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79年被判刑13年，死后10萬人沿途叩頭送葬

1978年臘月的一天深夜，開封監獄的鐵門“哐”地合上，51歲的張欽禮被推進看守所。墻角風沙刮進來，他捂住咳嗽，卻還是先問管教一句：“蘭考今年收成咋樣？”那名管教愣了愣，回道：“聽說又是一季黃河水灌田，畝產挺穩。”張欽禮這才放下心，席地而坐。誰也想不到，這位當年騎破車跑遍全縣的河南最年輕縣長，如今成了囚徒。

時間撥回二十九年前。1949年仲夏，22歲的張欽禮被委任為考城縣縣長。那時的豫東平原還處處殘留著戰爭的痕跡，百廢待興。公文堆著，但他更信“走著辦公”。頂著烈日，蹬著掉漆的舊捷安特，自北到南挨村巡，看水井是否塌方，看學堂是否漏雨。村里老人說起他，總愛提那件事：紅廟鎮鬧缺水，村民挑水得步行五里地。張欽禮擼起袖子帶人打井，三個月后清水噴涌，他把車鈴一摁，孩子們歡呼，狗也跟著亂叫。

蘭考的苦日子是1953年那場大旱徹底揭開的。河床龜裂、鹽堿翻涌，風沙裹起玉米苗，白茫茫一層。張欽禮帶隊在黃河邊筑堤，引水進渠。白晝扛麻袋，夜里臥草棚。三天三夜沒合眼，倒下后醒來的第一句話只有四個字：“渠口多深？”縣里的騾馬累癱了，他干脆把自己的自行車輪胎卸下當滾筒，幫民工碾土。

可他太直。他在1957年秋糧征購會上頂撞上級：“畝產一百來斤的鹽堿地硬說千斤，票子好寫，糧食咋來？！”話音剛落，會場鴉雀無聲。結果可想而知：批斗、帽子、下放。張欽禮背起鋪蓋卷趕到紅廟公社勞動，身份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可遇見五保戶脖子上長膿瘡，他還是一句“我是蘭考的娃”，背起老人走二十里送醫。醫生嘆氣，他扯開破棉襖：“病都在一處治，人也一樣。”

1962年1月，一輛吉普車在風雪中闖進了紅廟。車門一開，焦裕祿一頭鉆進土屋，腳底的雪水瞬間化泥。兩人對坐一夜，帳篷燈下的煙圈升騰又散。張欽禮把十年筆記攤在炕上：“先固沙，后排澇，再改鹽堿。”焦裕祿握著他的手，聲音沙啞：“老張，這回可得真干成！”從那天起，一個抓思想、一個壘河埽，兩人像擰緊的螺母，把蘭考三害一步步啃下。

在東壩頭，沙丘高過房脊。張欽禮帶著鄉親先插柳，再鋪稻草，壓上黃土，人稱“貼膏藥”。手上裂口見白骨，他只扯塊布隨便一纏。治理鹽堿地更難，他把沙子、草木灰、羊糞混合，翻進寸草不生的鹽殼壤里，再引黃河水慢慢滲。百來次試驗后，第一茬青麥抬頭，鄉親們搶著搬來自家被褥，非要讓張縣長“躺在麥垛上享福”，他哈哈大笑，依舊蹲田埂上掐苗看墑情。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病逝。彌留之際，拉著張欽禮嘶啞道：“沙還沒穩，你頂上。”那只曾在黃河堤上磨出老繭的手，漸漸無力垂落。張欽禮淚未擦，就套上膠鞋奔現場：“先守住東壩頭，再啃鹽堿！”三年后，蘭考泡桐林成排成行，飛沙被壓進地里，新開墾的良田里，麥浪滾過黃河岸。

然而政治風向再度突變。1978年初，張欽禮被指“歷史問題”遭逮捕。手銬扣上那瞬間，他僅留一句“務必看住泡桐樹”，便被押走。消息一到蘭考，四個農民抄起家里烙好的燒餅，徒步百余里趕監獄，跪了一天也要見他。“張縣長，我們來瞧你！”他們終于見到消瘦得像干枝的老書記。五個人抱頭，淚流一片。探監配給的十分鐘里，張欽禮把省下的飯票塞回去：“買幾斤良種，春分前下地。”

鐵窗擋不住思鄉。他在牢里用炭條記錄防風林的行距、水渠的坡比，卷成小筒托人帶出。有人勸他保重身體，他搖頭：“樹死了，莊稼還怎么種？”偏偏天公不作美，1983年那片泡桐林果真被風刮倒大半。他聽說后徹夜難眠，甚至寫信告誡鄉親“務必重新植秧，防沙不可停”。

1990年冬，張欽禮帶著滿身病痛“保外就醫”，回到蘭考。車站人山人海，簇擁著這個瘦削的老人。八旬王大娘攥著他的手，聲音發顫：“娃，你回來了。”他點頭，什么都沒說，只抬頭看了一眼黃河方向，像要確認兩岸沙障是否還在。

回鄉后，他仍住舊土屋。有人勸他進城享清福，他擺手：“地沒徹底好，哪來的清福？”他帶學生實地測土壤含鹽量，手里那本破舊筆記本被汗水浸得卷邊。旁人問他：“都這樣了，還不歇？”他笑，說：“命給蘭考搭上，也不虧。”

2004年10月13日凌晨，張欽禮病逝，終年77歲。靈車駛離殯儀館，沿途三十余里跪滿人群。有人捧麥穗，有人拎半袋鹽堿地里新挖的花生。“張書記，咱送您回家！”號哭聲此起彼伏。送葬隊伍綿延數里，交警不得不臨時封路。報紙次日用“四十余萬人自發送行”作標題，數據或許難核實，但那條老縣道的塵土被淚水浸透，確鑿無疑。

他的墳前，如今立著一百多塊石碑，沒有統一規格，都是鄉親自家鑿刻。一塊灰青石上只寫兩行：“張欽禮——咱的頂梁柱。”碑旁立著那輛掉了漆的老自行車，車鈴依舊脆響。每到春耕，人們順手把新麥掛在車把上，算是一聲問候。有人說，張縣長這一生跌宕，榮辱參半；也有人說，他不過是做了一個縣長該做的事。可在蘭考百姓心里，他和焦裕祿早成了一對分不開的名字：一個引路，一個守土。風起沙平，泡桐成林，那輛舊自行車還在守著靜默的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