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學軍 | 科學與人文的爭論史及其啟示

科學與人文的爭論史及其啟示

黎學軍

（廣西藝術學院）

題記：科學與人文孰優孰劣的爭論由學界開始并綿延至大眾間，具體到各民族的爭論，內涵則各有不同。在西方爭論史部分，我們在C·P·斯諾論述的意義上使用科學和人文；在中國爭論史部分，我們是在“西學”與“儒學”的意義上指稱科學與人文。我國未走與西人一樣的自然科學之路，在我們的科學與人文的爭論中，既有與西人休戚與共的因素，也有“要不要儒學”和“怎樣弘揚儒學”的個性因素。科學和人文的爭論、還將延續下去，雖然可能永遠沒有結果，但這樣的爭論提升了人類的思維水平。

2018年10月25日，由三個非藝術專業的程序員創作的“藝術品”《愛德蒙·德·貝拉米肖像》在紐約佳士得拍賣行以5500美元起拍，最終以35萬美元落槌，成了世界上第一件成功拍出的人工智能藝術品。自人工智能征服了一個又一個原屬于人類的領域尤其是新近的藝術領域之后，綿延多年的科學與人文孰優孰劣的爭論烽煙再起。

所謂“爭論史”重在兩個字，“爭”和“史”，“爭”即一群人與另一群人試圖駁倒對方觀點同時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史”指的是爭的歷程及史家的評點。科學與機器一樣，有“物自體”與文化層面的兩種解釋，它可以從不言自明的技術范疇定義，也可以按照馬克思所說的它是“資本家賺取工人剩余價值的工具及其運行技術”來解釋，但要涵蓋人類社會21世紀最新的共有認知，我們必須將其主要理解為一種技術性的范疇。作為對立的另一方的“人文”是一種強調科學的過度興盛從而遮蔽了人類智識和心靈關懷的觀點及其實踐。

一、西人的爭論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洪流綿延了100年之后，英國的科學主義思潮似乎仍然沒有成型，此點與我國大眾普遍認同的彼時的歐洲科學主義已然盛行的觀點似乎不大一致。茲舉三例說明之。

1896年的一天，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詹姆斯·斯圖爾特教授惆悵地給《自然》雜志寫了一封信，信中反映了學生們不愛修習自然科學專業的情況，他寫道：“劍橋大學很少有自然科學專業的教授，因為想學習這些科學知識的學生實在太少了，以至于劍橋大學負擔不起專職教授的薪酬，甚至出現了同一個老師既上物理課又上農學課的事情。”同時期的利維·利昂感同身受，他也曾質疑英國人到底有多少人致力于科學技術的追求，有多少人足夠關心科學技術的發展，愿意為科學技術的推廣做出一些犧牲。在利維·利昂看來，英國人只準備享受科學技術帶來的好處卻并不準備為此付出多少努力。甚至一直到1900年，英國科學家還在懇求皇室能給予自然科學研究更多的資助，英國的諾曼·洛克耶爵士代表科學家寫信懇求皇室：“如果英國希望成功地與其他為工業霸權而斗爭的國家競爭，就有必要為科學工作提供更自由的規定。”這三則例子能從一個側面說明，彼時的自然科學文化并未在英國興盛起來，盡管在工農業上自然科學已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從實踐上升成一種文化顯然尚需時日。既然爭論的一方尚且幼稚，此時也就無所謂爭論了。

真正讓英國人感受到因缺乏自然科學指導的切膚之痛的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的先進武器及其先進的設計理念給協約國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國之“肌肉”必須依靠自然科學來支撐的理念開始深入人心，發展壯大自然科學諸學科也漸成了主流的社會共識，這種共識最后就形成了我們所說的科學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段時間里，科學主義成為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自然科學家們甚至傲慢到一度要在教育界排除人文學科。如利文斯通所說的“人們認為目前正在嘗試從普通教育中廢除古典文學，代之以科學研究”。當時有明顯的跡象表明，西方的人們有一種共同的意圖，那就是呼喚純自然科學，堅持科學研究，以科學的力量來壯大國家的硬實力。古典人文教育與現代需求顯然被認為已是不相容的了，科學思維及其學科建設成為了世界上所有知名大學的最高追求。當時有一篇研究報告就指出：“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科學，以拓展他們的精神視野，并讓這個國家具備工業進步的要素，這一點非常有說服力，已經說服了所有考慮過這個問題的人。現在需要做的是根據報告中提出的原則采取行動，如果戰爭的壓力沒有表明我們的政治統治者采取這種行動的必要性，那么國家災難將在為時已晚時采取這種行動。有人指出，沒有普遍和充分地認識到科學是公立學校所有男生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財政補貼的中學，科學工作的常規課程過于狹窄，忽視了具有人類利益和日常應用的偉大科學原則。需要更多訓練有素的科學工作者，為了保證他們的安全，必須慷慨地擴大獎學金制度，并大大增加國家對大學和技術教育的捐助。”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諸國重建，科學主義毫無疑義地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了首要位置，因為人們普遍認為資本不僅僅是由金銀、磚塊和灰泥、家具和設備，甚至是由鐵路、輪船和機器組成的——大多數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腐爛——現代世界的主要資本不是由勞動或物質的具體結構組成的，而是由科學知識組成的。

一個國家秀“肌肉”當然需要自然科學的支撐，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的對人類物質文明的毀滅性打擊，尤其是大量年輕士兵的陣亡也迫使有識之士對自然科學的誤用和濫用產生了隱憂。有歐美學者就提出了“科學是否是萬能的”這樣的問題，持這種觀點的學人指出：科學家們必須思考他們提議采納的學說將產生什么后果，它們將如何與自然法相協調？其中也有學人指出，社會遺產的中斷會使人類失去其長期運行的痕跡，科學界顯然忽略了這一事實。歐美學人的這些言論加上沿途所見所聞都極大地影響了當時游學歐洲的梁啟超還有同行的張君勱等人，梁啟超回國之后按照自己所見所聞表達了自己的想法，由此也掀起了我們自己的第一次科學與人文大討論，此點稍后再詳述。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伴隨著納粹德國對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大量投入，歐洲的科學技術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學生們對自然科學專業學習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科學主義壓倒性地逼迫著人文主義及其具體學科。哲學在歐洲介于科學與人文之間，即便是科學家也對自己的方法論來自亞里士多德深信不疑，他們認為“科學的歷史和哲學知識應該成為中學每一位科學教師的智力裝備的一部分”。

1945年8月，在日本炸響的兩顆原子彈使得一部分原本沉迷于科學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了，其中既有理工科專業的也有人文學科專業的。這是思想界一個有趣的現象：國弱思自然科學，大事件后思人文。

此間科學與人文討論的誘因是國家命令科學家去做某事，而此事可能涉及到公眾安全，科學家是否有拒絕的權利、是否有告知公眾可能面臨的危險的權利。換言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軍備競賽引爆了科學與人文的大討論。例如，1956年8月25日，卜羅諾姆斯基博士在奧斯特貝克的荷蘭英雄國際和平組織聯絡委員會年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科學家的困境”的演講，他認為，“科學家的重大責任是確保公眾充分了解科學問題，以便進行明智的投票，從而確保做出正確的政策決定；政府還有責任確保科學家有機會在這些問題上暢所欲言。”也有人贊同這樣的觀點，認為應該限制科學研究的邊界并明確監督它的機制。此時的科學主義的急速膨脹，也促使人們開始反思舊的人文主義是否還有用的問題，這部分人認為不是舊的人文主義已經過時，而是它已經變得無能，顯然，戰后呼喚新的人文主義——它必須能有效制衡急速膨脹的科學主義。

1956年10月6日，小說家兼物理學博士C·P·斯諾在《新政治家》周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兩種文化》的短文，隨后其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了關于該同一主題的系列文章，但沒有引起很大反響。真正引起人們關注的是他于1959年在劍橋大學發表了以此為題的著名演說，并最先提出了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相隔離的所謂“兩種文化”的概念。他指出，整個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正在日益分裂成兩個極端群體：文學知識分子、科學家。兩個群體之間有時（特別是年輕人之間）會產生敵意和厭惡，但最重要的是缺乏理解。四年之后，在其《兩種文化：二度回顧》一文中，斯諾也澄清，他所說的科學與人文對立之情，比較適合英國社會，而不是整個西方社會。斯諾認為，與主要的經濟競爭對手相比，英國文化傳統上是反科學、反對技術進步的。例如在美國，兩種文化的分離并非那么難以架通，縱使如此，他在當時也已注意到有某種所謂“第三文化”的興起。他說：“說有一種第三文化已然存在，或許仍言之過早。但是我現在確信這將來臨。當它來臨之時，某些溝通的困難將至少會被軟化。” 1964年大選獲勝后由哈羅德·威爾遜擔任總理，斯諾在新建的科技部工作。威爾遜曾大力表示，需要利用現代技術的“白熱化”來提高工業生產力，提高英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斯諾成為工黨政府在上議院的技術發言人。身兼技術官僚和文學家二職使得斯諾能夠更深層次地思考英國到底需要什么？斯諾的演講引發了西人學界的一場爭論。埃爾德里奇認為，“文學知識分子”被定性為了知識分子路德派，其中有些人的影響使奧斯威辛集中營更近了。他認為，正是科學革命和技術的結合使工業化成為可能，正是這一進程，才是窮人唯一的希望。但是，在電子、原子能和自動化領域正在發生的變革構成了一個持續的科學革命。所需要的是改變英國的教育制度，以提高科學素養和理解力。斯諾的言論一出在西方當時引起了所謂的“我們時代的大辯論”。其中也少不了謾罵和指責，其難受程度如作者自己所說的，他很快就開始“感到不舒服，就像魔法師的徒弟一樣”，因為“文章、推薦信、信件、責難、贊揚”不斷出現。

斯諾的小說很特別，他喜歡描述所謂的“權力走廊”，他筆下的一些政府官員往往不因為失敗而拋棄社會，而總是回到那進退維谷的現實中。我們能在斯諾的小說里看到他所說的一個人進退維谷、兩頭不到岸的樣子，這與他的“兩種文化”何其相似。在某種意義上，“兩種文化”的主題可以說貫穿了斯諾的所有作品，表現有時含蓄，有時脫穎而出，如《舊有新生活》（1933）、《尋找》（1934）和《新男人》（1954）。也可以看出它貫穿了現代文化。“兩種文化”一詞作為一種復雜的文化和社會現象的速記進入語言中。

20世紀60年代初，爭論不斷擴大，文評家列爾維斯在1962年的里士滿演講中猛烈抨擊斯諾，他認為斯諾的演講并不包含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而是一個墮落文化的預兆。在一篇幾乎被諷刺意圖壓垮的散文中，他不是通過證明斯諾的論點中的錯誤，而是通過惡意引用后者的小說來攻擊斯諾。如果人們忽略了列爾維斯反應中的原始部分，那么斯諾與列爾維斯的爭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歧。不過，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還必須知道列爾維斯通過教育、大學等作品對教育的思考。列爾維斯認為，由于快速的技術變革，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文化衰退的時期，這對英語語言產生了不利影響，破壞了人類社會的文化延續感。由此產生的疏離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艾略特所說的“情感的分離”。在這一歷史時期，人們仍然發現大眾文化和復雜文化之間的有機聯系，以及兩者在文學層面的融合。列爾維斯堅持認為，他的目標不僅僅是描述17世紀，讓我們意識到已經失去的東西，而是闡明產生他所說的“技術型的便當”的變化的本質。列爾維斯在前工業時代文化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對文學的批判性研究。斯諾在這一時期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斯諾認為，即使人們把精神上的優勢與物質上的劣勢對立起來，有機社會的歷史版本也不會成為前工業時代的伊甸園。列爾維斯清楚地將有機社會視為一個理想化的抽象概念，認為全球范圍內的社會希望（斯諾科學革命的那個難以捉摸的目標）不可避免地破壞了個人與其文化的有機關系。因此，生活的物質條件必須服從保持文化連續性和防止生活與工作分離的精神（文化）條件。從斯諾的角度來看，通過對文學的研究抽象出的概念，忽視了歷史，從而否定了個人在一個不斷發展的社會中的參與。值得注意的是，斯諾在給列爾維斯的回信中指出，新社會科學的統計技術應該被用來研究有機社區等概念。當然，對列爾維斯來說，想到這樣的調查就讓人深惡痛絕。

斯諾與列爾維斯的爭論綿延到了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在文學領域尤其如此。茲舉一例：馬丁·艾米斯的《信息》和比利·博伊德的《布拉柴維爾海灘》這兩部小說，被吸引到宇宙學、遺傳學和系統理論的新科學研究中，并最初邀請科學進入小說，然而當它威脅到淹沒文學的空間時，它被迅速和毫不客氣地驅逐了。

這一論題，甚至爭論中所用的詞匯，都在后來繼起的每一次教育系統的改革中反復出現，它表明，“兩種文化”分裂的思想已經與廣泛的社會和道德態度交織在一起了。至于講演所引起的大量反應，斯諾本人將其歸因于如下的事實：他只是使極大多數現代社會里的人們業已模糊或不完全意識到的問題，變得稍稍清晰了。當然，反應的規模說明，這并不只是狹小的英倫三島的問題，在“再論”中，他就強調了問題與全球性的貧困以及人口膨脹的關系。但是，“兩種文化”的命題比產生這一命題的環境更有生命力，所以要知道這個思想有多么耐久，還必須考察一下變化著的學術分科版圖和更廣大世界里的發展。

二、1949年前的國人爭論

中國的科學與人文爭論，屬于“東西方”文化孰優孰劣的爭論，與歐美科學與人文的爭論有異有同。梁啟超和張君勱等人游學歐洲時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諸國帶來的嚴重破壞，訪歐回來的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第一章《科學萬能之夢》中批評“科學萬能”，他譏諷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的重創為“科學破產”。梁氏感慨萬千道：“我想人類這樣東西，真是天地間一種怪物。他時時刻刻拿自己的意志，創造自己的地位，變化自己的境遇，卻又時時刻刻被他所創所變的地位境遇支配起自己來。”盡管他隨后有聲明稱讀者切勿誤會，他并沒有菲薄科學的意思，更談不上科學破產，他只是想說科學非萬能而已。但梁啟超也由此傳導出了不承認“科學萬能”的聲音，究其實質，他想為儒學張目而已。隨后，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說，西方文化特點是“人為的、戰爭的、……理智的、科學的”。陳嘉異隨后又著文抬高東方文化的地位，在他們推波助瀾之下，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人生觀》問題的演講，后整理成文，發表于《清華周刊》第272期上。張君勱指出，人生觀與科學有五點不同，即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科學為論理的方法所支配，人生觀則起于直覺，科學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為綜合的，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人生觀則為自由意志的，科學起于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于人格之單性。總之，“就以上所言觀之，則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一性的。惟其有此五點，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而所謂古今大思想家，即對于此人生觀問題，有所貢獻者也。譬諸楊朱為我，墨子兼愛，而孔孟則折衷之者也。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為物質文明。亞丹斯密，個人主義者也；馬克斯，社會主義者也；叔本華、哈德門，悲觀主義者也；柏剌圖、黑智爾，樂觀主義者也。彼此各執一詞，而決無絕對之是與非。然一部長夜漫漫之歷史中其秉燭以導吾人之先路者，獨此數人而已。”

此言一出，隨即引發了反對者的反對。1923年4月，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努力周報》發表了反擊文章《玄學與科學》，丁文江按照物質決定意識的原理指出人的感覺與物質的關系。他說道：“我們所謂物，所謂質，是從何而知道的？我坐在這里，看著我面前的書柜子。我曉得他是長方的，中間空的，黃漆漆的，木頭做的，很堅很重的。我視官所觸的是書柜子顏色、形式，但是我聯想到木頭同漆的性質，推論到他的重量硬度，成功我書柜子的概念。然則這種概念，是覺官所感觸，加了聯想推論，而所謂聯想推論，又是以前覺官所感觸的經驗得來的，所以覺官感觸是我們曉得物質的根本。我們所以能推論其他可以感觸覺官的物質，是因為我們記得以前的經驗。我們之所謂物質，大多數是許多記存的覺官感觸，加了一點直接覺官感觸。”丁文江在簡單地介紹了西方自然科學理論之后，怒斥“玄學的鬼附在張君勱身上了”。雙方論戰遂起，我國近代第一次“科玄之戰”就此爆發。

梁啟超、胡適等知名學者紛紛發表文章，并結合本體論與認識論、自然觀與歷史觀等理論問題，圍繞這個主題展開辯論（有一些文章未必是論戰性質的，如梁啟超就自認為自己是路人甲），從而使科學與玄學這一爭論不斷深入并成為當時學術思想界的熱點所在。其中支持科學派一方的有任鴻雋、唐鉞、吳稚暉、胡適、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科學一方處于攻勢，主將胡適對張君勱戲謔道：“我的朋友張君勱近來對于科學家的跋扈，很有點生氣。他一只手捻著他稀疏的胡子，一只手向桌上一拍，說道：‘賽先生，你有多大的手心！你敢用羅輯先生來網羅‘我’嗎？老張去也！’說著，他一個筋斗，就翻出松坡圖書館的大門外去了。他這一個筋斗，雖沒有十萬八千里，卻也夠長了！我在幾千里外等候他，等了二七一十四天，好容易望著彩云朵朵，瑞氣千條，冉冉而來，——卻原來還只是他的小半截身子！其余的部分，還沒有翻過來呢！然而我揪住了這翻過來的一截，仔細一看，原來他仍舊不曾跳出賽先生和羅輯先生的手心里！”

隨后胡適用矛盾論來證明了張君勱觀點的不可靠。當時，支持玄學的一方還有張東蓀、林宰平等。林宰平認為：“在君先生的本意，以為科學方法是唯一求真的工具，所以理直氣壯地拿了這個科學的武器，要來辦統一，又明知道最難統一的是各個人心理作用，于是看定‘心理上的內容，都是科學的材料’。既認為科學可以支配人類心理，故謂‘科學的目的，是要摒除個人主觀的成見。’此目的果真能達到，大家完全把主觀的執著一掃而空，天下還有甚事？以我個人而論，現在所欲求而未得的就是這種境界，科學竟有這樣的力量么？我也愿意在這個統一局面之下做一個平民。無奈提倡科學的而且我們所佩服他道德之丁在君先生，他一高興起來還不免有很厲害的排他的成見，他人更可想而知的了。佛家說去我執還要去法執，現在在君先生執著一個科學型，氣焰逼人的要來改良人類心理，我們固然不能不認為是一種極偉大的理想，但是用科學改良人心，究竟有沒有完全的效力呢？”爭論雙方的論點似乎有點對不上點的感覺，有時候雙方的個別爭論者似乎像是在自說自話。總體而言玄學派處于守勢。

論戰后期，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瞿秋白等也著文參戰，主要支持了科學派反對玄學派，我們將其稱之為“唯物史觀派”。唯物史觀就其來源和去處來說，它與歐洲自然科學有著天然的理論淵源。通過這場論戰，中國現代哲學的三大思潮出現雛形，即現代新儒學、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此次論戰中提出的問題和一些觀點也時常出現在中國近現代哲學之中，盡管論戰無果，但就其影響力而言，可以說影響是深遠的，甚至可以認定為一場對大眾的思想的啟蒙。

三、1949年后的國人爭論

國弱思自然科學，自一開始，科學主義就已政治性地凌駕于人文主義之上，所謂效率優先反映到學科建設上就是理工農醫學科優先發展，迄今為止似乎仍然如此。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學界對兩種文化的爭論較少，生產資料優先發展的基本國策已定了基調。自改革開放之初吹響“向科學進軍”的號角之后，研究者們就被生活事實分裂成了兩個學術族群，但彼時科學主義具有明顯的壓倒性優勢，無論是事實上還是理論上都是如此。沉淀了十余年之后，從20世紀90年代起，關于“科學與人文”孰是孰非的大討論又開始了，在彼時宏大的時代背景下展開的這場論戰的主線，實質上就是后現代科學觀和正統科學觀之間的分歧和對立。1998年至1999年，中國文化報社與江西教育出版社連續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科學與人文對話’學術座談會”20次。會議邀請了部分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人文學者何祚庥、王綬瑁、任繼愈、李學勤、羅哲文、戴文葆、李佩珊、胡亞東、邱仁宗、范岱年、中杰英、徐剛、王直華、李申、任定成、劉兵、李大光、王文章、吳國盛、曾國屏、葛兆光、瞿林東、李存光、程大利等30余人與會，與會學人圍繞科學與人文及其相關問題等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雖然論據各異且都難以說服對方，但與會者一致認為將人文素養融入科學研究當中刻不容緩。1999年12月7日，南京大學研究生院與學校團委共同舉辦一次學術活動，題為“世紀對話-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有14位教授坐在臺上，一邊是文科的7位，另一邊是理科的7位，包括兩位中國科學院院士。雙方各執一端，且都言之有據。

“科玄大戰”自21世紀之初再起波瀾，爭論雙方圍繞著提倡或反對科學主義展開多次論戰。2002年11月21至22日，在上海舉辦了首屆“科學文化研討會”上，反科學主義的學者們發表了一篇論戰檄文：《對科學文化的若干認識——首屆“科學文化研討會”學術宣言》。該文被一些學人認為是反科學主義的上好文本，隨后被陶世龍、趙南元等人激烈抨擊。

楊振寧于2004年9月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點名批評了《易經》及其形成的中國式思維方式，當時媒體炒作的標題有《楊振寧教授向〈易經〉“開火”》。隨后，在由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國》雜志社聯合主辦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論壇”上，楊振寧、董光璧、陳方正等學人再次批判了新玄學派的觀點。隨后引起了“玄學派”劉大鈞、蕭漢明、李伯淳、商宏寬、徐欽琦、傅景華、文爾鄰、宋振海、徐道一等專家群體的批評。

2004年11月5至7日，南京大學哲學系和山西大學科學哲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后現代科學觀與科學大戰”的研討會，“科玄”雙方再次展開了論戰，會上雙方各抒己見。2004年12月5日，在清華大學舉辦的一個例行學術講壇上，中國科學哲學界的元老范岱年先生作了題為“唯科學主義在中國-歷史的回顧與批判”的重磅發言。范岱年首先回顧了2000年以來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的幾次交鋒，并批評了何祚庥和龔育之近年來“批判反科學主義”的論點。同時，范岱年評述了自1923年“科玄之戰”以來科學主義及其代表人物在中國隨后80年的種種表現。會議快結束時，趙南元先生借提問的機會與范岱年先生展開激烈爭論。

四、余論

廣義上的科學與人文之爭永無結果，任何一方暫時的勝利只是時勢造英雄而已。就其狹義而言，科學與人文代表的是人類不同的追求維度，但究其根本二者始終殊途同歸。科學的創新發展，不論何時何地，都離不開人文精神的滋養，歐洲人文傳統對近現代科學興起所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即是一例。文藝復興恢復了人的理性、尊嚴和思考的價值，學人們提倡量化思維指導下的科學方法和科學實驗，從而為近代科學的發展清除了思想障礙。啟蒙運動開啟了人類理性反抗神性的新篇章，人之主體性的確立使現代科學得以擺脫宗教神學的桎梏并取得長足進步。我國進入了新時代，實現“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