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緣何入選？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河北張家口市鄭家溝一號積石冢出土的玉龍。

工作人員正在整理新疆溫泉縣呼斯塔遺址東區墓地的出土人骨。

河北陽原縣新廟莊舊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裝飾品。

山東青島市瑯琊臺遺址出土的秦代大型夔紋瓦當。

河南新鄭市裴李崗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陶塑。

新疆吐魯番市巴達木東墓群出土的葵形鎏金銀粉盒。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發布“2025年中國考古新成果”。河北陽原縣新廟莊舊石器時代遺址、河南新鄭市裴李崗石器時代遺址、河北張家口市鄭家溝紅山文化遺址、新疆溫泉縣呼斯塔青銅時代遺址、山東青島市瑯琊臺戰國秦漢時期遺址、新疆吐魯番市巴達木東晉唐時期墓群6個項目入選。這些新成果不僅刷新了相關歷史認知，還勾勒出綿延不絕的文明長卷。

河北陽原縣新廟莊舊石器時代遺址

勾勒東方人類演化圖景

被譽為“東方人類的故鄉”、位于中國冀西北的泥河灣盆地以舊石器時代古人類文化遺址豐富而聞名于世，新廟莊舊石器時代遺址即為泥河灣遺址群的一處重要地點。從地理位置看，該遺址處于一個獨特的地理單元——分布于泥河灣盆地中部南緣的深山中。

2月4日，這處地處深山的遺址入選“2025年中國考古新成果”。無論在成果匯報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考古研究部主任王法崗的眼中，還是在點評專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的判斷中，該遺址都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在高星看來，這是“老遺址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但在這收獲的背后，是考古隊員的艱苦工作。因遺址所在村莊整體搬遷，沒有方便的條件，而且進出遺址要通過12公里的山路……雖在發掘過程中面臨種種挑戰，但那些“柳暗花明”的驚喜在考古隊員的心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記。

也正因為地處偏僻，新廟莊遺址曾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1986年，新廟莊遺址迎來第一次考古發掘。之后的數十年中，考古人苦苦尋找，卻未見其蹤影，一直到2015年才被重新找到。2016年至201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對該遺址開展了專題調查，遺址內涵得到極大豐富。

2022年，新廟莊遺址迎來一個新的起點。從這一年開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等單位開展持續發掘，遺址的面貌日益清晰。

“我們在2022至2025年連續發掘2至5號、20號地點，并開展了系統的光釋光、碳十四測年與環境分析等多學科研究，確認距今12萬年至1.3萬年間的6期、11個階段的遺存，包含石片石器、莫斯特技術風格石器、石葉、小石葉、細石葉、楔形細石核細石葉等石器技術，早期繼承古老石器技術，后又發展、變革，多種石器技術為華北首次發現。”王法崗說，“為探索華北現代人的起源與演化、舊—新石器過渡提供了系統材料，構建起了華北地區晚更新世古人類演化的文化序列。”

在華北首次發現莫斯特技術風格石器、發現東亞最早的小石葉技術、揭示了細石葉技術發展演變的關鍵證據、發現系列早期“熱處理”技術、發現鴕鳥蛋皮串珠類裝飾品……新廟莊遺址的這些重要發現系統性地展示和勾勒了東方人類演化圖景。“由此可以說，在現代人起源與擴散的關鍵階段，東方人類并非被動接受者，而是充滿創新與融合能力的能動主體。”王法崗說。

河南新鄭市裴李崗石器時代遺址

舊石器時代晚期已開始利用植物纖維

在此次入選項目中，河南新鄭市裴李崗石器時代遺址榜上有名。

嵩山東麓地區是裴李崗文化分布的核心區，也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密集分布區。

“既往發掘和新的調查顯示，裴李崗遺址下層極有可能存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武笑迎介紹，為全面了解遺址聚落布局、文化內涵、生業經濟、社會組織結構以及裴李崗文化的來源，探索中原地區舊—新石器過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對裴李崗遺址展開新一輪考古發掘和研究，確認了遺址下層存在連續、深厚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年代為距今3.6萬至1.4萬年。

據武笑迎介紹，根據地層堆積和出土遺物演變，將舊石器時代遺存分為3個階段：早段距今3.6萬至2.9萬年，遺物以簡單小石片石器為主；中段距今2.9萬至2.2萬年，遺物較為豐富，新出現細石器技術，以錐形、半錐形細石核為主，同時發現有鴕鳥蛋殼串珠加工全流程遺物；晚段距今2.2萬至1.4萬年，細石器技術繼續延續，以小楔形細石核為主。

“從出土遺物看，石磨盤、小型串珠飾品、楔形石核等與裴李崗文化同類型遺物可能存在一定的演進關系，為探索中原地區舊—新石器過渡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武笑迎說。

值得關注的是，遺址出土的人面陶塑和“之”字紋陶罐與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具有一定聯系。其中人面獠牙像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之一，可能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神面形象的源頭之一，為研究原始藝術和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實物材料。

同時，遺址還發現了采用水稻為原料的紅曲霉發酵技術釀酒的證據，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以陶小口尖底瓶進行釀酒實踐的證據，為探索仰韶文化尖底瓶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根據武笑迎的介紹，在墓葬中還成功識別出一組器物，可能與紡織生產纖維、染色織布制衣有關，表明植物纖維利用的歷史還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這也是點評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弛的關注點之一。在他看來，未來可以在這方面開展進一步的細致研究。

河北張家口市鄭家溝紅山文化遺址

延長紅山文化年代下限

鄭家溝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鄭家溝村西100米處的高地上，處于“三山兩河”之間。

據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館員龔湛清介紹，經調查，在鄭家溝村周邊3平方公里范圍內，發現7個地點，共計9座積石冢。

此次發掘的一號冢位于遺址東部，發現于2021年底。2022年至2025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其進行了搶救性清理、發掘。4年時間共揭露出石護墻四重、土臺三級，發掘墓葬90余座，祭祀坑180余座，出土遺物600余件（套）。這是首次在遠離紅山文化分布核心區域發掘的積石冢遺跡。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向明表示，鄭家溝遺址為認識紅山文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冢上出土的器物多為祭祀、陪葬性質遺存，極少生活用器，質地主要為陶、玉、石、骨、蚌等。此外，冢內還出土了大量用蚌、珍珠、螺等制成的飾品，多數為穿孔佩戴，也有與天河石搭配鑲嵌使用的。”龔湛清說。

據龔湛清介紹，本次考古發掘出土器物中最有特色的一件當為“彩繪熊首泥塑”，寬約20厘米，長約25厘米，通過塑形、鋪設彩色石塊、涂刷白灰地仗層、彩繪等步驟制成。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對其開展了曲面熒光掃描，發現了鈣、鐵、錳、鈦等化學元素，表明其表面彩繪可能由白、紅、黑等顏色構成，其制作工藝、結構、彩繪方法與遼寧牛河梁女神廟內出土壁畫相似。

而且，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河北醫科大學都對冢內出土的24例人骨個體進行了全基因組測序，研究表明鄭家溝人群與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人群具有很強的遺傳聯系，應屬同一族群。

龔湛清表示，這批遺存的發現，表明冀西北地區可能是紅山文化晚期人群活動的重要區域，這不僅延長了紅山文化的年代下限，還大大擴展了紅山文化人群的活動范圍，揭示出紅山文化由東北向西南發展的新趨勢。

新疆溫泉縣呼斯塔青銅時代遺址

青銅時代晚期大型聚落

呼斯塔遺址位于阿拉套山南麓，自2016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對該遺址開展持續考古工作。

歷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表明，呼斯塔遺址是一處由核心區城址、墓地，以及核心區外圍遺跡構成的面積超過12平方公里的大型聚落，其主體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屬于青銅時代晚期。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民族與宗教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王鵬介紹，核心區的城址被石砌城墻包圍，面積約5萬平方米，結構復雜、配套完備，是西天山地區罕見的青銅時代晚期核心聚落。

東區墓地位于遺址東南部的大呼斯塔山下，墓葬分布密集，總數達百余座。一號冢是其中一座大型石圍封土墓，年代比核心區城址早1000多年，是新疆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青銅時代遺存之一。

根據王鵬的成果匯報，可以得知一號冢內出土遺物包括石人、權杖、權杖頭、陶“香爐”、木器、銅刀等以及大量質地不同（銅、綠松石、瑪瑙等）的耳環、串珠、墜飾等裝飾品，共計300余件（套）。而且，一號冢保存了大量的人骨遺存，為探討西部天山地區青銅時代人群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線索。

當時的居民如何生活？這從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標本可窺見一斑。“遺址中出土的可鑒定種屬的動物骨骼標本中，家養動物羊約占3/4，黃牛約占1/4，這說明當時居民所依賴的是以畜養牛羊為主的畜牧業經濟。”王鵬說。

王鵬表示，雖然同一時期的墓葬近年來在周邊地區也有發現，但該墓規模大，形制極為特殊，前所未見，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山東青島市瑯琊臺戰國秦漢時期遺址

實證文獻中秦始皇筑瑯琊臺的記載

瑯琊臺遺址位于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南部，三面臨海，中心為海拔183.4米的山峰。2019年至2025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共同對遺址進行持續主動性考古發掘。

據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戰國秦漢考古研究室主任呂凱介紹，瑯琊臺遺址是由山頂高臺建筑和山下院落構成的“秦修漢葺”的高等級建筑群遺址。

“根據判斷，山頂與山下建筑同時營建，但功能或存在差異：山頂高臺建筑強調禮制意義，山下院落則更具生活功能。”呂凱說。

遺址出土大量建筑類遺物，可分為兩期：第一期為秦代，以云紋瓦當等為代表；第二期為西漢時期，主要為瓦棱紋瓦和菱形紋磚等。秦代遺物中見龍紋空心磚等高等級建筑構件，可證實文獻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萬戶”筑“瑯琊臺”的記載。

值得一提的是，時代明確的秦代窯址的發現，不僅為遺址斷代和分期提供了準確依據，還充分展現了中央集權下資源調配方式與標準化生產制度。

呂凱表示，經過對遺址的數年考古發掘，實證了文獻中秦始皇東巡和筑瑯琊臺的記載。瑯琊臺是目前發現的我國東部地區時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秦代國家工程。同時，考古發掘填補了秦漢時期關中以外高臺建筑考古的空白。

“考古發現串聯起秦始皇東巡海疆、筑臺立石及移民設郡等重要歷史事件，反映了秦漢時期的海疆觀念，既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見證，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的鮮活案例。”呂凱說。

新疆吐魯番市巴達木東晉唐時期墓群

見證唐代絲路貿易的繁盛

巴達木東墓群是一處晉唐時期的墓葬遺存。2022年至202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吐魯番學研究院聯合對該墓群開展持續性主動發掘，共清理十六國墓葬18座、唐代墓葬9座，出土各類遺物600余件（組），其中包括墓志2合、木券1組，為深入研究晉唐時期國家治理、文化融合、絲路交流提供了關鍵性實物資料。

“墓地發掘出2座唐代高等級官員墓，即北庭副都護程奐墓以及西州都督府長史李重暉墓。其墓志內容對當時局勢有詳細記載，確證了安史之亂后唐朝對西域的持續管轄與治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技術部主任、研究館員尚玉平說。

唐墓隨葬器物也是巴達木東墓群的重要考古發現，它們以彩繪泥俑為主，主要有“四神十二時”俑、男女立俑及馬、牛、駝等動物俑，是新疆地區唐墓出土數量最多、種類最全、保存最完好的泥俑組合。此外，口含、手握錢幣的喪葬習俗在墓葬中普遍存在，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色。這些都展現了西域社會對中原文化的認同。

墓中出土錢幣中，有唐朝流通的開元通寶、乾元重寶，也有波斯銀幣、拜占庭金幣等外來貨幣，還發現希臘、波斯風格的三耳綠釉罐，以及中原特色的金銀平脫花鳥紋銅鏡、銀平脫葵形漆盒等。

“泥俑、陶器、木券、金銀器、錢幣、銅鏡、漆器……墓群豐富的出土遺物，是多元文化交匯的鮮明印記，見證了絲綢之路貿易的繁盛。”尚玉平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民族與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郭物表示，巴達木東墓群墓葬結構清晰，文化面貌多樣，內涵極其豐富。多件器物尚屬首次發現，填補了唐時期喪葬習俗的空白，再現了西域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歷史場景，闡釋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與包容性，見證了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治理。（記者 趙曉霞）

（本文配圖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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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02月09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