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上生：文化使命擔當——曹雪芹對曹寅《續琵琶》的紀念

一、特殊紀念

曹雪芹對祖父曹寅有很深的感情[1]。《紅樓夢》中多次有意表露。第六十三回借賈寶玉生日之機，用曹寅寄遺民志士杜岕的詩注改易芳官《賞花時》唱詞“閑為仙人掃落花”，表達紀念和崇敬是一種形式[2]；第五十四回明確提出曹寅戲曲創作是另一種引人注目的形式，因為全書只有一處。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紅樓夢》

新年元夜，賈母回憶往事，指著湘云說：

我像他這么大的時節，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來，即如《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競成了真的了，……

賈母的意思是說沉浸式彈琴可以亂真。

她舉出有琴曲的三部戲，特別把少為人知的曹寅的《續琵琶》與名劇《西廂記》《玉簪記》并列。蔡義江于此評曰：“竟在諸著名劇目中帶出曹寅的傳奇劇本來，非人料想得到。作者為其先祖多才多藝的自豪感，洋溢紙上。”（《蔡義江新評紅樓夢》，龍門書局2010年版，615頁）

《西廂記》《玉簪記》中的“琴”，應該都是傳統琴瑟之聲的古琴。

“胡笳本自出胡中，綠琴翻出音律同”。《胡笳十八拍》是漢胡音樂融合的產物，相傳由東漢末流落胡地的蔡琰所作。

但《后漢書·董祀妻傳》載蔡琰詩二首，無十八拍。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五十九《琴曲歌辭》載《胡笳十八拍》署“后漢蔡琰作”，但題解引唐劉商《胡笳曲序》云：“蔡女（按：蔡琰）善彈琴，能為《離鸞別鶴》之操。胡虜犯中原，為胡人所虜……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蘆葉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似乎又是董祀作。

《樂府詩集》

曹寅《續琵琶》確定《胡笳十八拍》為蔡琰所作。第二十七出專寫《制拍》，劇作還把制作《胡笳十八拍》作為體現全劇主題——蔡琰（文姬）為續修“漢史”[3]包羞忍辱的關鍵情節，賦予個體生命敘事、民族文化敘事和王朝歷史敘事的多重內涵。

曹雪芹對祖父的用心心領神會。《紅樓夢》特地為“《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揚名，不只是一種紀念，更是自覺繼承延續以《續琵琶》為代表的包衣曹家“續漢”的文化使命擔當。

二、著意虛構

曹寅很看重自己的戲曲創作。曾自我評價：“吾曲第一，詞次之，詩又次之。”（王朝讞《楝亭詞鈔序》）《續琵琶》既是曹寅創作傳奇戲曲的起點，也是現存曹寅戲曲的代表作品。

其寫作，有明顯接續高明南戲《琵琶記》的意圖，并且借以寄托更深層的意蘊。于是便有了“《琵琶》不是這《琵琶》”的奇妙構思。

《曹寅戲曲集》

主要人物也從蔡邕（伯喈）趙五娘夫婦變成了《續琵琶》的蔡邕文姬父女，特別是悲劇主角文姬；同時展開了東漢末年政治動亂和民族矛盾的廣闊場景，推出了其中的核心人物曹操，并由此表達重新審視歷史人物的意圖：“千古是非誰定？人情顛倒堪嗟”（第一出《開場》“西江月”詞）

《續琵琶》原作應有四十出，今存殘本。盧前《讀曲小識》記：“《續琵琶記》二卷，二冊……上卷尾缺半葉，下卷首尾各有缺葉，共存三十五出。”

此劇的寫作時間，學界尚無定論。胡德平趙建偉認為在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間，段啟明認為在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間。[4]

筆者認可胡德平、趙慶偉《<續琵琶箋注>前言》的概括：“為曹操翻案，為蔡邕正名，為文姬包羞忍辱提供依據，這‘三為’即是《續琵琶》的主題。”

“為曹操翻案，為蔡邕正名”這“二為”，段啟明等學者多有評論，本文只討論后“一為”。

它們是相互聯系的，文姬所以“包羞忍羞”，就是為了完成父親蔡邕交付的續修“漢史”使命，這樣，就形成了《續琵琶》的兩條線索：一條是政治線索，一條是文化線索。

曹操是前一線索的中心人物，董卓、袁紹、孫堅甚至王允都是從不同角度映照他的，矛盾的焦點是保護還是篡奪漢室政權，以及在這場斗爭中是出于公心還是私欲，作者著力塑造了曹操對漢室的忠誠，和表現的文韜武略，顯示了為傳統戲曲“奸雄”曹操翻案的勇氣；后一線索的中心人物是蔡邕、文姬父女，連接父女的不僅是血緣親情，更有修《漢史》這項文化使命，作者著力表現他們的堅忍意志，特別是文姬的“包羞忍羞”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兩條線索的連接點，是曹操與蔡邕的友情，以及對文姬的恩義，但更重要的是對修《漢史》使命的支持和承接。如果說，“芟除逆孽，護持漢室，存孤恤寡，接續文典”，是《續琵琶》歌頌曹操的四大功績。那么，接續文典，就是作品的支撐和落腳點。

《續琵琶箋注》

這并非出自史實，卻是作者描寫的重點。它反映了作者藝術構思的深層用意。正如胡德平趙建偉《箋注》所指出：“文姬的歸漢，《漢史》的續成，是極具象征意義的。它成為了一個符號。續《漢史》，就是接續文化。”[5]

為了強化蔡邕父女續寫“漢史”的傳承意義，作者進行了重要的藝術虛構。

《后漢書》卷六十《蔡邕列傳》記載：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后漢紀》，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邕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

這里沒有蔡邕回家修史的內容。

《后漢書.列女傳》“董祀妻”也無蔡琰承父志續修事，惟敘：

《后漢書》

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虜，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董）祀。

東漢女性參與修史的唯一例子是班昭。

《后漢書》載：“兄（班）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班）昭就東觀臧（藏）書閣踵而成之……后又詔（馬）融兄（馬）續繼昭成之。”[6]

《續琵琶》蔡邕蔡琰父女接續修史的藝術虛構[7]，當然是踵武班固班昭兄妹接續修史的真事，但卻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它被設置在東漢末年政治動亂和民族矛盾的背景上，以父女兩代特別是蔡琰沒胡的慘痛遭遇為線索，續“漢史”既有存亡繼絕的家族書香文化傳承意義，又有接續漢文化為主體的華夏文明傳承意義。

三、使命擔當

《續琵琶》以續“漢史”的使命擔當作為全劇的中心線索。第三出《卻聘》蔡邕后因宦官當道，辭官回家，“惟以撰補漢紀為事”，猶恐當道強召，托付女兒蔡琰；

將來吉兇未保，我“漢書”未就，今當托付于汝，你可效班姑勉教續就名山業，休作龍門死后孤。

第五出《別女》再次詳加囑咐：

昆曲《續琵琶》海報

可惜我數載心血，微言未伸，殘篇斷簡休拋損。……

為爹的苦志一生，只為此書未就，今當付托與汝，須要勉成吾志。

顯然，“漢史”的意義不止在紀事，還有作者待伸的“微言”。

第十五出《探獄》，蔡邕再托董祀：

我還有相托之事，我前將“漢書”半稿，付與小女收藏……

老父身垂死，嬌兒隔絕遙，遺篇付汝收藏稿，名山大業勤蒐討。

蔡琰被擄掠后，支撐她在胡地包羞忍羞的根本動力，就來自于完成父親續修“漢史”的囑托（詳見后文）

而曹操懷念蔡邕，也不只是個人友情，還關聯著修史大事，第31出《臺宴》唱道：

昆曲《續琵琶》劇照

早知道漢朝遺史無人記，老司徒不合把班馬誅夷，到今日殘編斷簡成何濟，那討個續史班姬？……若此女取回，堪承父業，他一生兒為著作心力疲，才討得畫眉女一脈遺，怎生教流落在邊荒地？......

第33出《入塞》詔命：“存亡繼絕，衍名閎之書香；用夏變夷，使遠人之懷德。”明確指出續史的家族文化和民族歷史文化意義。

第34出《祭墓》，寫朝廷詔命蔡琰續修“漢史”：

今我大漢，自中興以后，掌故闕如。……其速載筆入朝，授以較書之職，纘成父志，弘我皇猷。

父志，友情，君命，文脈，都集中到“漢史”這個特殊符號里。但劇作并未描寫續史的過程，而是強調相續相承，忍辱負重，生死以之的生命意志，凸顯續史的使命擔當，因而具有深刻內涵。

在《續琵琶》所寫朝代（漢），到創作時代（清）的歷史語境里，“漢”，有一個從朝代稱號，到族類名稱（漢人）演變的過程，同時在以“胡漢”“夷漢”代稱的民族關系語境里，“漢”又一直成為華夏文明（文字）的符號。

碩士學位論文《國圖藏殘抄本續琵琶研究》

《續琵琶》的作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這種語詞符號的多向所指，以“漢”（朝代）寓“漢”（民族，文化），寄托民族情感和文化意識。續“漢史”正是在漢民族命運處于負向歷史關頭“存亡繼絕”的使命擔當。這才是曹寅以續修漢史的文化使命作為《續琵琶》中心線索的根本用意。

它與曹寅的家世生平和包衣曹家的精神傳承有著密切聯系。《<續琵琶箋注>前言》重視這種聯系，并列舉了大量對照材料，得出曹寅有“遺民情結”的結論，筆者認可這些材料，但認為，就概念說，不如用“民族本根情感”或“民族文化情結”更為妥帖。

曹家是一個入旗已久，并且在政治上處于較高地位的包衣-仕宦家族，曹寅個人又深受君王寵信，在滿清政權已經穩定，并且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漢文化傳統，顯示出滿漢融合的歷史趨勢的時代環境里，認為這個家族和他本人還心存忠誠舊朝的“遺民情結”是不符事實的。

但他們拒絕滿化，忠誠于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心志又是非常明確堅定的。這不僅因為這個家族的強固民族本根意識，也因為這個包衣家族所受的滿清統治者“嚴滿漢之分”“嚴主奴之分”的根本政策的壓迫，并不能因為與君王的個人關系而有所改變。

《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這種滿漢融合與沖突并存的情況，對曹寅思想性格和包衣曹家精神傳承有著深刻影響。它形成了包衣曹家“政文異向的雙重忠誠”的精神文化特征，和以漢民族王朝開國元勛后裔曹良臣-曹彬-曹參為榮的家族集體記憶，而以漢初平陽侯曹參為遠祖。這從《紅樓夢》第二十九回借神前拈戲以《白蛇記》為第一本有明確暗示。[8]

因而在歷經明末民族劫難屈辱地成為滿清世代包衣曹家的精神世界里，“漢”作為王朝符號、民族符號與華夏歷史文化傳承符號的意義是特殊地疊加在一起的。它可以與一千余年前“包羞忍羞”的蔡文姬故事巧妙對接。[9]

在《續琵琶》里，曹寅虛構了接續修“漢史”這個既來自父親又最終來自君王的文化使命，以取得終極合法性，用心良苦。這樣既可作為家族和民族精神傳承的符號，也含蓄地表達了對君王繼承漢文化傳統的期待，這與包衣曹家在滿清王朝下的處境和作為是密切相關的。

四、雙重使命

旦（蔡文姬）是《續琵琶》的核心人物，場次超過其他所有角色，其活動貫串首尾，文姬的內心刻畫成為全劇的重心。“包羞忍羞”寫承父命續史的堅韌意志，而蔡邕的另一文化傳承——焦尾琴則引出了創制《胡笳十八拍》。

《文徵明書胡笳十八拍》

“搥破一群腰鼓，重彈幾拍胡笳。茫茫白草卷胡沙，灑淚昭君冢下。”《開場》的《西江月》詞句，點明了全劇的抒情高潮所在。

文姬一上場（第三出《卻聘》），就以（父蔡邕）“日與奴家纂修‘漢史’”的自白，表明了她的個體生命與文化使命的糾結，緊接著蔡邕的囑托“圣王命我纂修漢史，我‘漢書’未就，今當托付于汝”，更表明了這一使命的政治與家族內涵。

接到父親遺書，“原來此是絕命題，看碧血迷離，垂死丁寧無別意，只把那漢書頻頻提”（第十九出《被掠》），這種使命感就成為她的人生動力和根本支撐。被擄受辱后，她要投江，卻被昭君陰魂勸阻：

想俺當日遠嫁呼韓，何難一死，也只恐和親不成，有違君命，是謂不忠；你今日受父遺囑續修“漢紀”，倘身死書亡，是謂不孝。且勉留胡地，十年后自有還鄉之日。

【太平令】大古來姻緣不偶，多半是委骨荒陬。誰似你書香繼后，終有日錦衣歸晝。你呀，切莫要言愁訴愁，包羞忍羞……若不嫁單于，怎得你史編成就？（第二十二出《感夢》）

兩位身入異域的弱女子，昭君勸文姬，都是把個體生命納入宏大歷史敘事之中，用“忠”“孝”的傳統倫理作為精神支撐。不同的是，昭君是王朝利益的政治工具，而文姬卻是血脈相連的使命擔當。

溥儒、高華繪蔡文姬

就史事而言，文姬入胡的個人屈辱遭遇，死還是不死，基本屬于個體生命觀（主要是女性貞操觀）的內在沖突；但《續琵琶》卻把它演化為個體生命價值與文化使命價值的沖突：為什么活？這就大大提升了沖突的意義。

不僅于此，第二十七出《制拍》更從一個新的角度切入，增添了文姬的生命價值。

【風云會四朝元】終朝催挫，費騰步怎挪？任愁將眉織，淚把容涴。想起如何可？痛嚴親罹禍，痛嚴親罹禍，旅櫬荒涼，渺隔山河。回首家山，更遭兵火，身世成蓬顆。……俺獨坐帳中，吟嘯成群，你聽，那些胡琴羌管，好不娛耳。俺蔡琰一腔心事，若不播之歌詞，傳之樂府，百年之后，豈復知有蔡文姬乎？前日做下《悲憤詩》一首，自吟自嘆，叫俺傳與何人也呵。

【前腔】萬種牢愁，紙上難堆垛。自吟還自哦。有誰來問我，似這無端歌哭，淹淹悶悶，好把唾壺敲破，唾壺敲破。俺今制成《胡笳十八拍》，可作琴操彈之。

很明顯，才女文姬不但于身世遭遇自感悲憤，有強烈的抒寫愿望，而且不滿足于自吟自哦，還要“播之歌詞，傳之樂府”，使“百年之后”，人知有蔡文姬。

這就使自我生命價值，超越了肉體，升華為精神才華，還要使精神才華，傳播于時空，并且突破現實時空，流傳后世，獲得永恒。這是一種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在審美觀上，蔡琰并不否定和排斥胡樂，“胡琴羌管，好不娛耳。”這才能制成《胡笳十八拍》，“可作琴操彈之”。民族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是《胡笳十八拍》得以創作和流傳的重要歷史背景。

《從曹學到紅學》，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可以說，曹寅構思的《制拍》一出，乃是文姬生命價值的升華。其意義，超越了承繼父命接續漢史的孝道。

它盡情傾吐了“生長中華，遭此奇阨禍”，國難家難和個人苦難疊加的深哀劇痛，她明確意識到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的關聯，她埋怨天地不公，但絕不屈服于命運：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后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戎羯逼我兮為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云天萬重兮歸路賒，疾風千里兮揚塵沙……

十七八世紀的劇作家為這位一千五六百前的女子的作品賦予新的時代動能。因為他顯示了文姬“制拍”著意流傳于后世的文學才華和自負志向，以及超越胡漢界線融合民族音樂的審美創造能力。

《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

這當然是藝術虛構，因為今傳《胡笳十八拍》的后半部已經包含別子回鄉全部內容，不可能是在胡地營帳完成。

即使如此，曹寅的設計意義也不能低估。它使文姬的生命從此同時承載著家國的和自我的兩種文化使命。

前者是傳統倫理的，承繼父命，并沒有超越繼兄寫史的班昭及其《女誡》的范疇；后者卻是具有作者生活的“現代”色彩的。文姬“制拍”流傳百年的自負，使人們聯想到晚明湯顯祖筆下的杜麗娘死前的自畫像和馮小青“卿須憐我我憐卿”的自戀，乃至曹雪芹筆下的林黛玉《葬花吟》，那是女性的自我覺醒才真正開始的時代。

而在《續琵琶》的《制拍》中，曹寅用時代精神改造了蔡文姬。他的孫子曹雪芹敏銳地發現了祖父隱藏在《續琵琶》中的精神閃光。他通過《紅樓夢》中賈母的回憶特別提出《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以區別于《樂府詩集》原作，并非曹寅對原作做了修改，而是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

由于題材和構思的限制，文姬的雙重使命文化的承載沒有延續到最后，貫串到底的還是單一的續漢史使命。

作為背景，劇作客觀真實的描寫了當時的民族關系，一方面是侵擾擄掠，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尊重。文姬背琴逃難被擄，二番私語“原來這女子會琴，記得大王吩咐:要個琴棋書畫俱全的女子納作閼氏”,才得免于一死。

《曹寅奏疏集》

成為左賢王閼氏后的生活，她也有地位，受到寵愛和服侍，左賢王被害后，她也并非只顧一己性命，而是帶領部族遷往邊塞，請求朝廷保護，而漢朝廷要實現文姬回歸，也還送金璧給單于作為贖費。

這反映了當時的真實人性心理和民族關系。特別是兒女親情的糾結，使文姬陷入極大的精神痛苦之中，但文姬仍然義無反顧回歸。這不但是為了完成父親續《漢史》的遺命，更是一種來自生命本體和民族本根的“家”的召喚。

五、“續史”與“修文”

曹寅借“修漢史”寄托怎樣的家族傳承？他的孫子曹雪芹又是怎樣承擔自己的文化使命？《續琵琶》展示了一條從“續史”到“修文”的脈絡。

第三十四出《祭墓》生（董祀）祭蔡邕的唱詞有“想天上樓成，召作金聲賦；地下修文，名噪泉臺路”之句。

這里用了兩個“修文”典故。一是唐李商隱《李長吉小傳》敘李賀將死時，晝見一緋衣人傳天帝召：“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之，長吉氣絕。”

二是“地下修文郎”，《太平廣記》卷319《蘇韶》條蘇韶卒后與親人敘天上地下事曰：“顏淵、卜商，今見在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圣者。”（出王隱《晉書》）

明嘉靖四十五年談愷刻本《太平廣記》

“修文”之典，雖不符史實，卻符合蔡邕既是史家，又多才多藝，特別是音樂家的實際。從劇情看，也能夠把蔡文姬的續史與制拍兩件大事與父親的傳承更好地關聯起來。

但曹寅在這里還有更深一層用意，就是通過“修文”用典實現與紀念父親曹璽的巧妙關聯。

據康熙年間兩篇《曹璽傳》，曹璽繼承包衣曹家“讀書洞徹古今，負經濟才，兼藝能，射必貫札”的“家學”傳統，是一位“沉深有大志”的人。[10]

康熙二年，他以“內務府郎中”被委任“江寧織造”，至康熙二十三年去世，熊賜履有《挽曹督造》詩：

天家工作重咨垂，水部持衡慎所司。

黼黻九重勞補袞，杼機二月念新絲。

云間已應修文召，石上猶傳錦字詩。

配食瞽宗堪不朽，東南墮淚哭豐碑。[11]

此詩對曹璽的事業、官職、品德和貢獻都作了充分而明確的評價。

惟頸聯似另有所指。“修文”是文化事業。所謂“云間修文召”是綜合了前述“地下修文郎”和李賀夢天帝召為文的典故。

這說明曹璽在織造之外，還做了重要的“修文”工作，而且有成績，才可能像李賀那樣得到上天召喚。

《楝亭集》

作為兒子的曹寅肯定對此很熟悉，在《續琵琶》顯然是有意合用“修文”典故借祭奠蔡邕，表達對父親“修文”功績的稱頌，同時也就把蔡邕文姬父女與曹璽曹寅父子對應地聯系起來了。

蔡邕文姬父女續史，同曹璽曹寅父子“修文”，古與今，假與真，戲劇與現實，在漢文化意義和個體生命價值意義上同質同構，這正是曹寅的情感寄托所在。

曹璽究竟作了那些“修文”之事，還有待深入研究。從已知材料看，如通過與明遺民志士交往，盡量消除他們與滿清政權的敵對心理；通過與文士藝人交往，推動文藝事業，推動參加己未博學鴻詞科試和《明史》編纂，以及[12]他個人的“錦字詩”作等。

這些，都還是有跡可循的，筆者也做了一些探索。[13]《楝亭圖詠》和最近《楝亭贈言》的發現，更為了解曹璽父子與江南文化圈的密切聯系，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楝亭贈言》

尤侗《楝亭賦》所描述的織造曹家“琴瑟在側，鼎彝維耦。書架等身，筆囊隨手。朝延王謝之家，暮集鄒枚之友”的景象，不為無據。至曹寅時代更達到頂峰。

曹寅前期與明遺民志士的密切交往，后期與江淮文士的廣泛交往，聲名卓著，對推動江南文學文化事業功不可沒。曹寅以個人的曲詞詩創作和收刻藏的文學文化全能繼承家學和本民族的優秀傳統，與續《漢史》的修文內涵是完全一致的。

“修文”也包含著時代的進步。為生存需要決定，游牧漁獵文明“尚武”，而農耕文明“修文”。

“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修文”是漢文化為核心的華夏文明的特征，也是近代以前中華古文明進步的標尺。

如果說，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詞科試是滿清政權穩定后調整與漢族知識分子關系的重大措施，那么，康熙二十一年刻“稽古右文”之章，就是滿清統治者接受漢文化的標志。

康熙皇帝也的確作了大量“接續文典”、整理以漢文化為主體的前代文化遺產和集大成的工作，包括修明史、編纂《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推行官話（以北京音為基礎的漢語）、以及詔命曹寅主持刊刻《全唐詩》《佩文韻府》等等。

曹璽、曹寅父子的“修文”為時代的進步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追根溯源，這是與家族傳承分不開的。

曹氏家族從明代遼東武官，滿清包衣佐領武職“尚武”到“修文”的轉變，實際上是從入清始祖曹錫遠給他的兒子也就是曹寅祖父曹振彥命名（《說文解字》釋“彥”曰：“美士有文”），和制定“讀書洞徹古今，負經濟才，多藝能，射必貫札”的“家學”傳統開始的，與堅守漢文化本根意識一致，重視“藝能”培養，由此可見順應歷史趨勢的卓越眼光。[14]

《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版。

《紅樓夢》第一回“作者自云”，念念不忘“所賴天恩祖德”，末世子孫曹雪芹崇敬懷念近世和遠世先祖，既是命運所系，也是自我選擇。如同文姬續史制拍，曹雪芹不僅”寫漢”，更用“大旨談情”的巨著，繼承個體、家族和民族的文化使命擔當，登上時代巔峰。

2026年1月16日寫完于深圳

注釋：

[1] 《續琵琶》，【清】曹寅撰，據段啟明、秦松鶴校注《曹寅戲曲集》，中華書局2023年版。

[2] 參見劉上生《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402-412頁。

[3] 按史傳所記，蔡邕等撰補《后漢紀》未完成。《續琵琶》開場“沒意志中郎續漢史”，以及劇中的“漢史”“漢紀”“漢書”實際上都是指此書。因非書名，引文均用引號。

[4] 分見胡德平趙建偉《續琵琶箋注》前言，中華書局2012年版，段啟明《論曹寅戲曲三種——紀念曹寅逝世三百周年》，載《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六輯。

[5] 參見《續琵琶箋注》第三十一出《臺宴》評介，第三十五出《復命》評介。

[6] 范曄《后漢書》卷八四《列女傳.》第七十四

[7] 明陳與郊《文姬入塞》中有生扮小黃門述曹丞相言有“續成青史，完一代文章”之語，僅一句。或許當時已有贖文姬續史的傳說。至少完整的藝術虛構是曹寅所作。參見《曹寅戲曲集》所附《文姬入塞》，中華書局2024年版，252-256頁。

[8] 參見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72-92頁。

[9] 參見劉上生《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180-229頁。

[10] 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訂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92-93頁。

[11]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302頁。

[12] 參見方曉偉《<楝亭囎言>中的曹璽》，微信公眾號《半糖晨語》，2026-1-14

[13] 參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303-374頁；劉上生《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71-83頁；劉上生《石上猶傳錦字詩》，載《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1期.。

[14] 參見劉上生《論包衣曹家的“家學”傳承與新變》，載《紅樓夢學刊》2023年01輯，劉上生,《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84-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