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的一次志愿軍戰役檢討會上,一張用紅鉛筆圈出的作戰示意圖被掛在墻上,圖上的兩個名字——“鐵原”“加德山”——在將領們看來仍像灼人的火炭。會上首先被提到的,并不是誰該負全部責任,而是一個問題:若當時第63軍稍一遲疑,志愿軍還能否守住后來被譽為“血色鎖鑰”的鐵原?就此展開的討論,把目光重新拉回那個驚心動魄的五月。
第五次戰役進入第二階段的前夜,5月21日晚,彭德懷電令各兵團就地制止南進,準備后撤。表面上,一個看似周密的部署已經排定:各兵團須各留下掩護部隊,一方面頂住敵軍,一方面保證主力安全轉移。可沒人料到,美第八集團軍司令范弗里特翌日便搶先發起反撲。短短二十四小時的落差讓所有設想瞬間失色,戰場立即變為移動的棋盤,誰稍慢一步,就可能被對手“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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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兵團按預案指定第65軍擔任后衛,63軍與64軍機動北撤。與此完全不同,第三兵團則讓60軍留下阻擊,為兵團八千名未撤運傷員爭取時間。兩條截然不同的退卻路線和任務,埋下了之后所有誤會的種子。
63軍軍部當時位于清平川。5月23日凌晨,“嗡”的一聲,戰役電臺里傳來64軍已過江的信息,接著偵察排報告:“右翼美坦克部隊已插向三德里方向。”會上,有參謀猶豫:“要不要電呈兵團?”傅崇碧把鋼盔往桌上一放,“等批復,時間就沒了,先撤,責任我扛!”簡單一句,止住了爭論。當夜,63軍踩著碎石和夜色北渡,隨即向漣川急行。事實證明,這一步若再拖延半天,全軍很可能被堵在江南。
與此同時,60軍的處境日趨復雜。其左翼的15軍自23日黃昏后突然后撤,北漢江南岸防線出現豁口。兵團電臺卻因頻率故障陷入沉默。除軍部直轄的180師外,另兩個師分別支援12軍與15軍,一時回不了身。韋杰只能讓180師先頂在江南。為了給傷員爭取上船時間,60軍必須硬撐三至五天,這是當時唯一現實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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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拂曉,180師指揮所已經能看到美機滑翔時機翼上的白星。師炮兵火網剛一張開,右翼又傳來壞消息,“左鄰無接防部隊”,意即180師已暴露側背。江面上云霧很重,師長張計發問:“硬守還是搶渡?”參謀長蘇鰲咬牙:“不渡就是死!”這一夜,180師趟過江底亂石,沒帶走一門火炮,卻保住了絕大部分指戰員。
跳出合圍并不意味著安全。25日下午,重新運轉的三兵團指揮所突然發來電報,要求180師在加德山一帶阻擊三晝夜。加德山地圖坐標一眼就能看出孤立,且四周制高點易遭火力環擊。韋杰對身旁警衛低聲嘀咕:“這命令,下得蹊蹺。”可軍令如山,180師回身再頂,被迫陷入新的囚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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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軍坦克鏈條徹底收緊的26日,63軍其實已脫離險境,正在漣川集結。尾隨其后的第7師先鋒憋著勁想抄近道包抄,遭63軍后衛一陣猛烈炮打,被迫停頓。63軍三萬余人核心建制完整,重炮、通訊器材一件未丟,這給即將到來的鐵原阻擊戰積攢了唯一能用的機動力量。倘若當初傅崇碧為“照顧友鄰”延遲北撤,后果不堪設想。
有人因此斷言:63軍“棄友軍不顧”,導致180師被圍;傅崇碧后來在鐵原血戰,是“戴罪立功”。這個說法或許聽著刺激,卻無視當時兩兵團任務的根本差異,更忽略通訊失聯、命令多變、兵團協同失調等關鍵要素。十九兵團司令員楊得志在事后檢討時提到,“未令63軍留部阻敵,待三兵團接防,是最大教訓。”言外之意,63軍壓根沒被要求擔此責。
至于第三兵團內部,戰后檔案顯示,王近山雖身經百戰,但對大縱深機動防御準備不足。加之臨戰電臺故障、傷員拖累、部隊脫節,一系列偶然與必然交織,把180師一步步逼進絕境。若非三兵團在最初24小時內就和63軍、十九兵團保持穩定聯絡,或能協調更合理的接替次序,戰場結局很可能寫出另一種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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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硬的不是人,是時間。”有老兵后來評價撤退階段,“誰抓住先機,誰就能活。”63軍搶在美軍渡江前一步北撤,是對戰場態勢的準確研判。鐵原鏖兵十二晝夜,63軍以兩萬余人擋住十萬敵軍,付出七千余傷亡。若無此前的完整建制,鐵原防線極可能提前崩塌,漢城危矣。
180師遺恨加德山,依舊是抗美援朝戰史無法回避的慘痛篇章。然而把失利簡單推給“鄰軍不作為”,既模糊了高層指揮鏈脫節的教訓,也埋沒了63軍后續浴血阻擊的價值。歷史最怕以偏概全,更怕先入為主。弄清責任鏈條,才能真正敬畏那些犧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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