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軍閥趙恒惕親戚致信毛主席，提出要一份工作，毛主席如何處理

1950年初夏，北京城的空氣仍帶著泥土芳香。中南海里，衛士遞上當天來自各地的文件，其中一封貼著“湖南長沙”字樣的信件，引起了工作人員的注意。信封薄薄，卻分量不輕，收信人是毛澤東，落款則是“劉策成”。毛澤東拆開信，見到熟悉的字跡，不禁輕笑。身邊秘書看到他眉梢一動，心里明白：這大概是那位救命恩師的消息。

向前倒推二十七年——1923年4月，長沙城頭風雨如晦。時任湖南省警察廳廳長的劉策成，收到趙恒惕密令：緝拿“煽動工人暴動”的毛澤東。就在當天夜里，他派人悄悄傳話：“毛潤之，速離長沙，否則兇險難料。”毛澤東聞訊連夜遷出，并在恩師家中換裝出城，才躲過軍閥搜捕。這段往事后來被毛澤東說成是“撿回一條命”。當時劉策成身份尷尬，他既是趙恒惕的遠房親戚，又暗中同情工人運動，對年輕學生毛澤東尤為欣賞，只能兩面周旋。

劉策成的來歷并不普通。生于1883年的他，早年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回國后在湘省名校任教，以博覽群書著稱，學生們喊他“活歷史”。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最喜歡聽劉先生講《春秋三傳》，兩人常就“商鞅變法”或“李自成得失”爭辯到深夜。劉策成直言：“史可鏡今，人須自為。”這樣的課堂，給熱血青年留下難忘印象。

1924年底，毛澤東病歸長沙養病。趙恒惕又布下羅網，誓要補捉“潛行分子”。劉策成再次出手，托地下關系送來一百銀元，并叮囑一句：“遲一刻就走不脫了。”毛澤東隨即南下韶山，一身病骨熬過寒冬。兩次臨危授命，使得師生之間的情分日益深厚。

抗戰爆發后，政局翻覆。劉策成被派到衡山縣長任上，因清廉而被百姓稱為“劉青天”，卻也受制于蔣介石的猜忌。1939年，他在長沙與徐特立長談，得到一本《論持久戰》，連夜通讀，拍案稱奇：“潤之胸襟，當為國器。”此后他多次呼吁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終至與蔣介石漸行漸遠。

1949年8月，湖南和平易手。劉策成本可南下香港避禍，卻執意留在長沙，向新政權遞上綿薄之力。他給毛澤東寫了封長信，開頭借《淮南子》典故提醒執政者：“去其害馬者，斯可長行”。毛澤東當即回信，感謝他“昔日護送之情”，并請他安心為民服務。未幾，劉策成被聘為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

然而新崗位行政事務繁雜，難以讓這位年近古稀的學者潛心典籍。1950年春天，他再度提筆，北京收信人看到紙上寥寥一句“乞得一隅書齋，愿盡余年心力”，忍不住笑了。毛澤東揮筆回函：土地家庭事宜交農會處理，工作不必遠行，可去省府參事室；若另有規劃，再電示即辦。

數月后，劉策成又向中央統戰部說明想“專治文史”，此時毛澤東第三次落筆，寫給李維漢：“策成老先生愿來京供職，可酌情安置文史研究館。”短短數語，卻把安排定得明明白白。1951年夏，政務院頒下聘書，請劉策成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周恩來親筆落款，足見敬重。

那年立秋前夕，劉策成抵京。中南海豐澤園迎來久雨初晴，毛澤東特地站在門口等人。車門一開，兩人四目相對，竟都沉默片刻。毛澤東握著老師的手，只說了一句：“二十八年未見，您辛苦了。”劉策成眼眶微紅，回了一聲：“教書的，怎敢當主席記掛。”這一幕，被在場的徐特立悄悄寫進日記。

午宴很簡樸，幾樣湘味小菜，一壺自釀糯米酒。席間毛澤東舉杯：“策成先生，若無當年您那一封暗信，今日何來新中國？”劉策成擺手：“救人是常道，豈敢邀功？”兩位長者相視一笑，往事如煙，卻也刻骨。

劉策成在北京的幾年，全身心投入《莊子集解》與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每隔數月，他就把新編稿送去中南海，請毛澤東批改。毛澤東總是批上幾句深夜手書，再讓人送回。“先生之作，字字珠璣”，簡短贊語，卻令作者精神大振。

1957年9月，劉策成病逝于北京醫院，終年七十四歲。噩耗傳到中南海，毛澤東沉默良久，只讓人小聲取來那口北極熊皮箱，撫摸片刻，又緩緩合上。此后提筆，在舊日相贈《莊子集解》扉頁寫下八個字：師友如在，典冊長存。

趙恒惕的槍桿子終究沒能消滅毛澤東，而劉策成守住的，卻是一段跨越政潮的師生情。1950年那封求職信，不過是情誼的續章；毛澤東三封回函，也寫下了“恩義可托”的信任。對后人來說，比起驚心動魄的生死救助，更值得玩味的，是那份在大時代波折中仍能堅守的風骨與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