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子”母親竟是著名雙槍女將！羅榮桓親自贈槍，建國后6次出國

1954年5月的北京站，人群里總有人望向那位身著呢子軍裝、背負公文包的蒙古族女干部——她正跟隨全國婦聯代表團踏上去哥本哈根的列車。同行記者低聲嘀咕：“這就是《小兵張嘎》里那個小娃娃的母親？聽說當年她在東北兩把駁殼槍打得匪徒抬不起頭。”幾句隨口的議論，把人們拉回戰火紛飛的歲月，也拉開了烏蘭傳奇的一幕幕。

1922年9月5日，烏蘭出生在遼寧朝陽縣鳳凰山下的蒙古族牧戶人家，蒙古名叫“寶力格”，意為泉水。她在草浪與駝鈴中長大，騎術驚人，臂力過人。父親早年從軍，因反袁活動鋃鐺入獄，母女被迫隨家眷遷至北平，在胡同深處苦度時光。讀書期間，她接觸進步師長，參加“一二·九”運動，從此埋下反抗的種子。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十八歲的烏蘭不肯忍氣，被推選進爆破小組。那年冬天，她與同伴埋伏在西單中原公司門口，點燃的炸藥把日偽倉庫炸出沖天火焰。幾次行動震動北平，特務窮追不舍，組織決定送她南下。1938年秋，她在天津登上英國輪船，經香港、武漢輾轉西安，步行一周翻越子午嶺，于9月抵達延安，成為抗大新學員。

延河邊的歲月短暫而密集。烏蘭在抗大救亡室負責聯絡，又在女子大學新聞系補習理論。她說話輕聲細語，可課堂上對國統區黑暗統治的批判卻犀利如刀。1940年底，她奉命只身潛返內蒙古，在伊克昭盟做交通站工作。第二年春天，日偽與地方匪幫加緊搜捕，中途與舊識、地下黨員克力更意外交匯，兩人策馬風塵，一邊傳遞情報，一邊謀劃武裝自救。

槍聲從草海深處傳來。1941年夏，烏蘭憑著“十三槍十三馬”，在卓索圖盟拉起一支騎兵武工隊。只兩個月，隊伍擴充到百余騎，很快被編入內蒙古人民自衛軍第十一支隊，烏蘭竟成了我軍史冊上第一位女騎兵政委。那年九月，“大刀會”匪首王子明率眾來犯，烏蘭揮雙槍迎戰，鏖兵半日，匪眾潰散。王子明逃出重圍，邊跑邊嚎：“那領頭的女魔頭，克星！”這句抱怨成了她打響名號的最早“官方認證”。

1941年冬，烏蘭與克力更雙雙調回延安，進入西北局少數民族問題研究室。窯洞內外，二人總被同學打趣“形影不離”。大雪夜，警衛換崗時常聽見她俏皮地嗔道：“天太冷，你敢不敢搶我帽子？”“敢！”短短兩字對話，后來被同窗寫進回憶錄。1942年元旦，兩人在延河岸邊的小石屋里成婚，毛巾當帔，戰友當伴郎，簡樸卻熱烈。

抗戰勝利后，烏蘭受命回到熱遼前線剿匪。她慣騎青馬，不用馬鞍，翻身上馬前故意讓坐騎先跑幾步，借慣性躍鞍——這是老獵戶教的“懸蹬法”，能避冷槍。1946年春，她端著兩支駁殼槍突入沙坨子，生擒“打一面”匪首。俘虜被押出時嚎叫：“我槍不離身，今日敗在黑心娘兒！”這句粗話傳遍高原，成了草原評書的彩頭。

遼沈戰役打響，第四野戰軍需要一員熟地形、懂蒙漢、能機動的突擊隊長，烏蘭被點名。1948年10月，她率騎兵配合步軍圍堵廖耀湘兵團，戰后獲“英勇獎章”。羅榮桓政委專程到營地，遞上一支蘇制沖鋒槍：“女同志，火力得跟上。”烏蘭接槍，刷地立正：“保證完成任務！”這不是客套，她讓機槍手把彈鏈固定在馬鞍，兩天后就用那把槍掩護友鄰連渡過遼河。

建國伊始，內蒙古的剿匪掃荒仍在繼續。克力更調任二〇軍分區，夫妻倆常年分隔。1949年冬，他們在五間房礦區短暫相聚。離別前，烏蘭把心愛的棗騮馬讓給丈夫，自己翻身上了年輕的青馬。月色蒼茫，她昂手一揮：“打到哪算哪，終有再會。”蹄聲漸遠，馬尾卷起地面薄雪，她的長辮在風里如黑緞飄揚。

1951年，因在民族工作中的突出表現，烏蘭被調入中央機關。此后十年中，她六次出訪匈牙利、丹麥、日本、緬甸等國，作為中國婦女代表參加世界婦女大會、亞非作協會議。記者們最愛請她談騎兵突擊的往事，她卻總把話鋒引向民族團結與婦女教育——“槍聲終要停，書聲得響。”這大抵是她的信條。

電影《小兵張嘎》于1963年在銀幕亮相，飾演嘎子的少年安吉斯正是她的兒子。片場外，烏蘭偶爾探班，仍挽那條被戰友稱贊的油亮長辮子。有人勸她剪個新式短發，她擺手：“刀子剪掉了發，可剪不掉草原。”這句話逗得導演直樂，干脆把嘎子的倔脾氣改得更烈，更像母親。

1987年4月5日，烏蘭病逝北京，終年六十八歲。內蒙古老兵自發趕來送行，一支老式三眼銃鳴了三聲，送走他們心中的“草原穆桂英”。出殯那天，春雨細落，天安門廣場的國旗下，半旗低垂，她最后一次沉入祖國懷抱，仿佛那條揮舞半生的烏亮長辮，也在風里輕輕搖曳。