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的杠桿

本文系基于公開資料撰寫，僅作為信息交流之用，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帕爾默·拉奇（Palmer Luckey）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當潮流降臨時，一切已為時已晚。”（current year is too late for current things.）

2017年，因在2016年大選中公開支持特朗普而被臉書解雇的帕爾默·拉奇，與彼得·蒂爾（Peter Thiel）旗下創始人基金的合伙人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共同創立軍工科技公司Anduril。

當時媒體將他描繪成被硅谷拋棄的落魄者，竟妄想涉足“不合時宜”的軍工領域。彼時主流思潮崇尚和平與人道，硅谷公司多刻意與國防部保持距離，以維護反戰形象。在時代浪潮眼中，特朗普與帕爾默之流不過是不值一提的插曲。

然而世界驟然轉向。俄烏戰爭的爆發擊碎了硅谷對持久和平的幻想。能快速提供無人機與可回收巡航導彈等裝備的Anduril，如今估值已達305億美元，成為美國最炙手可熱的軍事工業復合體之一，帕爾默也重歸硅谷寵兒之列。

戰場上，盡管西方為烏克蘭提供了近乎無上限的資金，卻在火炮與無人機產能上捉襟見肘。真正有力的支援遲遲難至——而武器對比，往往決定戰爭走向。

帕爾默·拉奇指出：“國防安全一夜之間成了硅谷熱詞，可當槍口抵住額頭，一切為時已晚。人們只能在個人主頁插上藍黃旗幟以示聲援，但武器快速制造能力的缺口，無法僅憑金錢填補。”

當真正的挑戰來臨，一切均已太遲。

01

是什么決定了真正的國力？

在邁克·羅（Mike Rowe）的播客中，帕爾默提出另一個問題：“為何曾掌控加勒比海、紐約、好望角與地中海貿易的海上霸主荷蘭，今日已無足輕重？”

荷蘭仍擁有頂尖造船技術，人均產出位居世界前列——問題不在技術，亦不在經濟。

答案在于其鄰國：英國海軍、西班牙海軍、法國海軍、美國海軍，體量更大、增長更快。即便增速相同，荷蘭的微小體量也注定使其在海權格局中邊緣化。

地緣博弈中，體量至關重要。當對手與你的體量比為100:1，你的意見便常被忽視——即便人均產出高出五六倍，也難以彌補總量差距。

帕爾默指出，如今Anduril的高效研發與生產模式，每年可為美國節省數百億美元國防開支，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制造武器。

有人或許認為國防如此重要，成本并非關鍵。此觀點忽視了一個根本事實：財富代表勞動者的總投入時間。將資源傾注于某一方向，即意味著其他方向被迫削減。

同樣的勞動者、工廠與工時，構成生產流程的瓶頸。即便某一刻擁有無限預算——譬如十萬億美元軍費——真正的限制仍在于能源、關鍵礦產、熟練工人，以及早應建成的廠房與設備。

生產力，而非財富，才是戰爭能力乃至國力的根本。

俄烏戰爭清晰揭示：盡管烏克蘭獲得遠超俄羅斯的資金支持，歐美在炮彈、坦克、無人機等方面的產能卻極其有限。更重要的是，俄羅斯的兵源儲備遠高于烏克蘭。

事實表明，在這類傳統消耗戰中，火炮與坦克規模、無人機數量、步兵人數具有決定性意義。即便北約擁有數十倍于俄羅斯的財富，烏克蘭仍因火炮不足、兵員匱乏而難以取勝。隨著消耗持續，時間正站在規模與數量一邊。

02

地緣政治的漫長棋局：東亞凋零之花

帕爾默以韓國為例：

如今韓國總和生育率為0.67，而人口替代生育率為2.1。這意味著每過一代（約30年），其人口將縮減至上一代的三分之一。

目前韓國適齡應征男性與北方對手之比約為2:1（600萬對300萬）。

但25年后，韓國適齡男性將迅速萎縮，雙方進入1:1均勢（各約300萬）。

至2070年——即兩代人之后，許多人一生可見——北方對手將形成2:1的壓倒性優勢。

到2100年本世紀末，僅三代人之隔，這一比例將接近4:1。

適齡服役男性不僅是兵源基礎，也代表生產力：創業、經營制造業、維持經濟活力的，正是同一群體。

對北方鄰居而言，只需再等四代，其適齡男性人數將達韓國的16至20倍。

這一切并不遙遠。對北方對手而言，最佳策略是維持高火炮產量與青年人口基數，靜待兩至三代。屆時韓國將重蹈今日烏克蘭困境：既無足夠兵員，也缺乏自主軍工能力。

而50年后，美國民眾對韓國的態度，很可能趨近今日對烏克蘭的觀感：美國真會為一個遠隔重洋、青年男性不足百萬的城邦（屆時恐已難稱“韓國”），承擔世界大戰的風險嗎？恐怕很難。

如今在美國年輕一代中，已難尋數百萬愿意遠赴歐洲、重現諾曼底登陸那般犧牲意愿的人。越南戰爭消耗了大量政治資本，二十年反恐戰爭又耗盡了余下的部分。東歐的烏克蘭對美國已屬遙遠，更何況50年后人口規模無法自保的韓國。

事實上，兩代人之后，韓國經濟可能依然富裕，人均生產力依然領先，首爾或許仍是繁華都市。但極低的人口數量，將使韓國與美國的經濟紐帶日益稀薄。

如今韓美之間仍有諸多經濟聯系，尤其這波AI浪潮中，三星海力士最先卡位的存儲賽道如日中天，韓國在美國的環太平洋戰略中尚有重要地位。然而地緣政治上，50年后人口稀少的韓國將變得無足輕重，很可能不再值得保護乃至被徹底放棄。

一個富有的城邦在地緣政治中無關緊要。無論擁有多少財富，在巨大的實力差距面前，它都沒有談判籌碼。

03

少子文化的詛咒：生育率一旦逆轉，便難再回頭

帕爾默·拉奇的投資人、特朗普在硅谷最早的支持者彼得·蒂爾，在2024年喬·羅根的播客中對少子化文化的塑造力有過明確論述：

盡管韓國保持當前生育率數代后便將面臨生存危機，但如此嚴峻問題，韓國精英卻往往諱莫如深。

2022年訪韓時，蒂爾曾向一位財團首席執行官問及生育率問題。對方轉向他說：“您說得對，這絕對是一場災難。”隨后便認為話題已結束，可以轉向下一議題。

蒂爾意識到，像生育率這般重大的問題，解決固然艱難，但第一步必須是公開討論。如果連討論都無法進行，便永遠無法解決。討論永遠是解決問題的開端。

在蒂爾看來，拒絕討論的根源來自一種群體性壓力：

美國全部50個州的生育率皆低于替代水平，就連摩門教主導的猶他州，女性平均生育數也已低于兩人。伊朗、意大利、韓國——社會類型截然不同，卻同樣低于替代生育率。宗教、經濟條件，似乎都非決定因素。除以色列這一特例外，低生育已成跨文明現象。

蒂爾提出一個簡潔且自循環的理論：人們在他人生育時跟隨生育，在他人不生育時選擇不生。

“如果你是一位27歲的以色列女性，你最好結婚生子，以跟上身邊朋友的步伐；否則你就像個脫離社會的異類。”

“但如果你在韓國，30歲時周圍無人結婚生子，你很可能也不會。”

少子化將深刻重構政治格局，最終形成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結構：

當老人遠多于年輕人，選票會流向老年人福利，還是年輕人未來？資源會用于孫輩的教育，還是祖輩的醫療？

一旦人口結構倒轉，政治便隨之深刻變化：有孩家庭經濟負擔日益加重，而無孩老人則通過選票為自己爭取更多福利。此趨勢一旦形成，便極難逆轉。

少子文化下，韓國一處禁止小孩入內的標志

主流人口預測常認為生育率將在某一階段自然回升，人口減少終會停止。

但蒂爾引用一位日本人口學家的論文指出：一旦人口金字塔倒轉，便可能永不回正。因為整個政治結構已然改變，生育的動力隨之消散。我們應將低生育率視為常態——若平均每名婦女僅生一孩，2的33次方為8億，以每代30年計，30年×33代=990年后，地球將只剩一人。

一人無法存活。

1968年，保羅·埃利希寫下《人口爆炸》，預言人口將指數增長。理論上，人口翻倍時可呈指數增長；但當人口衰減時，同樣呈指數衰減。

理論上存在某種平衡：每對夫妻生育兩個孩子，人口完全穩定。但現實證明，這種穩態極難校準——人類社會往往在指數增長與指數衰減間搖擺，卻難停留在恰好替代的平衡點上。

04

生育率即地緣政治：中美的百年棋局的最底層邏輯

長期的地緣影響力 = 生產力 × 人口基數 × 時間。這一等式在歷史中反復驗證，也正悄然定義著21世紀最核心的競爭——中美之間的百年棋局。

技術的代差可以被追趕，財富的積累可以被復制，但一代人的凋零，卻是不可逆的損失。

當前，美國總和生育率約為1.6，中國已降至1.0左右。這意味著，以每代30年計，若無移民，美國人口將在一代半后開始萎縮，而中國人口衰減的速度可能更快、幅度更深。

人口不僅是名冊上的數字，更是創新、生產與消費的主體。一個經濟體的活力，最終取決于有多少雙建造的手、多少顆思考的頭顱、多少個渴望改善生活的家庭。當年輕人口持續收縮，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社會的風險承受能力、國家的戰略韌性都將同步萎縮。

中美競爭的本質，是體系效率與規模可持續性的競爭。

對中國而言，龐大的人口存量仍是短期戰略籌碼，但若生育率長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結構的倒金字塔化將逐步侵蝕這一基礎。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勞動力人口預計將比峰值減少近四分之一，而65歲以上人口占比可能超過30%。屆時，資源分配將不可避免地傾向養老與醫療，擠壓國防與研發投入。

對美國，挑戰則在于如何將多元人口轉化為持續創新與制造業回流的動力。硅谷的顛覆式創新與華爾街的資本配置能力，仍需本土工程師、技工和士兵的規模支撐。若國內制造業空心化與政治極化持續，即便擁有移民流入，國家凝聚力與戰略專注度也可能被稀釋。

而對中美而言，這局棋最關鍵的落子，或許正藏在當前那些看似“私人”的決定中：一個社會是選擇將資源投向鼓勵家庭與養育的未來，還是沉溺于即時滿足與個體孤立；是敢于正視人口寒冬的嚴峻并艱難調整，還是沉浸在技術萬能的幻夢之中。

“當潮流降臨時，一切已為時已晚”。

潮流的轉向常在一夜之間，但應對潮流的能力，卻需數十年的積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