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周總理遇難題：無職務給多少工資？毛主席拍板道：副總理待遇

1955年6月的一天午后，周恩來翻著人事部送來的厚厚檔案冊，電扇嗡嗡作響。干部薪俸新制即將執行，所有人都得按行政級別定薪。名單翻到倒數第二頁時，他皺了眉：有個人既無職務，也無軍銜，級別那欄空白一片。

這可不是普通漏填。因為那一行名字——鄭位三——在革命史上分量極重。周恩來把卷宗夾在臂彎，邁步進了豐澤園。“主席，這事我拿不準。”語氣頗為鄭重。

毛澤東抬頭，沉吟片刻，緩緩說道：“行政三級，副總理待遇。”七個字落定，難題瞬間化解。窗外梧桐葉沙沙作響，像在為這份肯定鼓掌。

一個沒有任何正式頭銜的老同志，為何配得上副總理級別？要弄清這個答案，得把視線投回半個世紀前的大別山。若把那片山水寫成厚卷，鄭位三的名字幾乎刻在每一頁。

1902年臘月，湖北黃安的山村里，他呱呱墜地。家境清寒，父母仍咬牙送他讀私塾，希望孩子明理知義。幼名鄭植槐，十五六歲時便以優異成績考進湖北甲種工業學院。學堂的窗外，時代風云正翻涌。

改變命運的，首先是一位叫鄭錫云的私塾先生，其次是青年導師蕭楚女。兩位進步人士像兩團火，將青年鄭位三的好學心點燃成救國志。1924年，他在武漢秘密宣誓入黨，心里只記著一句話——“燃燒自己，照亮他人。”

很快，他奉命回鄉。夜幕降臨，他提著馬燈，挨家挨戶動員農戶進夜校。短短數月，十幾所夜校辦起，數千窮苦佃農學會寫字、識賬，也學會呼喊屬于自己的權利。大別山腳下，星星之火漸成燎原。

大革命失敗，風刀霜劍驟然逼來，黃安縣委最后只剩他一人。他帶著殘兵敗將轉進七里坪，對戰友說：“人能走，火種不能滅。”靠山林作屏障，靠鄉親送米糧，他把游擊隊從幾百人擴到上萬人。

1931年，七里坪紅旗高揚，紅四方面軍宣告成立。郭述申后來感慨：“一半人馬是位三發動的。”鄂豫皖根據地因此站穩腳跟，成為中央蘇區以外最重要的紅色支點。

幾次反“圍剿”之后，主力西進。鄭位三卻主動留下，率殘部與十倍之敵周旋。兩年多，敵人六路合攻，他靠地形與情報打游擊。戰士們偷閑念山歌：“跟著位老，有槍有糧。”敵軍卻暗暗咬牙，罵他“鬼影子”。

1935年，他護送紅二十五軍北上，經千山萬水到達陜南，新組建的七十四師橫空出世。攻克寧陜那陣，他把休整時間釘死在“八天”。副師長陳先瑞不解，他笑說：“第九天準來敵軍。”果真，部隊前腳撤，敵人后腳撲空。戰友直呼“活諸葛”。

抗戰打響，他轉赴淮南。1940年春荒，旱情連連，幾萬軍民斷糧。鄭位三晝夜疾書《救荒辦法十八條》，提出“軍民同熬粥，借糧留憑條”。同時帶隊下水摸魚，上山采薯，荒地變稻田。饑荒被生生頂住，他卻累出胃病。

解放戰爭再起鐵火，他擔任中原軍區政委。1946年6月，中原突圍箭在弦上，中央提前備機迎他返延安養病。他擺擺手：“仗還沒打完，怎么走得開？”隨即熬夜修訂作戰方案，確保主力安全跳出重圍，奠定華東大勢。

1948年冬，他因胃穿孔轉入北平醫院。護士回憶：“他每次術后第一句話是問前線。”組織幾次提議安排他出任地方要職，他都推辭：“命還沒立住，別壞了大事。”于是檔案里的職務欄空著，直到工資評定引出那場“難題”。

外界很難想象，這位“副總理級”待遇的老革命，每月拿到約四百元后，馬上裝進厚厚信封，寫上家鄉親友的名字。三百多位戰友遺孀、孤兒因此得以續命上學。自家卻仍住老房，桌腳缺了根也只用木棍支著。

1968年3月，病魔終究在病床上取走了這位老紅軍的生命，終年六十六歲。彌留之際，他把助理叫到床邊，留下一句：“鄉親們有困難，信還寄到這兒。”聲音低，卻透著熟悉的堅毅。

追悼會上，花圈簇擁，周恩來親書挽詞——“鄭位三同志，忠誠為國，功在人民”。人們這才發現，那張薪俸表里空出的行，真實映照的并非官階，而是一顆赤子之心。副總理待遇，不過是國家對默默無名者的一聲遲到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