員，到冀魯豫游擊區巡視。
這次巡視，讓他親眼看到了國共兩黨在抗日中的不同表現。
在游擊區，梁漱溟看到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的實際情況。
雖然物質條件艱苦，但人們的精神面貌很好，干部和群眾的關系也很融洽。
回到重慶后，梁漱溟對周恩來談起了這些見聞。
周恩來聽后，并沒有趁機宣傳共產黨的政策，而是客觀地分析了根據地建設中的一些問題和困難。
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再次讓梁漱溟印象深刻。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國共關系急劇惡化。
作為中間派人士，梁漱溟和黃炎培、左舜生、章乃器、張君勱等人商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試圖在國共之間起到調和作用。
梁漱溟擔任中常委兼秘書長，還到香港創辦了機關報《光明報》。
在《光明報》上，梁漱溟發表了《我努力的是什么》等文章，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
他認為,中國要實現民主建國，需要各方力量的合作，不能搞黨派之爭。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
在中共南方局及廖承志等人的幫助下，梁漱溟經過澳門、臺山、柳州等地，輾轉回到桂林。
這段經歷，讓他對共產黨又多了一份感激。
抗戰后期，梁漱溟主要在桂林和重慶活動。
他繼續從事鄉村建設研究，同時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
這期間，他和周恩來保持著聯系，時常見面交流。
梁漱溟注意到，無論局勢如何變化，周恩來始終保持著冷靜和理性。
在重慶那個復雜的政治環境中，周恩來要應對國民黨的刁難，要維護共產黨的利益，要團結中間力量，要處理各種突發事件。
可無論多么忙碌、多么復雜，周恩來總是從容不迫，有條不紊。
有一次，梁漱溟問周恩來："你每天這么忙，怎么還能保持這樣的精神狀態？"
周恩來笑著說："習慣了。而且，我覺得這些工作都很有意義，再累也值得。"
這句話，讓梁漱溟沉思良久。
他突然明白了，一個人如果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就不會覺得累。
周恩來的意義，就是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服務。
1945年8月，抗戰勝利。
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梁漱溟滿懷希望，認為和平建國的時代終于到來了。
他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希望能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1946年1月，舊政協會議在重慶召開。
梁漱溟作為民盟的九位代表之一參加了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他和周恩來有了更多的接觸。
會議期間，雙方就很多問題交換了意見。
梁漱溟發現，周恩來對中國未來的設想，和他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都希望建立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
可是好景不長。
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
國共和談陷入僵局。
作為民盟秘書長，梁漱溟焦急萬分，四處奔走，希望能促成和談。
1946年7月，李公樸、聞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梁漱溟聞訊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我在這里等著他！"
他冒著被暗殺的危險，代表民盟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最終將國民黨暗殺民主人士的罪行昭示天下。
這期間，梁漱溟和周恩來的聯系更加頻繁。
他們都希望能夠制止內戰，實現和平。
可現實卻一次次讓他們失望。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從南京趕到上海，專門去見周恩來，勸他回南京繼續和談。
周恩來沉默良久，最后答應了。
梁漱溟心里稍感安慰，覺得和平還有一線希望。
10月11日夜，梁漱溟踏上返回南京的火車。
第二天清晨，當他在南京下車時，看到報紙上刊登的消息——國民黨軍隊已經攻占張家口。
梁漱溟望著報紙，對記者長嘆一聲："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這句話，后來成為了名言。
但說出這句話的梁漱溟，心里充滿了悲涼和無奈。
他知道，內戰已經不可避免，中國又要陷入血與火之中。
1947年，梁漱溟退出了民盟，也基本退出了政治活動。
他把勉仁國學專科學校改為勉仁文學院，專心從事文化研究工作。
在這段時間里，他完成了《中國文化要義》這部重要著作。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
偉人和周恩來聯名邀請梁漱溟到北京。
梁漱溟接到邀請后，欣然應允。
他覺得，新的時代真的要來了。
【四】建國初期：一段特殊的交往
1950年1月，梁漱溟應邀從重慶來到北京。
這時的北京，正處在新舊交替的歷史時刻。
古老的都城煥發出新的生機，到處都是建設的熱潮。
3月10日，偉人和周恩來從莫斯科訪問歸來。
中央統戰部特意把梁漱溟安排在火車站迎接隊伍的顯要位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第一位。
當火車徐徐進站，偉人走下車廂，在見過幾位中央領導人后，敏銳的目光很快發現了人群中的梁漱溟。
偉人大步走來，緊緊握住梁漱溟的手："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們又見面了！您身體可好？家眷都來了嗎？改日來我家做客，長談，再來一個通宵也成！"
第二天晚上，中央舉行盛大宴會，慶祝中蘇會談成功。
梁漱溟也應邀出席。
席間，偉人特意走到梁漱溟身邊，再次邀請他："明天請您到中南海我家里，我們好好敘一敘。"
在那段時間里，梁漱溟頻繁地出入中南海，與偉人和周恩來都有很多交談。
他們討論中國的未來，討論鄉村建設，討論文化教育，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
1950年9月14日，梁漱溟從外地回到北京。
9月16日晚上，他在懷仁堂劇場看《梁山伯與祝英臺》時，遇到了周恩來。
周恩來聽梁漱溟匯報了在東北的見聞后，對他說："你建議設立中國文化研究所的事可以寫來一具體組織方案連同經費預算交給我；我在政務院會議上提出來通過后就可進行。"
梁漱溟回家后，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認真起草了方案。
可沒想到，9月23日夜，當他把方案拿給偉人看時，偉人卻皺眉說："不必忙吧！"
梁漱溟這才意識到，周恩來也許并沒有完全領會偉人的意思。
這件小事，讓梁漱溟對兩人之間的關系有了更深的觀察。
他發現，周恩來雖然能力超強，但在某些時候，對偉人的想法確實需要反復揣摩。
不過這絲毫不影響兩人的配合。
相反，正是因為周恩來的這種謹慎和尊重，才讓這對搭檔能夠長期合作。
1952年到1953年初，梁漱溟多次應邀到中南海與偉人長談。
這些談話，內容廣泛，涉及哲學、歷史、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
梁漱溟發現，偉人對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很感興趣，經常詢問鄒平實驗的具體情況。
在這些交談中，周恩來有時也會在場。
梁漱溟注意到，周恩來在偉人面前，總是保持著恰當的姿態——既不唯唯諾諾，也不自以為是；既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也能虛心聽取意見。
這種分寸感，很難拿捏，但周恩來做得恰到好處。
可就在這樣看似和諧的氛圍中，一場風波悄然醞釀。
1953年9月，一次會議改變了梁漱溟與偉人的關系，也讓梁漱溟對周恩來有了全新的認識。
1953年9月8日，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
周恩來作了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
9月9日上午，分別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
下午，召開大會，各小組匯報討論情況。
會議結束時，周恩來專門走到梁漱溟面前，和藹地說："梁先生，明天的大會請你也說一說，好不好？"
梁漱溟想都沒想就答應了："好！我明天上大會發言。"
回到家后，梁漱溟認真準備了發言稿。
他想，既然領導讓我發言，那我就應該說一些對建設有幫助的話。
于是，他根據自己多年在農村的觀察和思考，準備談談農民問題。
9月10日，大會發言非常踴躍，梁漱溟沒能安排上。
中間休息時，他寫了張條子給周恩來，說在北京的人講話機會多，請盡可能先讓外地人發言，自己準備的發言可改為書面提出。
周恩來回復他說，不必考慮時間問題，會期可以延長，明天可以在大會上發言。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終于在大會上作了發言。
他重點談了農民問題，說希望政府在建設中不要忽略農民這個最大的群體。
他還用了一個比喻——工人在九天，農民在九地，形容城鄉差距。
這個比喻，后來成了導火索。
9月12日，偉人在會上發表了即席講話，對梁漱溟的觀點提出了嚴厲批評。
9月17日，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第一次點了梁漱溟的名，聯系歷史上的一些事實，對他進行了批評。
梁漱溟感到莫大的委屈。
他認為自己是好心提建議，怎么就成了反對總路線？
他決定為自己辯護。
9月18日，他上臺發言，要求偉人給他"雅量"，給他充分的發言時間。
這話一出，會場立刻炸了鍋。
"梁漱溟滾下臺！"的喊聲此起彼伏。
最后，在現場二百多人的公開舉手表決下，梁漱溟被當眾轟下了臺。
這場風波，讓梁漱溟與偉人的關系跌入冰點。
從此之后，梁漱溟再也沒有見過偉人。
可就在那三天最緊張的時刻，周恩來悄然做了一件事。
而正是在這場風暴過后，當梁漱溟回到家中，在深夜的書房里反復回想這些年與周恩來的交往時，他提起筆，寫下了一段評價——那兩個字，是他此生從未用在任何人身上的，當后人翻開那本文集看到這個評價時，才真正明白這位剛直不阿的儒學大師內心經歷了怎樣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