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記｜故事何以通向理論

沙垚

楊文根

故事何以通向理論

作者 |沙垚、楊文根

作者單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

原文 |

非常榮幸拙文《鄉村數字自主性及其生成機制——以一個電商平臺的經營實踐為例》得以在《社會學研究》2026年第1期發表。這篇文章的初稿完成于2024年底。感謝張樹沁老師的邀請，使我們在技術社會學的年會上有機會發言，分享了“鄉有未來”的故事，并探討了平臺經濟中“大樹底下是否長草”的問題，即在大平臺下沉的背景下，返鄉青年進行數字化創業的可能性。沒想到這一話題引發了多位學者的興趣。2024年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在這一時期前后，平臺經濟的研究焦點逐漸從城市轉向縣域，但大多討論仍集中在“下沉”現象，而較少關注自主平臺的發展。

一直以來，我們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鄉村文化研究，很少涉及平臺經濟。最早認真討論這一議題大約是在2020年冬天。當時，沙垚與河南大學師生前往焦作調研，發現了一個并不算成功的鄉村直播案例。其主要問題在于平臺規則不斷變化，留給小型MCN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加之鄉村物流體系不夠完善，導致該村的直播創業團隊不得不自行開發小程序，并與地方政府合作，動員本地社會資源，建立新的團結機制。

當時，我們是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脈絡下對這個故事進行批判與再批判的。第一層批判指向政治經濟學者對資本和平臺的批評，揭示了隱藏在直播紅利背后的剝削機制和情感勞動。第二層批判則針對此類研究本身。這些研究往往將中國案例簡單用于驗證西方理論，這一點也需要批反思。那么，在批判之后又該走向何處？有些學者強調主播個體的主體性，也有研究者強調國家與制度的調節作用，這些固然重要，但我們思考的是：是否存在一種適度抽象而又能落地的鄉村自主性？因為在多重外部力量的作用下，也許是出于“不得已”，但客觀上城鄉融合在縣域范圍內正在變得越來越有機。而在城鄉碰撞與互補的過程中，必然會涌現出一些帶有自主性色彩的實踐。

恰好在這段時間，我們開始在全國多個縣鄉開展“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的行動研究。在追蹤的多個“青年入鄉”案例中，“鄉有未來”浮現出來。為了生存，被迫返鄉的青年們竭盡所能，動用全部的智慧和資源。為了更好地開展研究，我們不僅采用了傳統的蹲點式田野調查，比如在山村里和經營者同吃、同住、同勞動，還跟隨線索進行流動觀察，追蹤商品、服務、信息、人員等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從而發現場域中的多元行動者，勾勒出他們的行動邏輯。

在寫作過程中，我們和付偉老師有過多次討論。他一直強調：寫一篇論文，就是要“講一個故事，說一個道理”。

“鄉有未來”是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呢？它的做法讓我們感到一連串的興奮：自己養雞、同城配送、通過直播吸引流量再導入私域、動員在地社會關系、借助地方高校作為穩定的人才儲備……不僅身體力行地探索著直播帶貨之后的生產轉向，還解決了鄉村直播人才的來源問題。這些都關系到數字鄉村應如何建設。在自上而下的路徑之外，是否也存在自下而上的可能性？每一個故事都如同一滴水，在陽光之下折射出一個時代。對于學術研究而言，我們需要不斷追問：這個故事背后的“大問題”是什么？這個大問題必然與國家戰略方向和社會痛點問題有著或隱或顯的關聯。否則，研究就會失去“嚼勁”，或者說缺乏“危機感”。

事實上，六七位懷抱理想的青年在條件相對艱苦的山村生活，養雞、種地、做直播，頗有一種新時代的浪漫主義精神。平臺負責人L曾問我們：“你們知道一只雞下一個蛋需要多長時間嗎？”“五秒鐘”，我們脫口而出。他告訴我們，是三十分鐘。我們十分驚訝。我們也曾像人類學家一樣，多次和L在村里的火爐邊談心，希望聽他親自闡述“鄉有未來”的意義。他說，許多二本畢業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人生似乎沒有選擇，但在這個項目中，他看到了許多學生的轉變。他們眼中有了光，心中滿懷對家鄉的情懷和熱愛，而且這是一個可復制、成本非常低的創業選項。此外，文中未提及的是，L出生在這個墾殖場，他的爺爺曾是墾殖場小學的校長，這里的村民不少是當年留下的知青。因此，他主動傳承了知青文化、墾殖文化，他的很多視頻并非為了追逐流量，而是出于某種情懷。

如何講好這個故事？外審專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議。初稿原本的分析框架大致是數字平臺的“組織再造—社會嵌入”，但對于兼具科層制與市場制特征的數字平臺而言，這一框架似乎不夠完善。經評審專家建議，我們改為“流量—供應—主體”的三維分析框架。我們意識到，框架是對故事的結構化呈現，而結構化本身就蘊含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原先側重組織形式變遷和外部環境適應的框架，在思維上仍較為傳統。評審專家敏銳的判斷，幫助我們構建出創新的類型比較，從而支撐起“鄉村數字自主性”這一概念。

行文至此，“故事”之后的“道理”也就呼之欲出。“鄉有未來”和L的故事，都指向了自主性。他不僅自主創業，還自覺傳承文化，并積極帶動社會，主動在政府、高校、村莊以及各種社會關系之間穿針引線。最終，這不僅是他個人主體性的體現，在他爺爺的協調幫助下，村民們也開始養雞；縣城多所中小學的老師、家長們在朋友圈幫忙推廣；縣委組織部也以人才名義給予他政策和身份支持。他以自身為紐帶，串聯起一個若隱若現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很難在學理上明確界定，但身臨其境時，卻能真切感受到。

在評審過程中，無論是外審專家還是編輯部，都反復追問：鄉村數字自主性和傳統的鄉村自主性有什么區別？我們意識到，一方面，原創概念是在和理論脈絡對話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另一方面，僅僅提出概念是不夠的，還需要在追問中闡釋這一概念的具體貢獻。數字時代放大了鄉村自主性中原本存在卻常被忽視的開放性。20世紀以來，鄉村經歷了數次革命性變遷，但在每一個發展階段的橫截面上，鄉村始終在保持自身傳統和習俗的同時，秉持一種面向未來的姿態，并在各種權力關系的夾縫中開辟出具有自主性的行動空間。鄉村數字自主性是一個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尤其是當人工智能進入鄉村，又將帶來哪些新情況，碰撞出怎樣的智慧？

最后，我們還想提出一個自己的觀點：鄉村研究不僅應關注傳統鄉村的代表性，也應關注現代化鄉村的示范性。今天的鄉村依然存在許多空心化、留守問題以及返貧風險，這些當然值得深入研究。但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同樣是緊迫的使命。中國鄉村應走向何方，需要當代學者共同探索，因此必須做面向未來的學問，發現未來可能性的問題，并提前作出自己的判斷。在這一邏輯下，“鄉有未來”具有其學術意義。盡管從產業規模來看，很難說它是成功的；但它回應了重要問題，給出了方法，提示了方向。

感謝外審專家、感謝編輯部老師。在從投稿到發表的過程中，我們深刻體會到如何深化思維、提煉原創理論，這是構建中國學派所必須的素養和路徑。空洞的口號無法建成中國學派，它需要許多具體的原創概念來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