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經濟下降，狀況仍在不斷惡化，里亞爾貶值如何放大危機？

上個月伊朗爆發了大規?？棺h。雖然抗議發生在民眾對執政當局普遍反感的大背景下，但直接誘因大致是伊朗貨幣里亞爾的大幅貶值：就在11月，里亞爾兌美元還約為100萬：1，至12月下旬一度跌至140萬：1的低點。

這引發了第一波抗議，起點是德黑蘭大巴扎的商人，他們抱怨已無力負擔某些進口商品，隨后抗議迅速升級并擴散，演變為更廣泛的政權更迭訴求。這也是為什么第一波抗議會從德黑蘭大巴扎點燃。

那群商人并非天生激進，他們最在意的是“能不能做生意”。當他們說“買不起某些進口商品”，其實是在提醒所有人：貨幣信譽正在瓦解。一旦這種感覺擴散，抗議就很容易從“要解決問題”升級到“要換一套規則”。

很多分析喜歡把這一輪貶值解釋為市場恐慌，但更關鍵的地方在于：12月那次急跌并不完全是市場自發的崩盤，伊朗央行更像是“有意放手”。原因很現實——國家需要外匯，而外匯主要不在普通人手里，而在少數出口巨頭手里。

這些出口大戶在伊朗有個很諷刺的稱呼：khosoulati，意思大致是“看起來像私營、實際上又像國營”的半公半私集團。制裁打擊了顯眼的國企，也讓很多小出口商缺乏繞行能力而退出，反而讓這些大集團坐大，幾乎壟斷了關鍵出口領域。

于是國家要拿外匯，就不得不去“說服”它們把賺到的外幣換回里亞爾。

但問題也在這里：過去幾年伊朗通脹大約維持在30%上下，里亞爾長期貶值已成慣性。對手里握著外匯的人來說，換回里亞爾等于把資產放進一個會持續縮水的容器里。

央行過去常用的辦法是：隔一陣就允許一次明顯貶值，制造“現在換更劃算、而且短期會穩住”的預期，讓出口集團別再拖著不換。只要對方相信，外匯會流入；外匯流入又反過來讓央行更有能力守住新匯率區間——這是一套靠預期運轉的機制。

可這一次，機制卡住了。貶值引發抗議，抗議又抬高了政權不確定性，出口集團更不愿把外匯交出來；外匯越不進來，央行越守不住；越守不住，大家越不信。這就從“良性循環”翻成“死亡螺旋”：不信任讓外匯更稀缺，外匯稀缺又進一步制造不信任。

等市場把央行信用打折，靠行政口徑或短期干預就很難扭轉。

更棘手的是，這種不信任會從出口集團擴散到普通人。一旦社會普遍形成“里亞爾只會繼續跌”的共識，人們就會爭相把里亞爾換成任何更能保值的資產或貨幣。

央行自己在11月也提到資本外逃創下新高：數據顯示，2025年第二季度資本外逃約90億美元，大約是2024年水平的兩倍。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宣稱美方掌握的數據表明抗議后外逃進一步加速。無論這些說法的政治成分如何，它們至少共同指向一點：對風險的預判正在前移，資金的撤離速度往往比政策調整更快。

經濟越壞，伊朗會不會越愿意和特朗普達成交易以換取制裁緩解？這個推論并不穩。經濟壓力確實可能推動談判，因為任何“能讓外匯預期變好”的信號都會很值錢。

但在國內壓力最大的時刻，對外讓步也可能被解讀為示弱，觸發內部強硬派反彈，甚至加深合法性危機。換句話說，危機既可能讓談判更迫切，也可能讓談判更難落地。

這里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點：伊朗的困局不只是“制裁把經濟搞壞了”，更是“誰擁有外匯、誰承擔貶值成本”的結構性問題被放大。khosoulati握著外匯，能把風險轉嫁出去；商人和普通家庭卻要用漲價和縮水去硬扛。當貨幣下行變成一種“分配不公”的日常體驗，經濟問題就會迅速政治化。

因此，里亞爾從100萬到140萬、再到160萬，表面是匯率下跌，實質是社會對未來的共識在下滑：央行能否控局、出口集團還愿不愿配合、民眾還愿不愿持有本幣。只要這條“信心曲線”繼續往下走，經濟危機就很難止于經濟層面，政權的決策空間也會隨之被壓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