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尼克松訪華，賽珍珠請求隨團訪問，為何缺被中國婉拒了

1943年春天，華盛頓的一場募捐演講引人側目。站在聚光燈下的銀發女士開口便說：“中國不會倒下，因為那片土地上有堅韌的農民。”她叫賽珍珠，在二戰最艱困的歲月里，她替中國呼號募款，臺下美國聽眾大多第一次聽說，那段正淹沒在炮火中的東方大地，竟是她心里念念不忘的“家鄉”。

如果只看這段往事，一九七二年她提出要隨尼克松訪華，似乎再自然不過。她自四個月大便被傳教士父母帶到鎮江，前后生活了四十載，一口吳儂軟語比英語還流利。可當白宮工作組將名單遞交北京時，答復卻出人意料——“不宜同行”。人們疑惑，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長期為中國發聲的“老朋友”，為何會在關鍵時刻被擋在門外？

要弄清其中曲折，得把時間往回撥到上世紀二十年代。那時的賽珍珠，已在金陵大學任教，常與梅蘭芳、胡適談詩論藝，也結識了年輕的徐志摩。她寫下《大地》《兒子們》等小說，把關中旱災、江淮水患、佃戶輪作的艱辛一股腦兒搬進英文世界。這些作品讓西方第一次像翻開一本鄉土相冊般窺見中國，卻也激起國內不少文人的反感。魯迅直言她“想像中之中國太舊”，巴金則認為她把農民寫得“過于順民”。文學上的齟齬，慢慢發酵成政治觀點上的隔閡。

更麻煩的是，她在中國的身份標簽始終尷尬。她愛吃糯米雞，能背《詩經》，自認“骨子里有一半是中國血”，不過在很多革命者眼中，她首先是美國人的女兒，而且是傳教士的女兒。1927年南京風潮席卷而來，她躲在無窗小屋里發抖的那一夜，深刻意識到：“只因為我的金發藍眼，他們把我當成侵略者的一部分。”從那以后，她對“凡白必罪”的恐懼與悲憫相互交織。正是這段親歷，讓她堅信溝通遠比對抗更有力量。

二戰結束后，國共內戰方興未艾，賽珍珠因健康與家庭原因離華赴美。1949年新中國成立，她通過廣播向北京送去祝福，但很快就發現自己置身尷尬的夾縫。冷戰驟起，美國國內的紅色恐慌讓任何“親中”言論都被放大審視；而彼岸的中國，也對前清傳教士家庭出身、又長期活躍于美國上層的她抱有警惕。1951年朝鮮戰火爆發，兩國更是兵戎相見，往日的“鎮江女兒”不得不把歸鄉的念頭暫時壓在心底。

1966年“文化大革命”揭幕，境外情報、宗教滲透成為整治重點。賽珍珠早年在鎮江主持義學、在金陵大學講授英美文學的經歷，此刻被一些人視為“布道掩護”。再加上她的代表作《大地》曾被國民政府拿去宣揚“溫良恭儉”，在新的政治語境中難免被扣上“美化封建農民的落后苦難”的帽子。是非對錯暫且不論，至少可以肯定一點：北京方面不愿在中美破冰之旅中，讓任何可能引發意識形態爭議的名字進入聚光燈。

另一方面，尼克松此行原本就暗流洶涌。越戰未息、蘇美對峙升級，兩國的秘密談判幾經波折才定下基調。陪同人員名單必須刪繁就簡，務求穩妥。若讓一位曾與宋美齡唱和、又長期在美從事對華出版的作家隨行，萬一記者發問“您怎么看待新舊中國的更替？”再被聯想到她與蔣家舊交，局面立刻復雜。與其臨場尷尬，不如禮貌回絕，于是才有了那句委婉卻堅決的答復：“適逢時局微妙，訪問機會尚需緩議。”

賽珍珠得知后，并未怪罪。她在致友人信中寫道：“但愿有朝一日，我能重聞秦淮夜笛，看看那座城又添了幾多新橋。”字里行間，仍是不減的眷戀。那時的她已罹患腎疾，往返半個地球對一位七十六歲的老太太而言，本就是硬仗。若非身體欠安，她大概會像六十年前那樣，提著皮箱、穿過太平洋，去尋自己童年的桂花樹。

這里還得提到一個常被忽視的細節。1971年年底，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外界傳聞，正是這次表決中，美國代表團就中國文化形象做了大量背景工作，其中不乏引用賽珍珠作品里的“中國人民勤勞樸實”論述。對北京而言，這位作家的作品在國際輿論上或許可用，卻未必適合將本人請到現場——一種“遠觀而不宜近玩”的復雜心態，影響了最后的抉擇。

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國宴上，舉杯時專門提到“有多少美國人像賽珍珠那樣懂中國”，并未點出她無法到場的原因，這番含蓄的致敬倒也合乎外交分寸。據當時在場的美方記者回憶，會后尼克松輕聲對基辛格說：“她會失望嗎？”基辛格答：“中國人講究時機，日后或有更合適的機會。”短短一句，已道出雙方都不愿撕開的那層窗戶紙。

在佛蒙特州的晚年，賽珍珠仍堅持給北京寫信。她提出愿把自己收藏的明清瓷器捐給中國國家博物館；她還計劃再版《水滸傳》英文全譯本，署名想改成“賽殷佩爾·白璧”（Buck Pearl）。這些信函大多石沉大海，卻無損她的熱忱。1973年3月，她病逝前幾周，曾對看護輕聲叮囑：“如果有機會，我想再看看鎮江。”短短一句，把一個漂泊一生的靈魂定格。

置身大洋兩岸的膠著年代，賽珍珠的政治立場在華盛頓、在北京都顯得模糊。正因如此，當尼克松訪華代表團名單需要無可挑剔的“安全系數”時，八十歲的她成為最容易被劃去的那一行。健康堪憂、身份尷尬、作品爭議，與其說中國“婉拒”了她，不如說現實的潮水把她推至岸邊。

春去秋來，費城郊外的綠丘農莊靜悄悄。那塊只刻著“賽珍珠”三字的小篆碑石，不談政治，也不講歸屬，只提醒過客：有個曾經把家安在長江之畔的美國女子，畢生想做東西文化的橋，卻終究沒能走回橋的那一端。這段缺席，是冷戰年代留下的空白，也是個人情感與宏大歷史纏斗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